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楊振寧為何要堅決反對中國建設高能加速器？真實原因其實很簡單

“楊振寧先生，我們本以為你會支持。”

1972年7月4日，北京飯店的會議室里，空氣像是被凍住了一樣，安靜得讓人心慌。在座的都是中國科學界的泰斗級人物，此時此刻，所有的目光都像探照燈一樣，死死盯著那個剛回國不久的中年人。

大家原本準備好的香檳和掌聲，還沒拿出來就被憋回了肚子里。誰也沒想到，這位頂著諾貝爾獎光環回來的“自己人”，面對國家雄心勃勃的宏大計劃，竟然毫不留情地潑了一盆冰水。

這下好了，場面一度非常尷尬。

01

咱們得先把時間軸撥回到那個特殊的年份。

1972年，這在咱們國家的歷史上，是個什么概念？說實話，那時候家里是真的窮，兜里比臉還干凈。但是，中國人的腰桿子卻是前所未有的硬。原子彈炸響了，氫彈也搞成了，衛星也在天上唱《東方紅》了，“兩彈一星”的成功讓整個民族的自信心直接爆棚。

特別是在科學界，那股子心氣兒高得嚇人。老一輩科學家們尋思著，咱們雖然窮，但腦子不笨，核武器都能搞出來，還有什么搞不定的？

當時的物理學界，最時髦、最頂尖、最能代表一個國家科研實力的玩意兒是什么？就是高能加速器。

這東西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物理學界的“超級顯微鏡”，或者是科學界的“航空母艦”。只有擁有了這玩意兒，你才能把微觀粒子撞得粉碎，去探究物質最深處的秘密。當時美國有，蘇聯有，歐洲也在搞，這簡直就是大國標配。

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張文裕先生。這老爺子可不得了，他是著名的核物理學家，也是咱們國家高能物理的奠基人。更重要的一層關系是，他是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期的老師。

為了搞這個加速器，張文裕和國內的科學家們那是嘔心瀝血，方案改了一版又一版，甚至連代號都想好了。大家心里都憋著一股勁：外國人能干的，中國人必須也能干！

剛好這時候，楊振寧回國探親訪問。這可是天大的喜事。你想啊，拿過諾獎的大咖，又是自己人，還是張文裕的學生，這不就是老天爺派來的強援嗎？

大家理所當然地認為，楊振寧一定會利用他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幫著中國把這個項目推起來。甚至在開會前，有些老教授連慶祝的詞兒都想好了。

于是，就有了那場在北京飯店舉行的“高能物理發展與展望”座談會。

02

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氣氛那是相當熱烈。

老前輩們拿著厚厚的圖紙和方案，就像給家里展示新房裝修計劃一樣，眼里都冒著光。按照當時的規劃，咱們要建一臺500億電子伏特的質子同步加速器。

聽著是不是很牛？為了這個目標，很多科學家那是幾天幾夜沒合眼，把數據算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在楊振寧面前露怯。

周培源、吳有訓這些科學界的泰斗都在場，大家滿懷期待地看著楊振寧，等著他點頭，等著他說一句：“好，咱們大干一場！”

結果呢？楊振寧站起來了。他看著自己的老師張文裕，又看了看周圍熱切的目光，臉上的表情嚴肅得嚇人。

他開口了，沒有客套，沒有那些虛頭巴腦的場面話，直接就是一記重錘：

“我反對。中國現在不應該建高能加速器。”

這句話一出來，整個會議室瞬間就炸鍋了。雖然大家都是有涵養的知識分子，沒當場拍桌子罵娘，但那種震驚和失望的情緒，簡直能把屋頂給掀翻。

估計當時很多人心里都在犯嘀咕：你老楊是不是在美國呆久了，看不得咱們好？還是覺得我們中國科學家笨，搞不出來？咱們“兩彈一星”都搞出來了，一個加速器怎么就搞不得？

張文裕老師的臉色當時就變了。被自己的學生當眾駁面子，這滋味兒肯定不好受。但楊振寧既然開了口，就沒打算停下來。

他接著擺事實講道理，這賬算得那叫一個人間清醒，清醒得讓人心疼。

03

楊振寧為啥要當這個“惡人”？他的理由特別扎心，但又特別現實。

首先就是錢的問題。

按照當時的規劃，建這個500億電子伏特的加速器，預算至少要1億美元。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對1972年的1億美元沒啥概念，覺得還沒個網紅帶貨一晚上賺得多。但我這么跟你說吧，那會兒咱們國家一年的外匯儲備才多少？這1個億砸下去，相當于把國家好不容易從牙縫里省下來、準備買糧食、買機器、買救命藥的錢，給掏空了一大半。

那可是1972年啊，老百姓還在為了能吃上一頓肉而發愁，全國上下都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楊振寧那筆賬算得太狠了。他說，咱們國家現在底子薄，到處都需要錢。工業要現代化，農業要機械化，國防要建設，哪一樣不是吞金獸？

