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8年12月，雙堆集的冬天冷得刺骨。
第十二兵團司令黃維狠狠一拳砸向面前的坦克操作桿，這臺代表著突圍希望的鋼鐵巨獸，偏偏在過了河的節骨眼上“趴窩”了。
他一抬頭，前面不遠處，副司令胡璉乘坐的坦克正噴出一股黑煙，頭也不回地碾過荒野，沖出了包圍圈。
兩人一塊兒坐坦克突圍，憑什么“狡猾”的胡璉跑掉了，精通機械的“書呆子”黃維卻因為車壞了成了俘虜？
這事兒如果不往回倒幾個月，你根本看不懂里頭的彎彎繞。
說黃維是蔣軍里的“孔乙己”可能有點損，但說他不懂人情世故，那是一點不冤。
這場大潰敗的根子，早在第十二兵團剛搭架子的時候就埋下了。
當時國民黨高層誰心里沒數？
這個新組建的第十二兵團，骨子里就是胡璉的“家兵”。
底下四個軍，核心班底全是胡璉帶出來的整編第十八軍。
按理說，司令這把交椅非胡璉莫屬，連黃維自己后來都承認，這隊伍就該胡璉帶。
可蔣介石偏要玩“制衡術”。
幾番派系爭斗下來，老蔣竟然把這支虎狼之師交給了離開部隊很久、正在辦軍校的黃維，反而讓心高氣傲的胡璉屈居副職。
這不是成心惡心人嗎？
煮熟的鴨子飛了，胡璉心里的火氣可想而知。
但他還沒發作，黃維上任第一天就先給他來了一記“暴擊”。
黃維當著全軍將校的面，擺出一副清高樣說：“我離開部隊久了，帶兵有困難。
打完這一仗，我還是回去辦學校。
這司令的位置，以后還是給胡璉。”
這番話，黃維自以為是謙虛示好，聽在胡璉耳朵里卻是赤裸裸的羞辱：合著這兵團司令的位置是你施舍給我的？
還是個“二手”的？
胡璉也是個狠角色，既然你看不起我，那我就讓你看看沒有我胡璉，這戲你怎么唱。
1948年10月底，大戰在即，胡璉突然甩出兩張請假條：一是父親病危，二是自己牙疼。
理由爛得沒邊，但態度硬得離譜。
胡璉拍拍屁股去了漢口，哪怕后來喪事辦完了、牙病也好了，他就是賴著不歸隊。
他就是要站在旁邊冷眼看著，看你黃維怎么把這臺戲演砸。
黃維這人，確實有種把朋友搞少、把敵人搞多的“天賦”。
他不光得罪了胡璉，在整個國民黨軍界，他的人緣也是差得出奇。
他是陳誠“土木系”的干將，可后來進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連土木系的被俘將領都不愛搭理他。
至于非嫡系將領，更是被他得罪了個遍。
當年杜聿明從緬甸野人山九死一生回來，負責“點檢”工作的正是黃維。
面對這群死里逃生的殘兵敗將，黃維不但沒半句慰問，反而擺出一副欽差大臣的嘴臉，對杜聿明極盡冷嘲熱諷，把杜聿明噎得半死。
這種又臭又硬的性格帶到了第十二兵團，后果簡直是災難性的。
第十二兵團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后來提起黃維的指揮能力都直搖頭。
他說黃維根本不懂怎么在這個拼湊的兵團里搞團結，各軍軍長之間老死不相往來，隔閡深得很。
最要命的是，蔣介石突然命令大軍向徐州攻擊前進，這么大的戰略變更，黃維竟然連個作戰會議都不開，連住在隔壁的軍長都不通知，直接下令開拔。
楊伯濤接到命令時整個人都懵了，明知是去送死，但也只能硬著頭皮上。
就在這種上下離心、將帥失和的混亂中，黃維一頭扎進了雙堆集的口袋陣。
直到1948年12月1日，第十二兵團已經被解放軍圍得像鐵桶一般，胡璉才突然在南京現身，請求蔣介石派飛機把他送進包圍圈。
他這是去救火嗎？
不，分明是去給黃維“上眼藥”。
