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15日,阿姆河大橋。
第40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上將從最后一輛戰車上跳下來,面對西方記者架起的長槍短炮,他面不改色地說出了那個著名的謊言:“在我的身后,再也找不到一名蘇聯士兵了。”
寒風呼嘯,橋下的流水仿佛在嗚咽。
其實在他身后,哪里是什么“沒人了”?
那里留下了整整14453具蘇軍尸體,11369輛被炸成廢鐵的卡車,還有433門永遠沉默的火炮。
這場仗,硬生生燒掉了蘇聯國庫里的600多億盧布,也徹底燒盡了這個紅色帝國最后的元氣。
可誰能想到,就在十年前,同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克里姆林宮里的那幾個老人,還信誓旦旦地拍著胸脯,覺得這不過是一場頂多持續“3到4周”的武裝游行。
這頭龐大的“北極熊”,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活埋在阿富汗這座墳墓里的?
把時間撥回到1979年12月12日。
莫斯科的空氣里透著一股子肅殺味兒。
在克里姆林宮的一間密室里,一場決定無數人命運的秘密會議正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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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兒既沒有總參謀部的詳細地圖,也沒有戰略專家的推演沙盤,只有幾個憤怒的老頭子。
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這“三駕馬車”此時達成了一個驚人的共識:阿富汗要變天了。
那個蘇聯一手扶持起來的阿明總統,竟然敢“不聽話”,甚至想跟美國人眉來眼去。
這簡直是往蘇聯的肺管子上捅刀子。
如果不動手,美國的導彈眼看就要架到蘇聯的南大門了!
勃列日涅夫拖著病體聽完匯報,渾濁的眼神里閃過一絲狠厲,清了清嗓子,低沉地吐出一句:“我決定,干掉他!”
就這么簡單。
沒有論證,沒有規劃,甚至連奧加耶夫元帥關于“山地作戰徒勞無益”的嚴厲警告,都被他們當成了耳旁風。
他們以為這會像當年的布拉格之春一樣輕松——坦克一開,萬事大吉。
于是,1979年12月27日晚,代號“暴風-333”的行動拉開了血腥的帷幕。
喀布爾的達魯拉曼宮,槍聲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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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諷刺的一幕在這會兒上演了。
當蘇軍特種部隊開始強攻時,毫不知情的阿明還以為是國內的“親蘇派”發生了叛亂。
他驚慌失措地命令手下:“快!
給蘇聯大使館打電話!
請求蘇軍支援!”
手下帶著哭腔回報:“電話線…
早就被切斷了。”
阿明不知道,此刻在大門口指揮坦克撞墻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寄予厚望的蘇聯盟友。
那是蘇聯人給阿明準備的最后體面——一封“邀請蘇聯出兵”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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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了它。”
阿明看了一眼,怒極反笑。
他抓起那張薄薄的紙,狠狠地撕得粉碎。
一陣亂槍掃過。
阿明,連同他的4個妻子、24名子女,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蘇聯人如愿以償地“應邀”入場了。
他們以為干掉一個人,就能控制一個國。
卻不知道,那一晚撕碎的不僅是一封信,更是打開了通往地獄的“潘多拉魔盒”。
這一腳踏進去,就是十年。
蘇聯人的算盤原本打得很響:11萬大軍壓境,那是何等的鋼鐵洪流?
對付一幫穿著長袍、騎著毛驢、拿著老式步槍的游擊隊,這完全是降維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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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打起來,蘇軍才發現自己錯得有多離譜。
阿富汗不是歐洲平原,這里全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和怪石嶙峋的山地。
蘇軍引以為傲的機械化部隊,到了這兒簡直就是沒頭蒼蠅。
T-62坦克的炮管仰角不夠,根本打不到躲在山頂峭壁上的游擊隊;BMP-1步兵戰車的裝甲薄得像紙,游擊隊手里的AK-47一梭子就能打穿側面。
更要命的是,蘇軍的D-30榴彈炮在陡峭的石頭山上連個像樣的陣地都展不開。
至于那些高科技的無線電定位儀,因為高原的高溫酷熱,經常全部失靈,成了一堆廢鐵。
反觀被蘇聯人瞧不起的游擊隊,那日子過得比蘇軍還要滋潤。
你以為他們是窮得叮當響的草寇?
大錯特錯。
這幫人背后,運作著一套完整的“戰爭經濟學”。
就拿七黨聯盟的大佬希克馬蒂亞爾來說,這哥們兒是個商業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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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邊打仗,一邊做著青金石和毒品生意。
光是1987年3月這一個月,他的瑞士銀行賬戶就入賬了整整24萬美元。
另一位大佬拉巴尼更夸張。
在1989年初短短6個月里,他的賬戶上趴著6億巴基斯坦盧比,約合3000萬美元。
這筆錢在當時能買什么?