這1億美元要是砸進加速器這個無底洞里，萬一聽不到響兒怎么辦？

而且，高能物理這個東西，跟原子彈不一樣。原子彈搞出來能保家衛國，腰桿子硬；高能加速器搞出來，那是純基礎科學研究，短時間內根本看不到經濟效益，也不能直接轉化成生產力。

說白了，這就好比一個家里剛揭不開鍋，還在為明天的米錢發愁，你非要借高利貸去買一輛法拉利，說是為了提升家庭形象。

這車是好車，但這時候買，就是敗家。

在座的科學家們聽著聽著，眉頭都鎖緊了。他們是科學家，但他們也是中國人，知道國家的難處。楊振寧這話，雖然難聽，但是像針一樣扎在了大家的心窩子上。

04

如果光是缺錢，大家可能還會咬咬牙說：“再苦不能苦科研。”但楊振寧接下來的話，才是真正的降維打擊。

他直接指出了一個技術硬傷：咱們是在“玩別人剩下的”。

咱們規劃的是500億電子伏特。聽起來挺大是吧？可就在同一年，美國的費米實驗室，人家的加速器已經干到了2000億，甚至正在往4000億電子伏特沖刺。

這就好比什么呢？人家都已經開著5G手機刷視頻了，你這時候砸鍋賣鐵要研發一個2G的老人機，還說是為了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這不就是自己騙自己嗎？

楊振寧直言不諱地指出，高能物理的競賽就是這么殘酷。第一名吃肉，第二名喝湯，第三名連骨頭渣子都看不見。咱們這臺機器就算建成了，大概率也是人家幾年前就玩剩下的能區。

等你耗時五六年，花了上億美金把機器建好了，人家早就在更高能區發現了新粒子，你這臺機器除了驗證人家已知的結論，還能干啥？

花國家的救命錢，去驗證美國人的實驗結果？這事兒干得太虧了！

楊振寧當時給出的建議是：有這錢，干點啥不好？

去搞計算機啊！去搞生物技術啊！去多培養點年輕的人才啊！

那時候計算機還是個稀罕物，很多科學家都沒怎么見過。但楊振寧敏銳地看到，未來是計算機的天下。把錢投在這些能立竿見影、能帶動工業發展、能改善老百姓生活的領域，比在這個無底洞里燒錢要強得多。

他說：“高能物理雖然高大上，但離老百姓的生活太遠了。咱們國家現在得先解決吃飯穿衣和工業現代化的問題。”

這話說的，簡直就是人間清醒。

05

這場爭論并沒有因為會議結束而停止。

據說當時楊振寧和國內的科學家們爭論得非常激烈。很多人覺得他不愛國，不支持國家的基礎建設。甚至有人私下里說：“他楊振寧在美國用著最好的設備，回到中國就讓我們搞計算機，這是不是怕中國超過美國？”

這種誤解，楊振寧背了很多年。

但后來的事實證明，楊振寧的眼光毒辣得可怕。

那個年代，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盲目跟風搞高能加速器，結果因為資金鏈斷裂或者技術路線落后，最后都變成了巨大的爛尾工程。如果當時中國真的硬上這個1億美元的項目，大概率是：錢花了，機器造到一半技術落后了，最后成了一堆廢鐵。

這1億美元要是打水漂了，那得多少農民伯伯種多少年地才能賺回來啊？

這事兒一直到了80年代，咱們國家經濟稍微好點了，高能物理的計劃又被提上了日程。這回大家學聰明了，吸取了楊振寧當年的建議，不搞那個死貴的質子加速器了，改搞“正負電子對撞機”。

這一次，楊振寧雖然還是有些保留意見，但他看到了方案的可行性，并沒有再像當年那樣堅決反對。在鄧小平同志的拍板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BEPC）終于搞起來了。而且這次咱們選了個獨特的能區，沒去跟美蘇搞軍備競賽，而是找了個別人沒做過的領域。

事實證明，這條路走對了。

咱們回過頭來看1972年那場北京飯店的爭吵。

如果不聽楊振寧的，那1億美元可能真就扔進水里連個響都聽不見。

這哪是反對建設啊，這分明是在幫國家守著錢袋子，是在幫中國科學界避雷。

真正的愛國，不是無腦支持所有的“大項目”，而是在關鍵時刻，敢于說真話，敢于潑冷水，幫國家避開那些看似光鮮亮麗的大坑。

開皇十三年，國庫裝不下了，隋朝二代就沒了，錢多人短命。但咱們不一樣，咱們是在窮的時候學會了怎么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這才有了后來的家底。

現在的年輕人再看楊振寧，別老盯著那些花邊新聞。就沖1972年他在北京飯店敢當著恩師的面說那個“不”字，他就對得起“愛國科學家”這五個字。

這筆賬，老爺子算得是真精，也算得真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