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6年的冬天，北京的風刮得正緊，吹在臉上像刀割一樣。
沈醉裹著厚棉襖踏進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的那一刻，背后的冷汗愣是把貼身衣服都浸透了。
此前他在重慶關押，雖然也是階下囚，但好歹避開了許多昔日的“老熟人”，日子過得還不算太揪心。
可如今戰犯大集中，他這一腳踏進來，哪是進什么改造所？
分明是直接踩進了雷區。
望著周圍那些越看越眼熟的面孔，這位曾經呼風喚雨的軍統大特務頭子，只能苦笑著念出一首打油詩給自己壯膽：“久旱逢甘雨——幾滴，他鄉遇故知——仇敵。”
在這個被高墻切割的方寸天地里，沈醉心里跟明鏡似的：他即將面對的，不僅僅是漫長的改造歲月，更是半輩子作惡欠下的“人情債”。
沈醉這還沒進門，心里就更有數了，他的恐懼絕不是杞人憂天。
在功德林這地界，雖然大家名義上都是戰犯，但這“鄙視鏈”可是劃得清清楚楚。
這里關押的大多數是被俘的國民黨正規軍高級將領，這些帶兵打仗的將軍，向來瞧不起軍統這幫搞暗殺、特務活動的“陰溝老鼠”。
原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就是最硬的那塊骨頭。
黃維性格那是出了名的執拗，看人從來不用正眼。
提起沈醉這幫人，他毫不避諱地破口大罵：“戴笠、毛人鳳這些家伙，只會背后打黑槍。
有本事戰場上見！
我要是共產黨，抓住就砍腦袋！”
在黃維看來，殺共產黨是各為其主的立場問題，但殘害異己、手段下作，那就是徹頭徹尾的人品問題。
面對黃維的冷臉，沈醉倒是很有自知之明。
他像王耀武一樣圓滑，懂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既然打不過，那就認罪唄。
在檢舉揭發特務罪行時，沈醉知無不言，甚至比誰都積極。
靠著這份“懂事”，他勉強在徐遠舉、周養浩這些軍統老同僚噴火的眼神中活了下來，保住了腦袋沒被板凳開瓢。
可剛擺平了老同僚，1956年的這次大集中，老天爺又把兩個真正的“冤家”送到了他面前。
第一個冤家叫袁鴻逵。
按1964年第五批特赦名單上的記錄，這人是“第六編練司令部中將高參”。
名頭聽著挺大，實際上就是個失寵的黃埔一期生，混到最后只當了個營口市市長。
椅子還沒坐熱，就被起義部隊送給了解放軍，后來被釋放回了云南。
袁鴻逵之所以恨沈醉，不是因為別的，正是因為他本有機會不用進這戰犯管理所。
1949年，沈醉被毛人鳳發配到云南當站長。
那會兒國民黨大勢已去，沈醉如同坐在燒紅的爐子上，卻仍舊在大搞“九九整肅”，一夜之間抓捕三百多人。
就在這節骨眼上，回到昆明的袁鴻逵正在宣傳共產黨的優待俘虜政策。
沈醉殺紅了眼，二話不說直接把袁鴻逵抓了起來。
盧漢親自打電話給警察局長王巍要人。
王巍兩手一攤：“人是沈醉抓的，我放不了。”
沈醉不想徹底得罪盧漢，便想出個損招。
他答應放人，但有個條件：袁鴻逵必須公開做反動宣傳。
袁鴻逵這下算是掉進了死局：不做，就被押送重慶“處理”，那是必死無疑；做，就是自絕后路。
為了活命，袁鴻逵被迫昧著良心當了反動喇叭。
結果云南起義后，他因為這些言論再次被捕，最后真的淪為了戰犯。
在功德林重逢時，袁鴻逵已經是學習小組副組長了。
一聽說沈醉來了，他立馬向管理員申請：“把沈醉分到我們組來，我一定好好幫助他。”
這哪是幫助？
分明是想借機“修理”他！
沈醉嚇得夜不能寐，連夜找到管理員求情：“他肯定要報復我。
我跟誰都能處，唯獨怕他。”
管理員聽完原委笑了，最后也沒把沈醉往虎口里送。
袁鴻逵的仇，沈醉還能硬著頭皮說是“各為其主”；但面對另一個冤家周振強，沈醉欠下的卻是一筆無法洗白的“良心債”。
周振強曾任戰時干部教導總團副教育長兼綦江警備司令。
他與沈醉的梁子，結在抗戰時期的重慶。
那時的沈醉，是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戴笠的心腹紅人。
他手下的特務們仗勢欺人，用“窮兇極惡”形容都算是客氣了。
當時，沈醉下屬綦江稽查所抓了一名商人，罪名是販賣鴉片。
這純屬栽贓陷害，那會兒連軍統大佬鄭介民的老婆都在倒騰鴉片，稽查所對此向來是睜只眼閉只眼。
特務們真正的目標，其實是商人的幾兩黃金和他那個漂亮的女兒。
當晚，一名稽查員闖入旅店，借口搜查毒品，強行扒光了商人女兒的衣褲。
所謂檢查，不過是當眾凌辱。
從此，這個無辜的小姑娘落入魔掌，不僅被長期霸占，甚至被迫接客。
那女孩走投無路，寫了一封血淚求救信。
信輾轉到了周振強手里。
這位少將司令看罷大怒，直接把那個名叫鄭屠的稽查員提來審問。
周振強壓著火問：“只有四川往外運煙土，哪有往里運的？
你們肯定抓錯人了。”
那特務囂張慣了，根本沒把周振強放在眼里，當場破口大罵。
周振強也是個血性漢子，二話不說，下令將這畜生拉出去，當場槍斃。
按理說，這是為民除害的大好事。
可沈醉得知消息后，第一反應不是反思手下作惡，而是覺得“權威受損”。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處長生病，我代理處長。
一聽這事火冒三丈，心想周振強無法無天…
我也準備同樣無法無天。”
一個上校副處長，竟然集合了幾十名特務，分乘兩輛卡車殺氣騰騰奔赴綦江，揚言要抓捕警備司令。
若不是戴笠一通急電攔住，一場國民黨內部的火拼在所難免。
即便如此，沈醉后來在宴會上見到周振強，依然大吵一架，對此事耿耿于懷。
在沈醉的邏輯里，他的手下作惡是“小節”，周振強殺他的人那是“犯上”。
這就是沈醉在功德林里不敢面對周振強的原因。
那不僅是私仇，更是赤裸裸的罪證。
他以為時間能沖淡一切，卻不知道有些罪惡是刻在骨頭里的。
1960年，第二批特赦名單公布，沈醉的名字赫然在列。
他走出高墻，后來甚至恢復了起義人員身份。
在回憶錄里，他說自己與周振強已經“冰釋前嫌”，與袁鴻逵的恩怨也成了過眼云煙。
這看似大團圓的結局，卻讓人感到一絲徹骨的寒意。
袁鴻逵因為沈醉的逼迫，從可能的起義人員變成了戰犯，蹉跎半生；周振強因為一次正義的槍聲，被記恨多年。
而那個在綦江旅店里瑟瑟發抖的少女，早已消散在歷史的塵埃中，無人問津。
沈醉的特赦，是國家政策的寬大；但他欠下的債，歷史從未真正勾銷。
在功德林的那些不眠之夜里，當沈醉看著窗外的月光時，不知是否真的懺悔過：那些被他改變命運的無辜者，從未有過重來一次的機會。
信息來源：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原國民黨將領的大結局》，黃濟人，中國青年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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