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的回憶錄有誤：鄭介民和毛人鳳誰的靠山硬、能力強、權力大？

1955年3月中旬，香港。

一份絕密情報擺在了李克農部長的案頭：蔣介石親自批準，策劃在印尼暗害周總理。

這事兒本身不稀奇，國民黨搞暗殺也不是一天兩天了，稀奇的是這背后的執行鏈條——下令的是臺灣“國家安全局局長”鄭介民，而具體執行的卻是“保密局局長”毛人鳳。

這就奇了怪了，按照咱們熟知的劇本，毛人鳳不是早就把鄭介民給斗倒、擠出局了嗎？

怎么到了1955年，這位所謂的“權斗勝利者”還得乖乖聽手下敗將的指揮？

沈醉在回憶錄里信誓旦旦寫下的“大獲全勝”，在冷冰冰的職級面前，究竟是歷史的真相，還是一場自欺欺人的笑話？

要把這個笑話看懂，咱們得把時間軸撥回到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沈醉在《我的特務生涯》里寫得那是繪聲繪色，說毛人鳳繼承了戴笠的衣缽，三下五除二就斗敗了資格老得多的鄭介民和唐縱。

在他的筆下，鄭介民被擠兌得只能去坐冷板凳，看起來簡直輸光了底褲。

但這番言論，只能證明沈醉雖然身居高位，卻依然沒看懂國民黨高層權力的真正游戲規則。

所謂的“被擠走”，在檔案里有著完全不同的解讀。

翻開1947年的履歷表，真相便一目了然。

那年12月，鄭介民升任國防部常務次長。

這在官場上是個什么概念？

這是實打實的副部級高官。

而這會兒的他，還兼任著“國防部”二廳中將廳長和保密局局長。

一個人同時把持情報廳、保密局兩個廳級特務機構，還掛著副部長的頭銜，這顯然是“超載”了。

于是到了1948年，鄭介民“辭去”保密局局長之職。

請注意，人家是從廳級崗位上卸任，專心做他的副部長。

沈醉眼里的“被擠走”，實際上是鄭介民步步高升，升到不想再兼任下屬單位的一把手了。

這哪里是毛人鳳的勝利，分明是鄭介民的升維打擊。

再看看兩人的“起跑線”，差距更是大得讓人絕望。

在軍統前身復興社特務處時期，蔣介石為了玩弄權術，讓黃埔六期的戴笠當正處長，黃埔二期的鄭介民當副處長。

老蔣用戴笠，是因為他資歷淺、軍銜低，好控制，絕不是因為鄭介民能力不行。

戴笠直到1945年才從步兵上校晉升陸軍少將，死后才追授中將。

而鄭介民早在1944年升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時，就已敘任中將。

在軍統局，鄭介民和唐縱被稱為“軍統活中將”，戴笠反而像是給他們打工的。

鄭介民在軍統局的日子，確實如沈醉所說“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但他不是在偷懶，而是在忙著給自己的金身鍍層。

