他逃往國外安享晚年，活埋了5000紅軍，如今國內竟還有人紀念他！

一箱箱的金條從中國西北的黃土地上被裝上飛機，飛向了遙遠的中東。

而在飛機起飛的跑道之下，那片土地里，還埋著成千上萬具連姓名都未能留下的白骨。

這黃金與白骨的主人，是同一個人。

這個故事，得從青海說起。

二十世紀初的青海，地圖上是中國的一塊地方，實際上是個獨立王國。

在這里，中央政府的命令還不如一張廢紙管用。

說了算的，是姓馬的一家人，人稱“馬家軍”。

馬步芳，就是這個家族里最狠的一匹狼。

他爹馬麒是打江山的老手，靠著槍桿子和復雜的家族關系，把青海經營得跟自家的后院一樣。

馬步芳從小耳濡目染的不是四書五經，而是馬刀怎么劈、槍怎么響，還有權力這東西到底有多好使。

他的世界里沒有那么多大道理，就一條：誰的拳頭硬，誰就是規矩。

二十來歲，他就借著“平叛”的名義，在青海的玉樹地區搞了一場大清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

這事兒給他換來了實權，也讓他嘗到了用暴力解決問題的甜頭。

從那以后，他就一發不可收拾。

到1938年，他爹死了，哥哥也靠邊站了，整個青海成了他一個人的。

軍、政、財、教，所有權力都抓在他手里。

南京那邊給他個“青海省主席”的頭銜，他樂呵呵地收下，但心里清楚，在這片地上，他才是真正的王。

他統治下的青海，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老百姓被他搜刮得底朝天，財富像溪流一樣匯入他的金庫。

時間撥回到1936年的冬天。

一支不一樣的軍隊踏進了他的地盤。

這支軍隊叫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兩萬多人，剛走完兩萬五千里長征，個個又累又乏，身上的棉衣比紙還薄，槍里的子彈更是沒幾發。

他們的任務很簡單，也很重要：往西走，穿過河西走廊，到新疆去，打通跟蘇聯的聯系，給當時的中國革命找一條后路。

但在馬步芳的眼里，這支軍隊的到來，跟天塌下來沒什么兩樣。

他才不管什么抗日，什么民族大義。

他的邏輯簡單粗暴：這是我的地盤，你們帶著槍進來，就是來搶我飯碗的。

那就沒什么好說的了，打。

命令一下，他手底下最精銳的騎兵部隊，像黑色的旋風一樣卷向了河西走廊。

這是一場從一開始就不對等的廝殺。

一邊是馬家軍，騎著高頭大馬，吃得飽穿得暖，武器精良，而且是在自己家門口作戰，地形熟得閉著眼睛都能跑。

另一邊是紅軍，兩條腿跑路，餓著肚子，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里，手里拿的常常是空膛的槍。

