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與揚州紅橋

在王士禛來到揚州之前，紅橋籍籍無名，因此，這一名勝與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后世對紅橋的描述要么提及王士禛本人，要么借用其紅橋詩中的意象。此地的聲望源于他的聲望，并與其聲望一同提升。與此同時，王士禛通過在揚州、特別是在紅橋的活動，樹立了自己的聲望。據記載，他在北京時主要與同僚進行文學互動；而在揚州紅橋，他與知名遺民一同作詩。這或許是地方風俗不同：在北京這一國家權力中心，官宦與同僚往來，而17 世紀后期的揚州被重塑為一座明末回憶之城。在北京，王士禛身居要位，服務于皇帝；而在揚州，遺民幾乎是他的第二身份。王士禛通過與文人的關聯汲取著明末文化遺產，并有意模仿其他在城市中任職并交游的名臣，從而提高自己的本土地位。人們撰寫王士禛傳記及揚州軼事時，采用了他在揚州浪漫主義者中的形象，這使其聲望進一步增加。

1634 年，王士禛生于山東的一個煊赫家庭。清軍征伐時他年僅十歲，王家似乎較為安穩地度過了這一時期。其伯祖父任明末朝廷大員，似乎主導著家庭教育，其母受過良好教育，也鼓勵兒子們志存高遠，王士禛的三位兄長皆有詩名，兩人為進士。他和長兄王士祿尤為親密，常結伴旅行，一同賦詩。王士禛的科舉之路頗為順利，十八歲即中鄉試，四年后又中會試。 1658年，二十五歲的王士禛參加殿試，名列二甲。之前幾年的二甲都被任命為京城各部主事，但那一年的二甲被派往各地方，二甲前十名任知州，其余則任推官。基于這一新政策，1659年，二十六歲的王士禛赴揚州任推官，成為當地政治場上的三號人物，負責監督司法工作。他似乎頗為留戀京城活躍的社交生活，因為他當年大部分時間都居于北京慈仁寺，頻頻赴宴作詩。這一時期，他結識了著名的戶部尚書、蘇州人汪琬（1624—1691），京師太學教諭、合肥人龔鼎孳（1616—1673）， 1658年進士鄒祗謨，1659年進士彭孫遹（1631—1700）以及董一寧。

1659 年，王士禛、王士祿與彭孫遹出版了他們在京城所作的詩集。雖然王士禛和彭孫遹年紀尚輕，甫獲功名，但其詩集在同齡人中引起了許多關注。他在撰寫自己的年譜時，特別提及這本集子和他與上述名士的相識，作為1659 年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王士禛的生涯基于政治和文學成就，編寫年譜時，他自然是優先考慮這兩個領域中的事件，以突出其最知名的公眾形象，也是他最重要的社交形象。在京師的數月對他影響深遠，在他往后的社交、文學和政治活動中，不乏其進士同年與贊助人的身影。王士禛在北京的朋友熟人曾到訪揚州，和他一起參加文學雅集，在場的還有其兄王士祿以及其他揚州文人網絡成員。他們還常為彼此的文集和當時揚州的各種出版物寫序言和評論，比如鄧漢儀的《詩觀》和張潮的《昭代叢書》。

王士禛早在進京和赴任揚州之前便已有才名。如大多數文豪一般，據說他也是個早慧神童，八歲便開始作詩，1648年十五歲即著第一本詩集，由身為當地詩社成員的兄長王士祿序而刻之。這些詩很受長輩欣賞，王士禛本人也如是說。1657年，二十四歲的王士禛與一群文人一起，參加了濟南大明湖畔水面亭的一次詩會，這讓王士禛聲名鵲起。他后來在序言中描述了這一盛事，并在年譜中引用了這段內容：

