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讓美國掏了390億，曾赴美進修12年的海歸，如今對美瘋狂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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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創新藥投下深水炸彈

銀行到賬提醒跳出一串數字：6.5億美元。

這是榮昌生物和美國艾伯維的海外授權首付款，后續里程碑款最高還有49.5億美元。

二十年前，中國藥企還在給美國代工仿制藥，如今美國公司卻排隊遞支票。

這不是普通財經新聞，是中國創新藥投下的深水炸彈——憑什么讓美國巨頭掏天價？

中國創新藥逆襲之路

二十年前的中國醫藥產業，還困在仿制藥的泥潭里——給外企代工生產，利潤率不足5%，連包裝上的說明書都得用英文寫。

那時候的藥研，大多是“照著葫蘆畫瓢”，靶點、結構都抄國外的，稍微改個基團就算“創新”，國際會議上連發言的資格都沒有。

轉折點出現在近十多年。

國家藥監局改革審批制度，把“鼓勵創新”寫進政策，臨床試驗審批時間從幾年壓縮到幾個月；高校實驗室里的基礎研究開始冒尖，蛋白質結構解析、基因編輯技術一步步追上來；再加上資本市場開始給創新藥“真金白銀”——那些年，幾乎每個月都有藥企拿到上億融資，實驗室的冰箱里，凍著越來越多本土科學家發現的新靶點。

到2025年，中國在研創新藥管線數量已經占全球近三分之一，臨床試驗數量穩居世界前列。

不再是盯著國外已上市的藥“做改良”，越來越多項目從靶點發現到分子設計全是原創——有的能精準攻擊癌細胞卻不傷害正常細胞，有的能讓紅斑狼瘡患者擺脫激素依賴，中國創新藥正在從“跟跑者”悄悄變成“定義者”。

農學海歸博士啃硬骨頭

推動這場轉變的，就有榮昌生物掌門房健民。

他本是浙江農大畢業，南京農大碩士，八十年代末揣著500美元去加拿大達爾豪斯大學，硬生生從農學改學生物，七年啃下本碩博。

后來進哈佛醫學院，跟著血管新生理論大牛福克曼做研究，做出的眼科分子結構，后來成了治療黃斑病變的康柏西普。

在美國藥企摸爬滾打十二年，2008年回國時，國內創新藥還在起步階段，實驗室連像樣的設備都湊不齊。

別人都選容易做的仿制藥改良，他偏挑最難的ADC賽道——這種被稱為“生物導彈”的藥物，研發難度極高，當時國外巨頭都折戟不少，國內更是連參考案例都沒有。

他說“中國創新藥不能一輩子依賴進口”，就帶著團隊一頭扎進了實驗室。

十年磨劍 ADC中國突圍路

ADC被稱為“生物導彈”，研發難度極高，識別腫瘤細胞要準，攜帶的化療藥物要狠，還得保證自身毒性穩定，不能傷了正常細胞。

那時候國外巨頭都栽過跟頭，有的靶向不準誤傷健康組織，有的毒性沒控制好臨床試驗被迫叫停，國內連參考的案例都找不到，實驗室連專用的蛋白純化儀都得湊錢買。

房健民帶著團隊在實驗室一泡就是十年，對著顯微鏡改抗體結構，反復調整連接子讓“導彈”精準導航，試了上百種載荷藥物才找到既強效又安全的配方。

2021年，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ADC藥物維迪西妥單抗終于獲批上市，當年就進了醫保，讓HER2陽性乳腺癌患者有了國產治療方案；同年，治療系統性紅斑狼瘡的泰它西普也獲批，填補了國內該領域多年的空白。

中國創新藥在ADC這個被國外壟斷的賽道，終于撕開了一道口子，這些原創藥物很快引起了國際巨頭的注意。

三連擊860億 中國方案全球分工

2021年，維迪西妥單抗剛上市一年，榮昌就和美國Seagen簽下25億美元授權協議，把海外開發銷售權給了對方，自己保留中國市場；

緊接著2025年，治療血液腫瘤的泰它西普又授權給美國Vor Bio；

到2026年初，RC148再獲艾伯維6.5億美元首付，里程碑款最高49.5億——三次合作累計最高達860億。

這不是簡單賣技術，而是把海外開發、生產、銷售交給經驗更豐富的國際藥企，榮昌拿現金繼續投研發，對方則用我們的原創藥填補管線空白。

比如艾伯維在ADC領域缺成熟產品，榮昌的RC148剛好補位；

而榮昌靠這筆錢能開更多臨床試驗，再孵化新的原創藥。

這種分工模式讓中國創新藥既能借船出海，又不用分散精力搞海外渠道，形成“研發—授權—再研發”的正循環，比自己單打獨斗效率高得多。

國籍爭議背后的技術主權

房健民持有加拿大國籍的消息一出來，網上就吵翻了。

有人翻出他留學經歷，質疑“一個外國人憑什么拿中國的技術賺錢”，甚至罵他“披著愛國皮的資本掮客”。

但醫藥圈沒人這么看——他2008年回國創業至今18年，實驗室在煙臺，研發團隊全是中國人，手里的康柏西普技術給了成都康弘藥業，讓中國有了首個全球銷量前十的眼科生物藥；

榮昌的兩個ADC藥物也全在中國獲批、進醫保，給國內患者省了幾十億藥費。

就像中微公司尹志堯當年放棄美國國籍回國做芯片，大家在乎的從來不是護照上的字，而是你把技術留在了哪、給這個國家解決了什么問題。

現在最該盯著的，是中國藥企有沒有真正攥緊“技術主權”——靶點自己找的，分子自己設計的，生產工藝別人學不走，這才是硬氣的根本。

中國創新藥逆襲定規則

現在中國創新藥研發管線數量已經占全球約四分之一，每年開展的臨床試驗超過3000個，越來越多本土科學家發現的新靶點、設計的新分子，開始被寫進國際醫學指南。

榮昌的三次海外授權不是偶然，是中國創新藥從“技術輸出”到“規則制定”的轉折點——以前是國外藥企定義什么是“好藥”，我們跟著做改良；現在中國科學家開始參與制定ADC藥物的療效標準，在雙抗、CAR-T等前沿領域提出自己的研發范式，連國際藥企都要參考中國的臨床試驗數據。

這種轉變背后，是實驗室里成百上千次的失敗，是政策對創新的持續托底，也是企業在全球分工里找到的精準位置。

真正的底氣從來不是一兩次授權，而是我們能持續拿出解決全球醫療難題的原創技術。

實驗室的燈還會亮下去，下一個“860億”或許就在明天，而中國創新藥，早就不是那個只能“被選擇”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