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養女鄧金娜從越南到北京看望郝治平：媽媽，我太不知好歹

1983年6月15日清晨，北京西直門長途車站仍帶著夜雨未散的涼意。一位中年女子挽著十二三歲的男孩走出出站口，兩人肩上的舊帆布包早被汗水浸濕。女子就是闊別祖國二十余年的鄧金娜，男孩是她的大兒子李銳。母子倆沒有停歇，直接打車奔向阜成門外那棟灰色筒子樓——郝治平的寓所。

門鈴響過三下，里頭傳出細碎腳步聲。門一開，鄧金娜沖口說的卻是俄語：“Mama。”隨后她迅速改成略帶河南口音的普通話：“媽媽，我太不知好歹……”這一刻，昔日公安部長羅瑞卿夫婦撫養大的女孩與老母親重逢，擁抱在狹窄門廊里，時間像被頓住。

重逢場景溫熱而短暫，往事卻如潮水涌回。三十三年前，也就是1950年春天，羅瑞卿出差廣東。在廣州大東門碼頭他遇到久別的鄧發遺孀。對方遞上一張孩子的登記證明，語速極快：“瑞卿同志，金娜從莫斯科兒童院回來了，可南方悶熱，她?？人?，能否帶去北京念書？”那天傍晚，羅瑞卿給北京的郝治平寫信，信里話鋒一轉：“家里雖已八個孩子，再添一個也得擔著?！币痪洹芭文悴灰治液霉荛e事”可見他的躊躇。

信到京城，比人先一步抵達。郝治平抱著七個月大的“朵朵”站在西長安街官舍門口，看見戴棉布小帽的金娜提著皮箱，下意識地先把孩子塞給保姆，然后牽過金娜的手。沒有客套，開門、進屋、分床位，母女關系就此奠定。

1950年代前半葉，新中國百廢待興，羅家院子里卻總能聽見洋娃娃衣裙嘩啦聲。金娜擅長針線，她給米什卡熊縫小軍裝，給自己裁蘇式連衣裙，郝治平看在眼里，幾回悄悄把稀缺布票塞進女孩書本。羅家八個孩子對此習以為常，甚至調侃“老九最得寵”。

進入高中，金娜的社交圈驟然擴大。一起從蘇聯回國的任潔、葉麒麟、博濤等烈士子女常聚舞會。凌晨兩點返家、腳步踢噠噠的高跟鞋聲讓郝治平寢食難安。多次勸說無果后，她嘆氣對丈夫說：“女大不中留，你去說。”羅瑞卿卻擺手：“別嚇著孩子，好好談戀愛無妨。”

1960年夏天，北京師大附中一場畢業匯演上，金娜邂逅身著越南民族服的李新華。兩人對話夾雜英語與法語，旁人聽著費勁，他們卻興味盎然。羅瑞卿獲知后，先問“這小伙父親是誰”，得知對方父親李班與周總理相識，這位向來謹慎的老將點頭作罷。

1965年4月，金娜和李新華按照越南禮俗在河內舉行婚禮，證婚人是越南駐華大使潘儒興。郝治平寄去的嫁妝只有一本《洗兵馬》詩抄和一條黃緞子桌旗，卻附了手寫便箋：“愿你不負青春，不負家國。”

戰爭陰云很快籠罩他們的新生活。1966年美軍升級轟炸，李新華被抽調南方戰區，金娜帶著新生兒躲進地下掩體。斷糧時，她把僅存的牛奶兌水分三餐；最難熬的夜里，她靠背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穩住情緒。那幾年，國內的羅家也屢次提起金娜，唯恐她在炮火中另成孤雛。

1978年8月3日，羅瑞卿病逝。由于通信阻隔，噩耗遲遲未傳到河內。直到1983年春，金娜的親生母親病故，越南當局同意她回國奔喪，她才猛然得知養父已離世五年。她在海防碼頭脫下戴十八年的金戒指，當場賣掉補路費。事后回憶，她說那一刻“心里像撕開一道口子”。

回國手續并不順利，護照、簽證、離境稅項樣樣要錢。最窘迫時，是中國駐越南大使館墊付了機票款。工作人員拍拍她肩膀：“祖國不會讓烈士后代為難。”一句話讓金娜淚如雨下。

安葬完生母，她立刻聯系羅家長子羅小青，提出去北京看望郝治平。對話很簡短——“媽媽身體好嗎？”“她天天念叨你。”掛斷電話，金娜擠上南下昆明再北上的航班，只為節省錢。

因此才有了文章開頭的西直門一幕。那天午后，郝治平給金娜盛上一碗鴿子湯，她自己卻沒動筷。兩人說起羅瑞卿，氣氛一度沉默。少年李銳看不懂大人的哀傷，只聽見外祖母般的老人輕聲囑咐：“記住，你外公是好人，好人不怕時間長?！?/p>

短暫停留后，金娜全家定居廣州，雙雙進入暨南大學外語系任教。她常給北京打長途——按市話費一分鐘四毛三——每回開口仍然那句：“媽媽，天氣涼了，披肩別丟?！焙轮纹铰犕?，總笑著回答：“操心吧你，老胳膊老腿硬朗著呢?！?/p>

歲月流逝，故事的主角們陸續退場，可那個在羅家門廊喊出“媽媽，我太不知好歹”的聲音一直留在親友記憶里。歷史的波瀾把個人命運推向四方，唯獨那根家庭紐帶始終纏緊，不曾脫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