順治丁酉秋，予客濟南。時正秋賦，諸名士云集明湖。一日會飲水面亭，亭下楊柳十余株，披拂水際，綽約近人。葉始微黃，乍染秋色，若有搖落之態。予悵然有感，賦詩四章，一時和者數十人。又三年，予至廣陵，則四時流傳已久，大江南北和者益眾。于是《秋柳詩》為藝苑口實也。

這些詩作在當時文學界廣為傳唱。乾隆年間，人們繼續品賞這些晦澀、用典幽微的詩歌，尤其它所具有的潛在顛覆性，這差點導致王士禛的文集被禁。《秋柳詩》被回顧性地收錄在王士禛傳記中，標志著他在全國文壇的首秀，也是他文壇領袖地位的基石。然而，詩詞本身并非他成名的唯一因素，世宦之家的背景給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帶來了光環。在他初露頭角之時，其伯祖、父親和兄長的朋友都格外提攜他，確保其作品得到出版和討論。

或許，水面亭詩會和《秋柳詩》確實標志著王士禛被同輩奉為一位天才文人，在軼事傳奇中，這當然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時刻。 然而，只有通過科舉考取功名后，他才擁有足夠的合法性，可以賦予其他詩人、藝術家乃至地方以聲望。實際上，王士禛作為詩人和官宦的聲名愈盛，他作為文化批評家和文學品味引領者的地位也愈高，人們也愈發追求他的參與和認可。他在揚州期間已享有相當的文學聲望，這從他編輯撰寫的詩集數量，他主辦或參加的名士聚會中可見一斑。他在揚州的五年被認為影響深遠，例如，與他同為文官的友人宋犖（1634—1713）在其墓志銘中寫道：

揚當孔道，四方舟車畢集，人苦應接不暇，公以游刃行之，與諸名士文宴無虛日。嘗因公事往來白門、吳下。詩日益工，始自號漁洋山人。

“漁洋”之號與王士禛詩人暨評論家的角色密不可分。他南游時在太湖經過名為“漁洋”的小島，故以此為號。這篇墓志銘中，宋犖強調了王士禛的揚州政治生涯與他最著名的別號之間的聯系，進而暗示其詩人身份誕生于這一階段。

王士禛的文學聲望引起了人們對其仕途的關注，揚州地方文藝創作中記錄了他作詩和做官的成績。戴蒼為王士禛所繪《漁洋山人抱琴洗桐圖》的題詩和落款，凸顯了王士禛官宦暨詩人的雙重身份。這幅畫描繪了蓄須但仍年輕的王士禛，他懷抱古琴，頭戴隱士角巾，坐于石上。左側兩個仆僮，一個在汲水，另一個以布擦洗梧桐。古琴暗指“抱琴亭”，這是他來揚州第二年在自家園中建造的亭子，以此為都市中“退食燕息之所”。抱琴亭之名還指涉元代畫家唐棣的《抱琴圖》，這幅畫是王士禛在園林竣工時收到的賀禮，他邀友人同僚曹溶和周亮工聚于園中，展圖披閱，咨嘆不已。《抱琴洗桐圖》薈集了二十一位同代人的題詩，前后另附有三十四人題詠，除十二人以外，皆是他的同輩。許多題簽人都是王士禛揚州時期的朋友，俱是一時風流人物，許多還參與過紅橋修禊。這些題詩拱繞王士禛畫像，如同眾星捧月，似乎作為題簽人的翻版，再度參與了王士禛家中的文學雅集。

同時期的另一幅佚名肖像畫中，王士禛頭戴角巾，坐在一張矮椅上，凝視著一瓶梅花。畫上有五處題詩和四十六處落款，都來自他在揚州的親朋故舊。這些人再次構成了相似的人物圖譜，與上一幅肖像畫及紅橋聚會的名士重合，包括本書將討論的人物：尤侗、宗元鼎、彭孫遹、余懷、冒襄、杜濬、袁于令、施閏章、雷士俊、宋琬、汪楫、林古度、汪懋麟、劉體仁、龔賢、程遂等。無論這幅畫是給王士禛的臨別贈儀，還是近乎一本簽名冊，它都證明他占據著一個重要文化圈的中心，這一文化圈是清朝官宦和江南名士之間的橋梁。畫上許多題詠，如尤侗的題詠，都頌揚王士禛是一位仁官暨才子。

