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不斷挑釁，印專家警告：中國不是不收拾印度，只是在等機會

印度在中印邊境上的行為，已經不是偶然的摩擦，而變成了一種持續進行的戰略行為。

就在印度沉浸在不斷的挑釁中時，印度戰略事務專家布拉馬拋出了一個警醒言論：中國不是不想收拾印度，只是在等一個戰略機遇。

這個警告并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根據對中印邊境長時間發展的實際情況進行觀察得出的。

中印邊境問題由來已久，爭議的歷史背景并不復雜，殖民時期的邊界劃分本身就缺乏合法性，中國從不承認，但是歷史不能自己制造沖突，真正使矛盾不斷升級的是后來一系列主動的選擇。

上世紀50-60年代初，中國處理邊界問題的思路一直很清晰，即不激化矛盾，通過談判來穩定局勢，不管是進行外交溝通還是給出保持現狀的建議，其實都是為了防止沖突擴大。

但是印度走了一條不同的路，隨著邊境部署不斷前推，中國克制被誤認為是退讓，邊界摩擦開始被用作一種試探工具。

1962年發生的沖突就是在這樣一種試探不斷、風險累積的情況下爆發的，戰事結束之后，中國選擇主動停火并且后撤，發出一個明確的政治信號，即不尋求領土擴張，只希望邊境穩定，這也就奠定了之后幾十年的基本格局。

隨后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印邊境一直比較安定，中國把重心放在了經濟建設和發展上，印度雖然沒有完全放棄邊境訴求，但是因為實力相差懸殊，所以也不敢大舉進攻。

莫迪政府上臺之后，相對克制的狀態逐漸被打破。

民族主義敘事開始在外交、安全問題上出現得越來越多，邊境問題由“需要控制的風險”變為“可以利用的政治資源”，邊境摩擦發生的頻率和強度隨之加大。

2017年洞朗對峙事件可以看作一個明顯的節點，印度軍隊越過邊界進入有爭議的地區，試圖阻斷中國在自己一側的基礎設施建設。

對峙持續了幾個月，最后印度撤軍了，但是這樣的結果并沒有起到約束作用，反而讓新德里誤認為風險可控。

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事件就是這種誤判集中表現出來的結果，印方人員違背了雙方已經達成的共識，越過了邊界線，并發生了激烈的沖突，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事件發生之后，中印兩國的關系很快惡化，邊境緊張局勢也長期存在。

這些沖突并不是在規則空白的地方出現的，早在1993年，中印兩國就簽訂了協定，在邊界最終確定之前，雙方都要保持實際控制線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1996年有關協定對邊境軍事活動作了更具體的限制，強調要防止誤判、限制兵力、不使用武力，2013年簽訂的邊境防務合作協定又增加了現場溝通、管控等措施。

規則一直存在，并且條款也不模糊，近幾年來發生的幾次摩擦，幾乎都是在這些協定的框架之內，這就說明風險不是由于制度缺失造成的，而是由人的選擇造成的。

近幾年來，德普桑、德姆喬克等地多次成為摩擦點，其實印度是想通過前線施壓來獲得談判籌碼。表面上看是主動的，實際上是透支自己的空間。

印度結構性的不足使得這樣的做法很難持久下去。

經濟方面，印度對于中國依賴的程度比對外界所宣稱的要大得多，電子制造、化工原料、醫藥中間品等領域的供應中，中國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中國對于印度市場的依賴程度要低得多。

經濟壓力越大，邊境緊張就越大，從而加劇內部問題，種姓矛盾、地方治理、社會分裂等問題本來就長期存在，對外抗對外抗會加大系統的負擔。

軍事方面也是如此，印度在邊境一線集中了很多兵力，但是戰略縱深較小，補給線比較脆弱，還要考慮到印巴方向，雙線壓力一出，邊境部署的穩定性就會很快降低。

中國邊境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一直在持續進行中，交通、后勤以及信息系統也都在逐步完善當中，建設的目的不是為了制造矛盾，而是為了讓各種情況之下都能掌握主動權。

這就是印度戰略界所說的“戰略機遇”實際所指的內容，不是中國主動挑起爭端，而是印度一旦在經濟、社會或者安全方面出現難以承受的裂痕，邊境冒險就失去了基礎。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印邊境博弈還會繼續下去，印度的動作增加了，但是可操作的空間變小了，規則越清楚，越界付出的代價也就越大。

中國的態度一直很堅定，不主動挑起事端，也不躲避沖突，邊境基礎設施和軍事部署本身也起到一個信號的作用，一旦紅線被觸及，反應就不會遲緩。

對于印度來說，真正的問題不是來自于中國態度的變化，而是來自于印度自身不斷增加的結構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用挑釁來獲取政治利益，只會使選擇的空間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