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92年8月31日，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日頭毒得像要把地皮烤焦。
一輛破舊的汽車卷著黃土沖向機場，車屁股后面，一只金黃色的土狗正發了瘋似地狂奔。
它叫“金娃”，死死盯著那輛漸行漸遠的車，因為車里坐著的，是它在這個孤島上唯一的親人。
車里的男人叫吳鐘華，中國駐基里巴斯大使。
他透過后視鏡瞄了一眼那團模糊的黃影，心橫了橫，一腳油門踩到底，眼淚卻不爭氣地砸在了方向盤上。
這一走，他再也沒能回來。
你敢信嗎？
在這個太平洋的彈丸島國，他硬是搞出了一個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跡——一個人，一座館。
沒隨員、沒廚子、沒司機。
整整三年零八個月，他既是大使，又是花匠、修理工、廚子，甚至是看大門的。
這哪是什么風光的外交任務？
這分明就是一場現代版的“魯濱遜漂流記”。
時間倒回949天前。
1990年2月24日，一架小飛機降落在塔拉瓦那條窄得可憐的跑道上。
吳鐘華提著行李鉆出艙門，迎接他的不是鮮花和紅毯，而是撲面而來的熱浪和滿眼的荒草。
這地方窮得叮當響。
首都塔拉瓦就是個長條狀的珊瑚島，最寬的地方才兩百米，除了椰子樹和海水，幾乎啥也沒有。
沒報紙、沒廣播、沒電視，日子過得跟原始社會差不多。
可吳鐘華根本沒時間感嘆。
國內下了死命令：建館期限只有三天。
三天后，也就是2月28日，必須升旗開館。
他火急火燎地奔向離市區一公里的貝霄島，租了間破木屋。
這就是臨時的中國大使館了。
接下來的72小時，吳鐘華簡直是玩了命。
使館再小，那是國家的臉面，該有的架勢一樣不能少。
可在這兒，有錢你也雇不到人。
當地工人懶散得要命，答應的事轉頭就忘。
吳鐘華沒辦法，只能騎著借來的摩托車，頂著烈日挨家挨戶去求爺爺告奶奶。
實在沒人干，那就自己干！
這位堂堂外交官脫了西裝，換上汗衫，爬房頂拉電話線，蹲地上裝傳真機。
最要命的是那塊館牌，當地做不了這種細活，他只能找來木板和油漆，親手刻字、描金。
紅底金字，一筆一劃，油漆還沒干透，他的手指頭已經被粗糙的木刺扎得鮮血淋漓。
2月28日，開館日到了。
近百名基里巴斯官員擠進了這個簡陋的小院，連總統夫婦都來了。
吳鐘華換上筆挺的中山裝，在激昂的國歌聲中，親手升起了五星紅旗。
那一刻，他是威嚴的大使，代表著一個大國的尊嚴。
可儀式剛一結束，他轉身跑進廚房，立馬變成了端盤子的服務員。
因為找不到廚師，招待會上所有的點心和酒水，全是他一個人弄的。
他在人群里穿梭，倒酒、寒暄、遞菜，汗水把襯衫濕透了，貼在背上像一層甩不掉的皮。
深夜11點，客人散了。
吳鐘華癱在椅子上，兩條腿抖得根本站不起來。
看著院子里飄揚的紅旗，他心里清楚，這場一個人的戰爭，才剛剛拉開序幕。
貝霄島風景是不錯，可誰能想到，腳底下埋著的是地獄？
二戰時候，這兒是日軍的堡壘，美軍炸了十個月才攻下來。
地底下全是未爆彈和廢鐵。
開館才第三天，警察局長就敲開了大門，指著不遠處的工地吼：“快撤！
挖出個500磅的航彈，全島疏散！”
在避難所里，他一邊幫著分發水和糧食，一邊聽著遠處排爆的動靜，心里盤算著：這地兒太懸了，必須得搬。
危機一過，他立馬著手搬遷。
在塔拉瓦租了棟草房，一切又得從零開始。
為了省錢，也為了讓使館像樣點，他花了三個月，用珊瑚石在海邊鋪了一條路。
每天一下班，他就脫了鞋，光著腳在海灘上搬石頭、和水泥。
三個月后，這座草房硬是被他弄成了島上最齊整的宅院。
在這個只有他一個人的使館里，吳鐘華把日子過成了“分身術”。
早上六點，他是警衛員，準時升旗；八點，他是通訊員，收發國內電報；十點，他是外交官，去外交部遞照會；下午兩點，他是維修工，修水管、修發電機；到了晚上八點，他又成了會計，手寫賬目，每個月寄回北京。
活兒重還能忍，最難熬的是那張嘴。
島上不長蔬菜，當地人頓頓生魚生蝦。
