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去年的出生人口數據:2025年全國出生人口為792萬人,這個數據創下了自1949年有記錄以來的歷史新低,因此引發了坊間熱議。
其中,有博主提到了中國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費孝通,稱后者在1946年寫的《生育制度》中提出的觀點,如今被中國統計局發布的出生人口數據證實了。該博主還補充,費孝通這個觀點修正了馬爾薩斯18世紀末期的預言——人口是指數級爆炸,糧食卻只能線性慢爬,人類遲早要集體涼涼。而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這個理論體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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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清費孝通的觀點,首先得了解一下馬爾薩斯的理論。18 世紀末,馬爾薩斯提出 “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糧食僅按算術級數增長” 的預言,認為糧食產量是人口擴張的終極瓶頸。這一觀點影響了后世數百年的人口政策邏輯。
而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卻以極具前瞻性的眼光顛覆了這一認知。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口增長的真正瓶頸,不是糧食產量,而是社會崗位的數量。這里的 “社會崗位”,不僅指就業機會,更包含社會地位、資源分配的代際傳遞空間 —— 費孝通將其稱為 “社會繼替”。社會需要通過生育完成代際更替,但只有當新成員能獲得足夠的 “社會位置”(比如職業、身份、資源份額)時,人口增長才具備可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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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理論將人口問題從 “生物 - 資源” 的單一維度,拓展到 “社會 - 文化” 的復雜系統。費孝通提出,生育是一套 “文化制度”:婚姻、家庭、倫理等社會機制,本質上都是為了保障 “社會繼替” 的順利完成,讓每一代人都能在社會結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種從 “文化功能” 解讀生育的視角,即便放在今天的人口研究中,依然極具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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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我們最新看到的2025年人口數據,會發現費孝通的洞見已在現實中得到印證。
如今,AI 技術沖擊初級就業崗位、經濟增速放緩帶來的內卷,讓年輕人面臨 “社會崗位競爭加劇” 的壓力。當優質崗位的增長速度跟不上人口代際更替的需求時,生育意愿自然會下降 —— 這正印證了費孝通 “社會崗位制約人口” 理論。年輕人不愿生育,本質是對 “下一代能否獲得足夠社會資源” 的理性預判。
放眼國外,北歐、日本等國通過高福利政策緩解生育壓力,看似是 “用錢買生育意愿”,實則是符合費孝通的理論邏輯的:福利政策本質是通過調整社會資源分配,為家庭創造更多 “隱性社會崗位”(比如育兒補貼、公共托育、失業保障),降低生育的 “社會成本”,讓更多家庭敢生、能生。這一實踐恰恰說明,人口問題的核心是 “社會結構的適配性”,而非單純的經濟投入。
從傳統鄉土社會的 “多子多福”,到現代都市的 “低生育陷阱”,中國的生育觀念變遷背后,是社會結構的深層轉型。費孝通在書中提出的 “家庭三角”(夫妻 + 子女的穩定結構),如今正面臨著房價、教育成本、女性職業發展等現實挑戰,這些挑戰本質上都是 “社會繼替空間” 的壓縮。
《生育制度》的厲害之處,不僅在于提出了超越時代的理論,更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理解 “人與社會關系” 的思維框架。讀懂《生育制度》,不僅能讓我們理解 80 年前的中國社會,更能讓我們在當下的人口困境中找到破局的思路。由此可見,費孝通不愧是中國社會學之父。
【延申閱讀】
2025年出生人口僅792萬比預計最低方案都還要低,10年出生人口減少1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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