的確，政治上的成就加強了王士禛作為詩人的聲譽，他也經常被比作本朝歐陽修、蘇軾，二人都是曾仕揚州的杰出文官。各種傳記傳奇均挑選出一些他為政一方的典型事跡，并反復使用這些故事。即使是后世對王士禛揚州政績的轉述，也吸收了官方傳記和王士禛年譜中的細節，而不考慮其敘事性。因此，較詳細的王士禛傳記往往拋出棘手案件作為背景，刻畫他身為司法官明辨忠奸，淵涌風厲，化解沖突；而較短的版本描述的案件相同，但更簡略。在所有這類描述中，王士禛都代表著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正直好官：精力充沛，忘我工作，夜以繼日，并且兩袖清風，不貪一分一厘。

仔細閱讀這些典型敘事，會發現這類傳記文學的核心之一是王士禛解決滿清征服遺留的冤假錯案，而他對本地人民的體恤間接贏得了他們對新政權的支持。“恢復秩序”這一目的雖不曾明說，但隱含在這些案件的類型中。許多傳記把王士禛描繪成一位體察民情的朝廷代理人，能多方斡旋尋求共識，開釋無辜，并在國家和地方利益之間進行調解。具體行政案件的記載是為反映王士禛的德行而服務的。這些案件既體現了王士禛的一些普遍可取品質，比如明智、誠實和節儉，又包括那些在清帝國鞏固時期尤為可貴的品質，比如對被征服者的惻隱，對無辜者的寬容，以及在清政權和不甚臣服的民眾之間調解的能力。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傳記代表了官方認可的觀點，它們是為了納入方志和正史一類官方文本而撰寫的。因此，雖然據說王士禛在揚州任上五年內解決了八十三起重大案件，但宋犖所撰墓志和不同版本的王士禛官方傳記都選擇其中的兩起案件，進行了詳細展開和比較。

第一起案件顯然與這一時期持續困擾清帝國的政治軍事動蕩有關。在處理異議和騷亂方面，王士禛的解決方案是中庸之道的勝利。1659年，鄭成功（1624—1662）集結軍隊，對江南省的沿江城市發起猛攻。8月初，他占領了揚州轄下、離府治僅數里以南的長江港口瓜州，一周后又攻占鎮江。雖然他攻克了河流上游許多城鎮（今安徽一帶），但在9月初的南京戰役中被擊敗，最終退回福建沿海。清政府開始相信鄭成功的軍事勝利是由于該地區人民的秘密資助，為了震懾潛在的反清復明分子，朝廷派遣官員到江南地區逮捕、處決所謂的土匪海寇。1661年，戶部及刑部侍郎被派往南京督刑。狂熱的官員們逮捕了許多無辜民眾，并施以酷刑。王士禛在上級的支持下，為無辜者翻案，幫他們脫出囹圄，從而贏得了當地人民的感激和欽佩。

鹽稅虧欠案是另一“典型”案件，該案的解決，至少部分原因是上文所述本地商人對王士禛的感佩。1645年至1660年間，揚州鹽商拖欠鹽稅逾二萬兩白銀，許多欠債的商人已經亡故， 前任推官因而逮捕了其妻兒、親族和姻親。據王士禛自述，他十分同情鹽商家人，請求上級允許他募集款項，填補虧欠。他向當事官宦募款，包括都轉鹽運使、郡守、屬邑官員。他還向富商募捐，據記載，商人們出于對他的愛戴和信任，“傾貲恐后”，這正是基于他在平反海寇冤獄等案中贏得的聲譽（“以海寇獄德公”）。他共籌得一萬多兩，并具疏請求巡撫蠲免了其余款額，“揚屬積逋一清”。這一事件表明王士禛贏得了官方與民間的信任，進一步突出其仁政是如何裨益于中心和地方的：他收回了超過半數的欠稅，并得到了揚州商人群體的感佩。相比之下，前任推官的苛政不僅激起了民憤，還不曾收回任何稅款。

