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黨將被處決，行刑前他去上廁所，看守卻意味深長道：早去早回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凌晨，南京城還被一層死氣沉沉的霧罩著，老虎橋監獄里發生了一樁讓國民黨保密局徹底“破防”的怪事。

那個被折磨得只剩半條命的死刑犯范紀曼，哼哼唧唧跟看守說想去趟廁所。

看守那會兒困得連眼皮都抬不起來，尋思著這家伙幾個小時后就要被拖出去吃槍子兒了，也就是秋后的螞蚱，蹦跶不了幾下，手一揮就讓他去了。

誰能想到，就是這撒泡尿的功夫，這位穿著囚服的“國防部少將專員”竟然在戒備森嚴的監獄里玩起了“人間蒸發”。

等警報聲把半個南京城都吵醒的時候，沒人搞得清他是怎么拖著那是受過重刑的傷腿，僅僅靠著一塊從伙房順來的爛木板，就翻過了那道平時連鳥都飛不過去的高墻。

這可不是電影里的特效鏡頭，而是實打實發生在南京解放前夜的真事兒。

這一跑，直接把國民黨特務系統的臉打得啪啪響，那是真疼啊。

說起來，范紀曼這個人的經歷，簡直就是那個年代的“神級劇本”。

在國民黨那幫同僚眼里，這人是才子，精通好幾國語言，又是戴笠眼里的紅人，甚至一度混到了軍統北平站代理站長的位置。

那是啥概念？

相當于現在的分公司一把手。

但這正是歷史最黑色幽默的地方：國民黨用來抓共產黨的核心機構，坐鎮指揮的大佬竟然是個潛伏了十七年的老黨員。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得把時間條往回拉個二十多年。

范紀曼這人，起跑線就比別人高出一大截。

出身書香門第，十二歲就能把外語說得跟母語似的，按理說，這種配置妥妥的是走留洋鍍金、回來當教授的路子。

但這哥們偏不，一九二六年，那是熱血沸騰的年代，他非要投筆從戎，考進了黃埔軍校武漢分校。

在那兒，他和后來的大將羅瑞卿是睡上下鋪的兄弟，兩人天天琢磨的不是怎么升官發財，而是怎么把這個爛透了的國家救回來。

那時候的年輕人，個個都硬氣。

可革命這碗飯，真不是那么好吃的。

一九二七年局勢那是說變就變，范紀曼在打仗的時候迷了路，和大部隊走散了。

在那個沒有手機、沒有微信，找人全靠吼的年代，一個人一旦斷了線，基本上就等于社會性死亡了。

換一般人，估計早就回老家老婆孩子熱炕頭了，或者干脆另謀高就。

但這范紀曼是個“死心眼”。

他在隨后的七年里，活得像個流浪漢，滿中國亂跑，一邊打工糊口，一邊瘋狂找組織。

七年啊，抗戰都快打完了。

這七年足以把一個人的棱角磨平，也能讓一個投機分子變節一百次。

他在那個混亂的世道里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島，表面上隨波逐流，心里的火種卻一直捂得嚴嚴實實。

等到一九三二年，這根斷了七年的線終于重新接上了。

黨組織一看他的履歷，直接驚了：黃埔背景、外語流利、還有這股子堅韌勁兒，這不就是天生的特工苗子嗎？

于是，一個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交給了他：打入國民黨內部。

這活兒簡直就是給范紀曼量身定做的。

他先是在北平把自己包裝成個流亡學生，然后一步步混進了國民黨的情報圈子。

這期間的操作，那叫一個行云流水。

白天，他是那個穿西裝打領帶、在酒會上跟高官推杯換盞的“范專員”，談吐風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到了晚上，窗簾一拉，他就成了在暗室里整理情報的紅色特工。

最絕的是他在北平站當代理站長那會兒。

你想想那個畫面，國民黨特務在那兒開會研究怎么抓共黨，坐在主位上拍板的人，心里正琢磨著怎么把這份會議紀要把傳出去。

這種“燈下黑”的玩法，讓范紀曼送出了無數要命的情報。

從日本人的動向到國民黨內部的狗咬狗，各種絕密文件就通過他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都響的破自行車，源源不斷地送到了延安。

可惜啊，干這行的，這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一九四九年春天，眼瞅著天都要亮了，結果出了個叛徒，把范紀曼給賣了。

國民黨高層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估計下巴都掉地上了，緊接著就是惱羞成怒。

他們覺得自己被當猴耍了這么多年，那叫一個氣啊。

把范紀曼抓進去后，什么老虎凳、辣椒水，能上的刑具全上了一遍，就想撬開他的嘴。

那幫特務也是想瞎了心。

一個能在失聯七年中都不動搖的人，能在敵營心臟潛伏十七年不露馬腳的人，會被這點皮肉之苦嚇倒？

范紀曼在獄里那是相當淡定，該吃吃該睡睡，腦子里卻在飛快地計算著越獄的方案。

他是老特工了，監獄這種地方對他來說，也就是個復雜的迷宮而已。

他早就摸透了看守換崗的規律，也看準了那個平時用來堆雜物的死角。

四月十一號凌晨，借著上廁所的由頭，他拿出了早就藏好的那塊木板。

那塊爛木板，成了他生命的杠桿。

那一躍，不僅僅是翻過了一堵墻，更是給那個舊時代狠狠地甩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逃出去后的范紀曼根本沒想著躲起來保命。

他拖著傷腿，第一時間找到了組織，把自己腦子里裝著的國民黨江防部署圖畫了出來。

這份情報，后來成了百萬雄師過大江的關鍵導航。

可以說，新中國的軍功章里，絕對有這位“越獄犯”濃墨重彩的一筆。

后來啊，日子太平了。

這位傳奇人物也沒怎么顯擺自己的功勞，就在上海過著普通人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