能買6萬把AK步槍,或者1000枚讓蘇軍聞風喪膽的“毒刺”導彈。
說到“毒刺”導彈,這玩意兒簡直成了蘇軍航空兵的噩夢。
戰爭初期,蘇軍靠著米-24“雌鹿”直升機還能掌握制空權,欺負一下沒有防空武器的游擊隊。
結果美國人看熱鬧不嫌事大,不僅送錢,還送來了價值12億美元的軍火,其中最狠的一招就是這種單兵防空導彈。
到了1987年,游擊隊手里的導彈發射裝置增加了1.5倍。
只要蘇軍直升機敢飛低,山溝里就會竄出一道白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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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直升機的損失率直接飆升到了8%~12%。
整個戰爭期間,蘇軍一共損失了317架直升機和103架固定翼飛機。
為了躲避導彈,米-24不得不搞出一種奇葩的“助跑起飛”戰術,像固定翼飛機一樣在跑道上滑跑,以此來增加起飛重量和速度。
更慘的是后勤維護,因為發動機專用的去離子水供應不足,地勤人員只能拿工業酒精兌水湊合。
這仗打得,那叫一個憋屈。
如果說戰術上的失敗還能用地形和外援來找借口,那蘇軍內部的官僚主義和后勤災難,就是純粹的“自作孽”了。
第40集團軍名義上是作戰主力,實際上頭上頂著“三座大山”:國防部督導組、軍區司令部、克格勃代表。
每次作戰前,這幫大佬能在一個屋子里吵上一整天。
最后給出的命令往往是精神分裂式的,比如“既向南又向北突擊”。
這種指令發到前線,團長和營長們只能對著地圖發呆。
更絕的是,為了展示莫斯科的“領導關懷”,上面經常派大將、上將來前線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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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未來的蘇聯元帥亞佐夫大將帶隊來視察。
前線戰事吃緊,傷員遍地。
結果這幫高官不問戰況,不問補給,居然把精力都花在檢查士兵的內務上。
亞佐夫大將背著手,在營房里轉來轉去,指著床鋪大發雷霆:“床頭為什么沒有放腳墊?
被子為什么疊得不整齊?”
第40集團軍司令格羅莫夫中將氣得在私底下直罵娘:“首長們已經忘了什么叫打仗!”
上面的將軍在擺譜,底下的士兵卻在“吃土”。
由于蘇聯僵化的經濟體制,阿富汗前線所有的食物都得從國內空運。
哪怕軍營旁邊的村子里就有新鮮的瓜果牛羊,蘇軍也不能就地采購。
結果就是,漫長的運輸線讓前線部隊經常收到發霉變質的食物。
第56旅的一個列兵,曾領到過一罐生產日期模糊不清的牛肉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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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擦開油污仔細一看,上面赫然印著“1942年”。
這罐頭比他爹的歲數都大,是當年二戰時期剩下的戰略儲備。
惡劣的衛生條件,加上長期營養不良,導致傳染病在軍營里橫行。
在整個戰爭期間,因傷病減員的人數高達46萬人。
這其中,有115,308人得了肝炎,31,080人得了傷寒。
甚至在1981年底,號稱精銳的近衛第5摩步師,除了參謀長一人幸免,剩下的從團長到師部軍官全部病倒。
士兵們在戰壕里流傳著一句苦澀的笑話:“戰士出黃疽,將軍患肝炎。”
這哪里是在打仗?
這分明是在慢性自殺。
這場仗打到最后,蘇聯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圖什么了。
士兵們在前線流血,國內的經濟在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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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為了防止美國導彈架到南大門,結果卻親手給美國人遞上了放血蘇聯的刀子。
1989年2月15日,當格羅莫夫走過那座大橋時,蘇聯這頭巨獸已經氣息奄奄。
他回頭望向阿富汗的群山,那里埋葬的不僅僅是那一萬多名年輕士兵的生命,更是整個蘇維埃帝國的威信與未來。
兩年后,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紅色帝國,也像阿明那天晚上撕碎的信紙一樣,徹底分崩離析,消散在歷史的寒風中。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它從不說話,卻用無數的尸骨,給狂妄者立下了最冰冷的墓碑。
信息來源:
《鋅皮娃娃兵》,白俄 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中信出版社,2015
《阿富汗:蘇聯的越戰》,美 羅伯特·卡普蘭,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蘇聯軍事力量:從斯大林到戈爾巴喬夫》,美 威廉·奧多姆,新華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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