王士禛在揚州的朋友，著名遺民、隱士冒襄如是評價他：

公實今日之循吏，仁而明，勤而敏，廉而能慎者也。維揚，南北一大都會，商與民錯處者百萬余家。其屬邑又多濱海斥鹵，民俗訾窳，而無以為生。公至，撫綏有方，慈惠倍至。公又發奸擿伏，決斷如神，一時府吏胥徒，舉無所上下其手，諸豪亦無敢有所橫。可不謂仁而明乎？

廣陵為江南劇郡，大吏有疑難事，下之藩臬，藩臬復下之吏官。黎明坐堂皇，羽書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應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脫。嘗以數月完欽件數千，一時咋指，推為神異。夜分入寢食，燃巨燭，剖析案牘，不少休。更以其余披覽六籍并時輩所著撰，甫辨色，公又出矣。可不謂勤而敏乎？

冒襄繼續贊揚王士禛的節儉，“日食蔬菜一二器，不妄費縣官一錢”。他進而強調王士禛的文學成就以及對揚州城聲望的影響力，并指出王士禛任期間，其詩文在全國廣為流傳，尋訪揚州名勝的人數因此日益增加。冒襄最后描述了王士禛在揚州的休閑活動，“詩酒流連，曲盡款洽。客相對永日，亦終不忍干以私”。

這種政務與文學、社會活動的并置在許多王士禛的生平敘述中都很常見，尤其有關他的揚州歲月。他的文官朋友吳偉業（1609—1672）評論道：“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事實上，盡管有著終日勤政的形象，王士禛的行政事務往往次于他的文學活動，甚至其自撰年譜中揚州生活一節，也將社會文學活動列于政務之前。因此，雖然他的官職是參與文學活動的基礎，但不論是身前還是身后，自我評價還是他人評價中，王士禛的主要身份都是一張廣大的文學暨社會網絡的成員，這與任職揚州的歐陽修和蘇軾等宋朝文化名士的形象非常相似。對這些歷史名士的認同為王士禛塑造了一個親切的、被廣為接受的形象，從而鞏固了他的聲望。17世紀人視歐陽修和蘇軾為理想的偶像，因為他們結合了文化威望和官方授權。王士禛確實喜歡把自己比作蘇軾，從詩詞創作到行政決策方面。他的同輩也常做這種比較，宋犖寫道：“阮亭謁選得揚州推官，游刃行之。與諸士游宴無虛日，如白、蘇之官杭，風流欲絕。”王士禛之兄王士祿也評價他道：“至今過廣陵者，道其遺事，仿佛歐、蘇，不徒憶樊川之夢也。”

王士禛七十余歲所作的筆記中，提到他廢除了揚州當地的迎春風俗——官方主辦的擁妓宴飲活動，并將自己與在揚州任上廢除“萬花會”的蘇軾相提并論。他寫道：

予少時為揚州推官，舊例，府僚迎春瓊花觀，以妓騎而導輿，太守、節推各四人，同知已下二人。既竣事，歸而宴飲，仍令歌以侑酒，府吏因緣為奸利。予深惡之，語太守，一切罷去。揚人一時誦美之，與坡公事頗相似，附識于此。

《甘泉縣志》編者提及這一習俗的中斷，雖然未曾點名王士禛：“官僚迎春東郊，令市戶各制彩亭，伶人錦服前導，又結彩為采蓮船，以教坊女奏樂其中，近以擾民禁革，祗迎土牛芒神如常儀。”

