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第七師究竟有多富裕？可養活20個甲級師，年均上繳4400萬元

1944年春天，蘇皖邊區下了幾場冷雨。

地里剛插上的秧苗，還沒來得及長高，兵站那頭就傳來消息：每人發十塊錢，還有煙。

“發煙？真的假的？”一名通訊兵拎著濕漉漉的背包愣在原地，嘴里的干糧還沒咽下去。

是真的。

不僅發煙，還發新軍裝。

米飯不短缺，子彈也能自造。

那一年，新四軍第七師的戰士們，過得像是打仗部隊里的“異類”。

可要是追溯到三年前，這支部隊的模樣完全不是這樣。

1941年，皖南事變后，新四軍幾乎被打散。

張鼎丞和曾希圣帶著從戰火中突圍出來的兩千多人，一路向北，最后在蘇皖邊境的涇縣、來安、含山一帶扎下了營。

那時候的部隊，衣不蔽體，槍也不成套。

張鼎丞后來回憶：“那會兒連一根針、一尺布，都是稀罕物。”

當時的局勢也不容樂觀。

南方敵后抗戰環境極其復雜，各路勢力交織，尤其是日偽、頑軍（國民黨頑固派）雙重夾擊，讓根據地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那年冬天，鹽都成了奢侈品。

一個菜場的老百姓偷偷跟隨補給隊伍進村，只為了換幾勺鹽干飯。

可就是在這種境況下，第七師開始了一場沒人想過的嘗試：搞經濟。

這事兒最早是蔡輝提出來的。

他是從延安來的干部，原本干的是財經和情報，一到第七師就看出了門道。

這個地方靠著長江水道，地形復雜、敵我交界、商賈往來頻繁。

蔡輝跟葉進明一合計，“不如咱們搞點買賣？別光靠打仗吃飯。”

張鼎丞一聽就拍了板：“干！但前提，不能丟了槍。”

最開始他們從糧食下手。

敵占區缺糧，他們根據地有余。

于是他們放糧進市場，控制價格，再通過黑市吸引敵占區的商人來交易。

湯家溝，一個原本不起眼的江邊小鎮，慢慢成了淪陷區和根據地之間最大的黑市碼頭。

一天幾百條船，糧食、山貨、藥材、布匹在這里換來換去。

最熱鬧的時候，連日偽軍都想來摻上一腳。

有人覺得這事兒不妥：“跟敵人做生意？”

蔡輝一句話噎住了所有人：“你以為我們是做生意？我們是在打經濟戰。”

比如，蕪湖的偽維持會會長汪子棟和日本顧問楠木重椿，急著買糧。

第七師就故意高價賣出一批，再轉手切斷供應鏈，讓他們兵荒馬亂。

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這條線換來了不少關鍵物資：軍用炸藥、雷管、機床，甚至還有印鈔紙。

不久后，皖江貿易總局在秘密中成立。

沒多久，“大江幣”正式發行。

起初沒人認，后來發現它比法幣穩定，商人們就開始接受了。

張鼎丞在一個小會上一拍桌子：“只認大江幣，別再拿那些爛紙來糊弄我們。”

錢有了，工廠也得跟上。

根據地內，很快建起了釀酒廠、織布廠、制鹽廠和印刷廠。

兵工廠也慢慢成型，步槍、子彈、手榴彈都能自產。

到1944年，整個第七師不僅吃穿不愁，甚至還能發工資。

一個普通戰士，每月十塊錢，還能分到兩三條香煙。

伙食標準，是大米飯加青菜湯。

那時候，哪怕是國民黨正規軍，也未必有這待遇。

不過，說輕松是假的。

那幾年，封鎖線上的黑市船隊三天兩頭被掃蕩，搞地下銀行的干部經常暴露。

一個叫陳治國的印鈔工，因身份泄露，被日軍抓住。

據說死前他一句話沒說，連名字都沒交代。

“我們的富裕，是背著靈牌走出來的。”這是張鼎丞多年后說的一句話。

從1942年底到1945年春，第七師支援第五師現款5300萬元，1944年到抗戰勝利前，又向中央上繳4400萬元。

折合黃金20多萬兩。

這些數字，放在當時相當于能養活20個甲級師。

要知道，國民黨一個甲級師一年的經費，也不過200萬元。

這事兒后來傳到重慶，連蔣介石都皺了眉頭。

有人在延安開會時笑說：“張鼎丞是帶著銀行在打仗。”

可誰都知道，那不是笑話。

是事實。

抗戰勝利后，新四軍撤編，第七師并入其他建制。

那個用于印刷“大江幣”的地下印刷廠，在1946年春天被拆除封存。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這樣叫過他們。

參考資料：

胡喬木主編，《新四軍軍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

陳鐵健，《皖江抗戰實錄》，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