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這一規律，最早其實藏在孟子的一句話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初聽這話，你可能會覺得這不過是一句對明君降世的政治預言。
可若是你把中華五千年的歷史畫軸猛然拉開，定睛一看，保準會驚出一身冷汗——這哪里是預言？
這分明是一座精準得可怕的歷史時鐘。
這是巧合？
還是冥冥之中的天數？
咱們先把時間撥回公元前。
東周末年，那叫一個禮崩樂壞。
那是一段漫長的至暗時刻，史書上管它叫春秋戰國，可說白了，就是長達五百多年的互相殺伐，老百姓就像草芥一樣，在戰火里自生自滅。
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揮劍決浮云，六國滅，四海一，華夏大地終于迎來了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朝。
但他太急了，急得透支了民力。
秦二世而亡，這個王朝就像一顆流星，雖然劃破了黑暗，卻沒能長久照亮夜空。
劉邦接手的江山，是個徹頭徹尾的爛攤子。
秦末戰亂后，中原大地十室九空，老百姓別說吃飯，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湊不齊。
劉邦很務實，他把大秦那套嚴刑峻法收了起來，搬出了黃老道家的“無為而治”。
這招很高明：國家不折騰，百姓才能喘口氣。
史書里有個夸張卻真實的細節：國庫里的銅錢多得數不清，因為常年不用，穿錢的繩子都爛斷了。
倉廩實而知禮節。
口袋富了，腦袋也得跟上。
賈誼寫下《過秦論》，痛定思痛，總結秦亡的教訓。
這不僅僅是恢復，這是在蓄力。
到了漢武帝劉徹這一代，積攢了六十年的國力終于爆發。
漢武帝干了兩件大事。
他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新儒學揉進了法家的手段、道家的身段，終于打造出一套適合大一統王朝的意識形態。
面對北方匈奴的彎刀，漢武帝沒有退縮。
衛青、霍去病的大軍跨越長城，直擊漠北。
漢朝四百余年，不僅留下了遼闊版圖，更把“漢”這個字，刻進了一個民族的骨血里。
歷史的車輪滾過魏晉南北朝的又一輪亂世，時間來到了隋唐。
如果說漢朝是奠基，那唐朝就是造極。
李淵建立唐朝時，面對的局面跟劉邦差不多：隋末戰亂，滿目瘡痍，人口銳減，經濟凋敝，整個國家像個大病初愈的病人。
李淵開出的藥方很直接：士兵歸田，廢除苛捐雜稅。
隋朝雖然短命，但它給唐朝留下了三筆豐厚的遺產：科舉制、三省六部制、均田制。
李淵沒客氣，全盤接收。
緊接著，那個被后世稱為“天可汗”的男人登場了。
唐太宗李世民，一手開啟了貞觀之治。
當時的大唐都城長安，是地球上最繁華的中心。
這里不僅有大唐的子民，還有各國的使臣、滿臉胡茬的胡商、負笈求學的僧侶。
他們可以在長安居住，可以做生意，甚至可以做官。
在這個時代，中國人活得最瀟灑。
詩歌成了這個王朝的硬通貨。
上至帝王將相，下至歌姬販夫，人人都能哼上兩句。
李白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世，杜甫筆底波瀾便是民間疾苦。
可盛極必衰，這是歷史的鐵律。
安史之亂的戰鼓打破了霓裳羽衣曲。
五代十國的硝煙散去，宋朝登場。
跟秦漢、盛唐相比，宋朝看著有點“憋屈”。
地盤小，打仗也不太行。
這政策讓宋朝的腰桿子有點軟，但腦瓜子卻空前靈光。
歐陽修、王安石、蘇軾…
這些名字如群星璀璨。
宋朝對官員選拔嚴苛到了極點，真可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
但也正因如此，“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扎進了中國人的心里。
更重要的是，宋朝搞出了一項黑科技——活字印刷術。
這東西的意義，不亞于今天的互聯網。
它徹底改變了知識的傳播方式。
儒學大家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被瘋狂刊印，成為后來元明清三朝的科舉“標準答案”。
后來，蒙古鐵騎南下，南宋覆滅。
但并沒有。
元曲，這種通俗又潑辣的藝術形式，就是在這種高壓下滋養出來的。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
漢人，又一次拿回了中原。
這位草根皇帝為了穩固江山，堅持用八股取士。
明朝二百七十六年，考出的進士總數，超過了唐宋元三朝的總和。
到了朱元璋的兒子朱棣手里，他干了一件震古爍今的大事。
他動用了全國五分之一的財力，編纂《永樂大典》。
這書有多牛？
縱觀這兩千多年，從秦漢的開創，到隋唐的奔放，再到宋明的內省。
中華民族每隔五百年，總能浴火重生。
它像水一樣，至柔由于至剛。
這就是為什么五千年來，古巴比倫成了遺跡，古埃及成了景點，只有中國，依然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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