王士禛的好友、酷嗜梅花的揚州詩人、畫家宗元鼎（1620— 1698），在一首懷舊的、生動如風俗畫般的長詩《廣陵迎春歌》中描述了早先的迎春習俗，該詩收錄于《揚州府志》卷七“風俗”一章。宗元鼎細細描繪了瓊花觀和大東門旁熙攘鼎沸的迎春人群：蜀錦高張于亭臺，筵宴上金樽玉液，女眷們皓齒朱顏，鬢邊瑞香春蘭盛開，頭戴通草花、絹蠟花，剪做雙蝴蝶、麒麟式樣，真花假花錯雜，五色新鮮。太守緋服簪花，由吏員、官妓騎馬相隨，伶人跳著鐘馗舞和儺戲，迎春的采蓮船上歌舞升平。賣花的吆喝聲、沉香濃郁的香味、獸炭的暖意、薄如宣紙的春餅、鮮美的江筍芹菜……宗元鼎表達出對家鄉繁華的自豪，并將揚州昔日的盛景與后來的貧困兩相對照，嘆道：“可憐三十年間春，吃泥吃樹春天人”（形容饑荒中平民吃樹皮、泥土的慘狀）。他將這一苦難歸咎于貪官污吏，又補充道：幸而災年已轉為豐年，城市開始恢復繁榮，但百姓依然無所倚賴。實際上，揚州新春慶祝活動的轉變隸屬于一項更為浩大的工程——中央政府減少官妓在地方慶祝活動的參與，要求地方行政單位以恭迎“土牛芒神”的“正常”習俗來慶祝新春，最終完全廢除官妓。這種對官宦引導本地風俗之職責的著重強調，標志著一種重大變化，究其根源，這反映了清朝對明末社會混亂的摒棄。一如蘇軾廢除萬花節，王士禛通過廢除他視作淫蕩的新年習俗，將自己定位為國家在地方的代言人和文化秩序仲裁者。

乾隆年間，歐陽修、蘇軾和王士禛被供奉在天寧寺北側“三賢祠”中，這三位文化名士暨官宦之間的聯系由此變得切實可見。兩淮鹽運使盧見曾（1690—1768）曾在此題詞，他常試圖將自己與山東同鄉王士禛關聯。著名書畫家鄭燮（1693—1765）（即鄭板橋）也曾題句：“遺韻滿江淮，三家一律；愛才如性命，異世同心。”王士禛在世之時，人們將他與宋代杰出人物相提并論，這既肯定了他在同輩中的文化聲望，也促進了其聲望發展。在鄭板橋的年代，這一類比毫無問題，它們也真真切切被刻進了石頭里。然而到19世紀，另一宋朝名士韓琦被加入“三圣”之列，王士禛則被單獨供奉在祠堂里。王士禛所設想的與歐、蘇二人的關聯，在他生前曾如此鮮明強烈，一直延續到他被追授哀榮的乾隆年間，卻最終在歷史中暗淡下去。

一如其前人歐陽修和蘇軾，王士禛也以舉辦雅集而聞名，在紅橋和自家園林等風景優美處的聚會占據了他許多時間。然而，休閑聚會和行政職責并非彼此獨立的事業，雅集常常是發生在公務背景下的，正如這段《揚州府志》選文所暗示的：

官家公事張筵，陳列方丈，山海珍錯之味，羅致遠方。伶優雜劇，歌舞吹彈，各獻伎于堂廡之下。事屬偶然，猶嫌太盛。若士庶尋常聚會，亦必征歌演劇，卜夜燒燈，肴盡珍饈，果皆異品，烹飪之法穿鑿精奇，無乃暴殄天物乎？近日揚郡士夫，清苦淡泊，頗安蔬味，顧習尚之侈，何能驟返耶？

這類宴請屬于公務的一部分，而且由于揚州地處交通要沖，必須招待許多途徑揚州的游客。根據《今世說》中的一則軼事，王士禛日日有賓客來訪，放衙后，他邀客人“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客人紛紛驚嘆：“王公真天才也！”這些評論再次反映了這一時期詩歌創作的社會性、表演性，以及社會表演對個人地位和聲譽的影響。關于這些聚會的軼聞通過口頭和《今世說》之類的出版物進行傳播，擴大了當事人的影響范圍，超越了特定城市或特定社會網絡。