相比之下，戴笠只是個悶頭干活的“打工皇帝”，在國民黨中央沒有任何職位。

而鄭介民卻是“中執委”——那可是國民黨核心圈中的核心。

毛人鳳就更不用提了，內勤沒當過處長，外勤沒當過站長，純粹靠著給戴笠當秘書筆桿子起家，在鄭介民面前，連抬頭的資格都勉強。

在特務系統內部，鄙視鏈也是清晰可見。

曾被稱為“軍統第一殺手”的陳恭澍，在回憶錄里對鄭介民推崇備至，對毛人鳳卻沒半句好話。

就連沈醉自己也承認，他只服戴笠，對鄭介民只是表面尊敬，而對毛人鳳則是打心眼里瞧不起。

沈醉覺得毛人鳳只是個家奴式的角色，但他沒看透的是，鄭介民根本不需要跟毛人鳳爭什么“局長”的位子，因為鄭介民的賽道，從來就不在保密局這一畝三分地上。

說到能力，鄭介民也絕非只會當官的草包。

抗戰期間，許多針對日偽高官的刺殺行動，鄭介民不僅參與，甚至親自操刀。

陳恭澍回憶，在六國飯店刺殺張敬堯那次驚天行動，就是鄭介民化裝成南洋華僑資本家親自坐鎮指揮的。

戴笠死后，鄭介民接班直接就是中將正局長，副局長毛人鳳見了他，得畢恭畢敬喊一聲“局座”。

這種等級森嚴的壓制，一直延續到了臺灣時期。

如果說學歷和能力是鄭介民的底氣，那么他在莫斯科積累的“同學情誼”，就是他在蔣系特務系統中屹立不倒的通天階梯。

當年鄭介民去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那是老蔣特批的。

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他和一位叫尼古拉的俄國同學結下了深厚友誼。

這位尼古拉同學，漢名蔣經國。

不管在哪個朝代，這種“同窗+異國受苦”的情誼都是無價的政治資產。

蔣系特務系統歷經變遷，戴笠摔死，徐恩曾被擼，康澤被踢去當炮灰。

到了1950年，蔣介石為了統一特務組織，派蔣經國任“總統資料室”主任，實際掌控所有特務機關。

這時候，格局就很清晰了：小蔣在幕后掌控全局，老同學鄭介民在前臺具體操盤，而毛人鳳，不過是磨道里那頭負責拉磨的驢，只能聽喝。

程一鳴在《軍統特務組織的真相》中揭示了這套嚴密的體系。

1954年，臺灣設立“國家安全會議”，下轄“國家安全局”。

鄭介民坐鎮國安局，手底下管著誰？

管著國民黨中執委大陸工作會、國防部第二廳、憲兵司令部，以及那個改名為“國防部情報局”的保密局。

也就是說，無論毛人鳳怎么折騰，他的頭頂上始終壓著鄭介民這座大山。

從大陸到臺灣，鄭介民始終是那個下棋的人，而毛人鳳和沈醉，不過是棋盤上的卒子。

沈醉之所以覺得是自己和毛人鳳“擠走”了鄭介民，完全是因為“只緣身在此山中”。

他站在保密局的處長視角，看到的是局長權力的更迭，卻看不到更高層級國防部次長的博弈。

這就好比一個車間主任覺得把廠長擠兌走了，沾沾自喜，殊不知廠長是升任了集團副總裁，根本懶得再管車間里的瑣事。

沈醉的回憶錄雖然流傳甚廣，但在真正的我方高級潛伏人員眼中，比如熊向暉、程一鳴看來，不過是井底之蛙的見解。

在這個冷酷的特務世界里，位高權重也未必能善終。

鄭介民比毛人鳳靠山硬、官職高、權力大，最后卻死得不明不白。

程一鳴在書中懷疑，鄭介民和他的弟弟鄭挺峰都是被蔣家父子弄死的。

鄭介民是在日月潭陪老蔣游玩時，吃了一塊老蔣遞過來的西瓜，回家后就腹痛而亡；他弟弟鄭挺峰則是因為背后罵了小蔣幾句，看了一場電影回家后也暴斃。

這其中的驚悚與詭異，比任何諜戰小說都要殘酷。

也許是因為鄭介民跟美國人走得太近，犯了蔣家父子的大忌；也許是功高震主，讓那位當年的莫斯科老同學動了殺心。

無論真相如何，鄭介民的一生都證明了一個道理：在權力的絞肉機里，沒有永遠的贏家。

沈醉在戰犯管理所里寫回憶錄時，可能還在為當年的“勝利”沾沾自喜，卻不知道那位他以為被“擠走”的鄭介民，早已在云端俯視了他半輩子，直到最后被更高的云端吞噬。

如果當年鄭介民真的發狠，把“第一殺手”陳恭澍和另一位莫斯科老同學、也是天津站站長的吳敬中都調到身邊，毛人鳳和沈醉恐怕連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歷史沒有如果，只有結果。

鄭介民離開了保密局，不是因為輸了，而是因為那個小廟，已經裝不下這尊大佛了。

至于毛人鳳，他在鄭介民的陰影下戰戰兢兢地活到了最后，或許那才是對他最大的懲罰。

在這個故事里，沈醉看錯了對手，也看錯了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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