胡璉這一去仿佛在向世人宣告：看，黃維把隊伍帶進了絕路，現在還得靠我胡璉來收拾殘局。
從胡璉落地雙堆集那一刻起，黃維這個兵團司令實際上就已經被架空了。
蔣介石后來干脆越級指揮，多次派小飛機把胡璉接到南京“面授機宜”，然后再把胡璉送回去傳達圣旨。
黃維徹底淪為了一個尷尬的擺設，變成了老蔣和胡璉手中的提線木偶。
在這最后的時刻，黃維在《第十二兵團被殲紀要》里無奈地記了一筆：“胡璉轉告蔣介石指示，讓我們突圍，不要管杜聿明，也不要指望李延年。”
這種朝令夕改、只顧逃命的指令，讓黃維感到莫名其妙，他意識到老蔣已經方寸大亂，這支部隊的末日到了。
最后的突圍，成了一場荒誕的鬧劇。
作為軍校校長，黃維對機械裝備頗有研究，甚至后來在監獄里還癡迷于制造“永動機”。
可諷刺的是，在逃命的關鍵時刻，他的機械知識似乎毫無用武之地。
突圍當晚，黃維和胡璉分乘兩輛坦克逃跑。
按照計劃，他們將利用坦克的裝甲防護沖出重圍。
結局極具戲劇性：不懂機械的胡璉，坐著坦克一路“逆行”，成功逃之夭夭；而精通機械的黃維，他的坦克卻在關鍵時刻“壞”了。
這輛坦克的故障，實在太過蹊蹺。
有史料曾說是胡璉過河后炸斷了橋梁，才導致黃維被困。
但這顯然不符合事實。
與黃維前后腳被俘的楊伯濤看得清清楚楚，他在回憶錄中證實：在戰車掩護下打開缺口后，黃維和胡璉的戰車都沖了出去。
只不過胡璉跑掉了，黃維是因為戰車發生故障，被迫下車混在潰兵中奔跑，這才被解放軍俘虜。
更耐人尋味的是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官兼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的回憶。
那天晚上，黃維派衛士指定吳紹周乘坐第三號戰車，緊跟在黃維和胡璉之后。
當行至玉皇廟渡河時，前面黃維和胡璉的戰車順利通過，卻把浮橋壓壞了，導致吳紹周的戰車被堵在了河對岸。
這說明了三個殘酷的事實：第一，胡璉的坦克沒壞；第二，吳紹周的坦克也沒壞；第三，偏偏就是夾在中間的司令官黃維，因為坦克“故障”成了階下囚。
要說這里面沒有貓膩，恐怕連鬼都不信。
我們當然沒有確鑿證據說是胡璉在黃維的坦克上做了手腳，但這個巧合實在太完美了。
胡璉逃回南京后，搖身一變，迅速被任命為第二編練司令部司令，將逃回來的殘部重新改編為新的第十二兵團。
你看，繞了一大圈，這支部隊的指揮權最終還是回到了胡璉手里，甚至都不用黃維再假惺惺地“讓”了。
更有意思的是，據說后來黃維的夫人在臺灣去領取撫恤金時，已經位高權重的胡璉不僅沒有半點同情，反而對其冷嘲熱諷，甚至破口大罵，全然沒有半點“袍澤之誼”。
或許正是這種刻骨銘心的刺激，讓黃維在功德林漫長的改造歲月里，陷入了對“永動機”的瘋狂研究。
他試圖違背能量守恒定律去創造奇跡，就像當年他試圖違背人情世故的定律去掌控第十二兵團一樣。
有人說是胡璉太狂妄，也有人說是黃維太迂腐。
但歷史不容假設，如果當年蔣介石直接讓胡璉當司令，第十二兵團或許不至于敗得如此難看。
但對于黃維來說，那輛在曠野中突然熄火的坦克，不僅終結了他的軍事生涯，也成了他一生都無法解開的死結。
那個在雙堆集寒夜里看著胡璉遠去背影的黃維，終究只落下個“書生誤國”的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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