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帥中他最早當軍長，1926年就領導過起義，子女出了4位將軍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燈火通明。授銜典禮上，佩著黑紗眼罩、左肩金星閃耀的劉伯承走到前排，臺下不少新兵小聲議論：“他當過軍長，比我們還早二十多年呢。”一句無心的感嘆，把人們的記憶拉回到三十年前的川東山河。

回望1926年春，北伐尚未全面打響，川渝一帶戰云密布。34歲的劉伯承奉命同朱德、楊闇公籌組中共四川地委軍委，策劃順瀘起義。就在當年冬天，他率六個旅甫一舉事，瀘州、順慶即刻易幟。起義雖因川軍重壓與派系分裂而告挫，但武漢國民政府仍嘉許其武略，破格任命他為暫編第十五軍軍長。自此，“共產黨員任軍長”在北伐軍中成為新聞，也印證了劉伯承“十大元帥中最早當軍長”的獨特履歷。

許多人以為劉帥的輝煌始于抗日烽火，實際上，他的軍旅腳印早在辛亥風雷里就已烙下。1911年冬，黔江坡前的一場激戰，15歲的劉伯承還是剛剪辮子的少年兵。他跟著熊克武討袁，三戰瀘州、合川，槍法精準，身手矯健。老戰友回憶：“劉連長射準得嚇人，抬槍就見血。”軍閥混戰的灰暗卻很快讓他厭倦，他在蜀中山林與傷痛為伴，思索出路。

1916年8月，豐都伏擊戰，北洋軍數倍于己。劉伯承率殘部突圍時被彈擊右目，子彈從鼻梁旁穿出。沒人敢醫，他拖著傷體闖到重慶一家德醫診所。手術臺上，醫生要給他打麻藥，他搖手：“不用，浪費時間。”鋼刀觸目，汗珠直落，士兵們看得心驚。手術后，那位德國醫生肅然起敬：“您是天然的Soldaten Gott。”于是，“軍神”之名不脛而走。

意氣風發與錐心之痛交錯，劉伯承對袍澤里的貪腐愈發不滿。他嘗遍失路之苦，多次被軍閥排擠，最終在1923年經吳玉章、楊闇公引路，接觸馬克思主義。四處奔走的經歷，讓他明白：只有推翻舊制度，才能真正讓川中百姓免于兵燹。于是，1926年5月，他在重慶一間簡陋木屋按手宣誓，正式成為共產黨員。自此，方向篤定，步伐愈發堅定。

國民黨右派的陰云很快壓頂。1927年春夏，反共屠刀高懸。劉伯承忍痛拋棄軍長之位，秘密趕赴南昌。8月1日凌晨，他同周恩來、葉挺、賀龍、朱德等人舉義槍聲，震動四方。南昌城頭的槍火還未熄滅，他已被推舉為起義軍參謀長。這是我黨軍事系統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總參謀長職務，為后來的人民軍隊參謀傳統奠下基石。

之后的道路漫長。1930年，他回國在上海潛伏；1932年赴中央蘇區，指揮皖贛地區反“圍剿”；1935年長征途中，五關六地，飛奪瀘定橋、強渡嘉陵江，屢出奇謀。抗戰打響，他率129師決戰晉冀魯豫，響堂鋪、神頭嶺、黃土嶺，一個個戰例被寫進教科書。1947年，他與鄧小平率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打開戰略反攻序幕，“千里躍進”四字成就佳話。

戰場之外，他的家庭也充滿傳奇。1936年，紅二、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年逾不惑的劉伯承遇見了尚在衛生隊救護傷員的19歲女戰士汪榮華。一紙“生死與共”的婚書，讓戰友們直呼“革命也有春天”。抗戰歲月里，他們在太行山窯洞里迎來兒子劉太行；隨后又有劉蒙、劉太遲和四個女兒相繼出生。眾多軍中友人常笑稱：“這家孩子的搖籃就是行軍背簍。”

1970年代，四個兒女相繼進入陸軍、空軍、裝甲兵院校。改革開放初期，劉太行、劉蒙、劉太遲、劉彌群四人先后登上少將臺階，成為部隊里的骨干。外界盛贊“將門有后”，而家里掛著的卻是一副對聯：“先學做人，后學行伍。”據說這是劉伯承手書，意在警醒子女：軍功可立，品德須修。

回到劉帥個人，若論治軍，他提倡“三不許”：不許打罵、不許搜括、不許欺壓百姓；若論用兵，他講究“用兵如神，貴在求實”。有意思的是，他一生書不離手，戰場上也隨身帶著《孫子兵法》縮印本。呂梁山雪夜行軍，他邊走邊翻，參謀在身后嘀咕：“前面是狼牙山，得繞道。”劉伯承合上小冊子，低聲答：“兵以詐立，敵意料不到，偏要上。”果然一戰得手。

1949年4月，渡江戰役打響。劉伯承時年57歲，獨眼緊盯江面，“炮兵拉近50米！”這是他發出的最后一道火線命令。三天后，百萬大軍過長江，南京城樓降下青天白日旗。解放戰爭塵埃落定，他用四十年戎馬告訴世界：即便只剩一只眼，也能看清勝利的方向。

建國后，他歷任軍事學院院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與此同時，他讓傷殘之軀走下戰場，把全部經驗寫成教材、口述戰例，培養新一代指揮員。張愛萍將軍回憶：“劉帥講起解放戰爭，地圖鋪開，鉛筆推挪，幾十萬人馬像棋子一樣調度，聽得人心潮翻涌。”

1986年10月7日，劉伯承在北京與世長辭，享年94歲。訃告里列出的他一生功勛已足以令后人敬仰，然而更動人的是他留下的精神：信念堅定，胸懷人民，善謀敢為，謙遜嚴謹。硝煙散去，重慶開縣那條小河依舊靜流，幾多學子仍能在村口看到銅像上那只凝視前方的左眼，仿佛在提醒：理想雖遠，終可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