旅行同樣提升了王士禛的聲譽，擴大了他的社會關系。王士禛常有公務旅行，特別是游歷江南的機會，得以游覽南京、蘇州、常州和鎮江一帶，并與這一富庶地區的詩人、官宦交往。這些交游增進了他的聲名，也讓時人傳說他的雅癖，并將他的名字與名士、名勝相聯系。他游歷江南時所作的詩文分成數集，在揚州刻印發行，這帶來了相當的知名度。其軼事在南京等地流傳，其詩詞人人傳誦，王士禛因此聲譽日隆。例如，1660年，他以同考官身份前往南京，在一個漆黑的夜晚，乘小舟渡過長江。王晫《今世說》如是記載：

王阮亭為同考，至白門。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姑抵燕子磯。王興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濤噴涌，與山谷相應答。從者顧視色動，王徑呼束苣以往，題數詩于石壁，從容屐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數十家。

夜泊楓橋時，他同樣想在寒山寺留下題刻，于是冒雨下船，于寺門“題詩二絕而去”，時人“一時以為狂”。以才情為名的任誕之舉是晚明文化的標志之一；因此，這類事跡讓王士禛與文壇耆宿們保持一致，后者在清初仍聲望卓絕。“風流”“風雅”之類特質在最高雅的社交聚會上常被提及，顯然與晚明精英的社交世界一脈相承。因此，王士禛之舉意在說明，其身份認同是延續了晚明風雅文化而構建的，或者，如大平桂一所言，這是在鑒賞者觀眾面前進行的角色扮演，而非詩人的孤獨行為。然而， 當這種身份附著于一位清代名臣身上時，其意義一定大為不同。

任職揚州令這位年輕的北方人緣結江南；他常常游覽其他江南城市，結交明末文壇政壇人士。這些關聯加以其自身的文學才華，不僅強化了揚州與江南城市之間的紐帶，也塑造了他既受官方青睞、又獲遺民歡迎的形象。交往遺民還增進了他作為才子兼愛才之人的聲譽。旅途中，他還拜謁隱居的不仕者，并尋訪明末遺跡。他邀請杜濬、陳允衡等南京詩人出席他在揚州的聚會，為他們提供財政和情感支持，并多次出版、推廣其作品。正是因為當時復雜的時代背景，一位前程似錦的年輕官員能夠毫不偽善地悼念前朝的滅亡。王士禛與朋友一起創作的文章有時充滿了對自己從未經歷過的時代的懷念和向往。例如，他與友人在揚州儀征合著的《鑾江唱和集》序言中，處處提及南京及揚州的晉、隋古跡。他觸景生情，見“蕪城斜日，風景蒼涼”，“螢苑人稀，楊花又落”，感慨“遺跡不見，繁華邈然”。王士禛展示了一種失落之旅，在探訪斷壁殘垣中反思前朝的悲劇。他還強調了友誼和詩歌的力量（“行吟之侶”“牙期同調”），以克服這些遺址背后陰森可怖的聯想。

這些景色與明朝覆滅的意象共鳴，六朝、隋朝遺跡喚起了人們對城池傾頹和親朋四散的回憶。通過與“行吟之侶”“墊巾而共訪名園”、“命楫而同游江郭”，文人將這些感觸轉化為詩詞和知己情誼。同樣地，在揚州小秦淮這一勾連著南京秦淮風月的地帶，通過與前朝才子的紅橋修禊，王士禛不僅上演了一幕文化和解，也增進了自己的聲望。

本文摘自《失落與歡娛：清初揚州的文化、建筑與記憶》，[美]梅爾清著，陳吉安雪譯，新行思｜上海遠東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來源：[美]梅爾清著，陳吉安雪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