戰斗的慘烈，現在的文字很難完全描述。

在古浪城下，紅九軍兩千多人，幾乎全部戰死。

子彈打光了，就用大刀和石頭。

城墻被炮轟開一個口子，戰士們就用身體往上堵。

師長王海清腸子都被打出來了，還捂著肚子繼續指揮，最后從城墻上摔下去犧牲了。

在高臺，紅五軍軍長董振堂帶著三千人守城。

這位從國民黨軍陣營里起義過來的將領，骨頭比鋼鐵還硬。

馬家軍圍著城打了九天九夜，攻不下來。

最后，馬步芳想出了一個陰毒的招數：他們抓來幾百頭牦牛，灌醉了，在牛角上綁上鋒利的尖刀，然后點燃牛尾巴上的鞭炮，驅趕著這些瘋牛去撞城門。

城破之后，董振堂和剩下的戰士在巷子里跟敵人肉搏，打到最后一顆子彈，舉槍自盡。

馬步芳還不解恨，下令把他的人頭割下來，掛在城門上示眾。

最絕望的陣地是倪家營子。

西路軍剩下的人被六倍于己的馬家軍圍在一個平地上，連個像樣的掩體都沒有。

戰士們就在雪地里挖坑，用凍土和戰友的尸體當工事。

餓了就啃皮帶、煮馬鞍，渴了就抓一把雪塞進嘴里。

很多人的腳和鞋子凍在了一起，一動彈就是一片血肉模糊。

四十多天的圍困，馬家軍的騎兵發動了一次又一次沖鋒，雪地被血染紅，又凍成暗紅色的冰。

最終，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

兩萬一千八百人出征，戰死的有七千多，被俘虜的有一萬兩千多，只有幾百人僥幸逃了出去。

那條本該通往希望的河西走廊，成了一座巨大的露天墳場。

對于那些被俘的一萬多名紅軍戰士來說，戰斗的結束，只是另一場噩夢的開始。

馬步芳看著這些雖然衣衫襤褸、但眼神里還帶著火的俘虜，心里沒有半點對軍人的尊重，只有一種要把這火苗徹底踩滅的快感。

他下達的命令，在整個人類戰爭史上都算得上是罕見的殘忍。

在張掖城外的戈壁灘上，馬家軍挖開了一個又一個巨大的沙坑。

紅軍戰俘們被反綁著雙手，一批批地推下去。

黃沙埋到胸口的時候，坑里還能聽到有人在唱《國際歌》。

喪心病狂的馬家軍士兵，要么用刺刀往下捅，要么干脆往坑里扔手榴彈和迫擊炮彈。

據后來當地的老人說，那幾年，那片地方的沙子踩上去都是黏的，空氣里總有一股散不掉的腥味。

就這樣，超過五千名紅軍戰俘被活活埋掉。

剩下的俘虜，命運同樣悲慘。

男的，有的被當成馬家軍練刺殺的活靶子，有的被活活凍死、燒死，或者被強迫去做苦力，直到累死。

而被俘的女紅軍戰士們的遭遇，更是難以啟齒。

她們被馬步芳和他手下的軍官們像戰利品一樣瓜分，當作奴隸和玩物，遭受了無盡的凌辱和虐待。

時間快進到1949年。

解放軍的炮聲已經傳到了蘭州。

這位統治西北幾十年的“土皇帝”，末日到了。

他沒有像董振堂那樣戰死沙場，也沒有選擇為他的“馬家王朝”流盡最后一滴血。

他選擇了逃跑，這是最符合他本性的選擇。

在蘭州戰役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已經安排好了后路。

他動用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飛機，把他幾十年里從青海人民身上搜刮來的財富——金條、銀元、珍寶、古董，塞得滿滿當當。

據說光黃金就有好幾噸。

當飛機轟鳴著從蘭州機場起飛時，他大概不會再看一眼腳下這片土地，也根本不會想起，這片土地里還埋著他親手制造的無數冤魂。

他先是去了香港，然后輾轉埃及，最后在沙特阿拉伯落了腳。

靠著那些沾滿了鮮血的財富，他在異國他鄉過上了極其奢華的生活。

住豪宅，開豪車，娶了好幾個年輕的妻子，身邊仆人成群。

1975年，這個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在沙特阿拉伯吉達的一家醫院里病死，終年72歲。

他死在舒適的病床上，得到了一個所謂的“善終”。

奇怪的是，幾十年后，一些聲音開始出現，試圖重新描繪馬步芳的形象。

有人說他雖然手段殘忍，但在青海也搞了些“建設”，修了公路，開了工廠。

他當年在西寧為自己修建的豪華公館“馨廬”，現在成了一個旅游景點。

在一些導游的嘴里，他甚至成了一個有魄力、有建樹的“地方領袖”。

這種說法很迷惑人。

修了幾條路，就能抵消幾千條人命嗎？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那歷史上很多雙手沾滿鮮血的戰爭狂人，是不是也能因為搞過一些基礎建設而被“功過相抵”呢？

有些事情，是不能用“功”和“過”來簡單計算的。

有些罪惡，是任何建設都無法掩蓋的。

今天，人們可以去參觀他的公館，看看那里的奢華，但不能不知道，砌起那座公館的每一塊磚，都浸透著當年青海人民的血汗和河西走廊里紅軍戰士的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