吳鐘華是北方人，吃了這玩意兒一個月，胃里就開始造反，見到魚就想吐。
咋辦？
為了不得壞血病，他把眼光盯上了路邊的野草。
他發現當地有種“諾諾樹”，葉子苦得要命，但有維生素。
他像發現了新大陸，把樹苗移到院子里。
嫩葉摘下來，切碎煮湯。
那湯綠得發黑，喝一口苦得舌頭打顫，但他硬是逼著自己喝下去，還給起了個好聽的名字叫“翡翠湯”。
退潮的時候，巖石上會長出綠油油的青苔。
吳鐘華拿著鏟子去刮，刮滿一桶帶回來，洗凈曬干磨成粉，吃飯時拌在米飯里。
那味道帶著濃重的海腥氣，簡直像是在舔生銹的鐵板。
但就是這就著青苔和樹葉的苦日子，讓他沒有倒下。
他還學會了像當地婦女一樣，用椰奶燉魚，用樹葉給菜添色。
在這座孤島上，一位大國大使，為了活下去，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野外生存專家。
比饑餓更可怕的，是孤獨。
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一臺短波收音機。
信號好的時候，能聽到北京的聲音，那是家鄉的呼吸；信號不好的時候，就只有刺啦刺啦的電流聲陪著他。
為了不發瘋，他養了狗。
第一只狗丟了，他在島上找了三天三夜，嗓子都喊啞了也沒找回來。
警察局長看他失魂落魄，開玩笑說：“狗都受不了你的孤獨，跑了。”
后來，他抱回來一只金黃色的小狗，取名“金娃”——諧音“京瓦”，意思是北京和塔拉瓦。
金娃成了這所使館唯一的“編外人員”。
每天早晨升旗，金娃圍著旗桿轉圈；吳鐘華算賬，金娃趴在腳邊睡覺；臺風來了，金娃鉆床底下發抖，吳鐘華把它抱出來哄。
有次半夜來賊撬保險柜，金娃狂叫把吳鐘華吵醒，嚇跑了賊人。
它不僅僅是伴侶，更是戰友。
可老天爺偏偏喜歡捉弄人，就在日子剛順當點的時候，狠狠給了他一巴掌。
那天，一封遲到的家書送到了島上。
信封上帶著黑邊。
吳鐘華拆信的手都在抖。
信里說，父親去世了。
他看了一眼日期——已經是24天前的事了。
那一刻，吳鐘華覺得自己像個廢人。
父親走了，他不僅沒能見最后一面，甚至在父親下葬二十多天后，才像個傻子一樣知道消息。
他拿著信走到海邊，對著北方“撲通”一聲跪下，重重地磕了三個響頭。
海浪拍打著礁石，掩蓋了一個中年男人撕心裂肺的哭聲。
哭完了怎么辦？
擦干淚，還得回去寫照會，談漁業合作。
國家的事，一刻也不能停。
三年零八個月，一千三百多個日夜。
吳鐘華把自己的腰累彎了，落了一身病。
但他硬是在這片荒地上，幫中國談下了金槍魚加工項目，幫當地引進了冷藏設備。
當地人管他叫“中國醫生”，因為他帶來的中藥治好了不少人；管他叫“修路大使”，因為他親手鋪的那條路，誰都能走。
1992年8月，調令終于來了。
臨走那天，外交秘書舉著酒杯動情地說：“在塔拉瓦，沒人不知道吳先生。
大家都在看，看他一個人怎么撐起一個館。
他做到了，而且做得比誰都好。”
8月31日早晨，吳鐘華最后一次升起五星紅旗。
他把金娃留在了院子里，托付給鄰居。
他不敢告別，怕自己走不了。
車子啟動的那一刻，金娃掙脫了繩索。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狗在追，人在哭。
回國后很多年，吳鐘華常說，那是他外交生涯最苦的日子，也是最驕傲的日子。
什么是外交官？
人們以為是西裝革履、推杯換盞。
但在吳鐘華身上，外交官是那個在烈日下刷漆的油漆工，是那個蹲在海邊刮青苔的幸存者，是那個把眼淚咽進肚子里的兒子。
2019年，中國與基里巴斯恢復外交關系。
五星紅旗再次在塔拉瓦升起。
這面旗幟的底色里，永遠有一抹屬于吳鐘華的汗水，和那個在珊瑚島上孤獨守望的身影。
有些種子，種下的時候沒人看見，但花開的時候，整個世界都會知道它的名字。
信息來源：
《一個人的使館：首任駐基里巴斯大使吳鐘華出使紀實》，吳鐘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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