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標叔。
2026年1月23日,日本政壇迎來重磅消息:
就在這場政治風波發酵之際,美國財長貝森特在達沃斯論壇上的公開表態,相當于當著全球的面,直接點出了高市早苗的最終結局。
按照日本憲法規定,眾議院解散后,必須在30天內召集國會舉行首相指名選舉,而官方競選活動將于1月27日啟動,2月8日正式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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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解散到投票僅間隔16天,這樣緊湊的日程安排,明眼人都能看出高市政權的急切心態——想要速戰速決,不給在野黨充分的準備時間,試圖憑借當前的支持率優勢,快速鞏固執政地位。
高市早苗之所以要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前近三年解散眾議院,核心原因的就是當前的執政困境。
根據公開數據,目前日本眾議院共有465個席位,高市所在的自民黨僅占199席(含無所屬),即便是與聯合執政的日本維新會(34席)合計,也只是勉強接近半數,并未形成穩定的執政優勢。
更關鍵的是,國會開幕后,在野黨本就計劃針對高市內閣的一系列問題展開質詢,包括涉臺強硬言論引發的外交爭議、尚未平息的黑金丑聞、日元貶值和物價上漲帶來的民生困境等,每一項都是足以動搖其執政根基的“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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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選擇在國會開幕第一天就解散眾議院,本質上就是一種“先發制人”的策略——把原本的質詢會變成選戰,把丑聞和爭議轉化為競選議題,用選舉結果規避在野黨的追責,同時打破當前的執政僵局。
為了凝聚黨內和聯盟力量,高市早苗早已把話說得非常直白:
不過,高市早苗的這一決定,不僅引發了在野黨的強烈反對,就連黨內和聯盟內部也出現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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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中新網報道,高市的“獨狼式”決策,事先既沒有與聯合執政的維新會充分溝通,也沒有征求自民黨內大佬的意見,甚至連她最大的政治后臺、前首相麻生太郎都被蒙在鼓里。
在野黨的反應更是迅速且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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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與此前同為執政聯盟之一的公明黨,已經快速合并成立了新黨“中道改革聯合”,由兩黨黨首野田佳彥和齊藤鐵夫共同牽頭,形成了明確的“反高市聯盟”。
野田佳彥直接指責高市解散眾議院的做法是“制造政治空白”,警告2026年度預算案很可能無法在3月底前通過,屆時將直接影響地方財政運轉和民生補貼發放,讓本就承壓的民眾生活雪上加霜。
齊藤鐵夫也公開表示,當前應該優先確保預算通過,而非倉促舉行選舉,質疑高市決策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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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國內的民調數據,也給高市早苗的豪賭潑了一盆冷水。
《朝日新聞》近期公布的民調顯示,有50%的受訪者明確反對此時解散眾議院,支持這一決定的僅占36%;其中,七成以上的老年選民和半數以上的女性選民,都不認可高市的這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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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質疑集中在一點:在經濟下行、物價高企、日元貶值的關鍵時刻,政府不去專注于解決民生問題,反而忙著搞政治選舉,這顯然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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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國內反對聲音更致命的,是來自盟友美國的“拆臺”。
作為日本最核心的盟友,美國的態度直接影響著高市內閣的執政穩定性,而美國財長貝森特的表態,幾乎等于提前宣判了高市早苗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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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森特在接受采訪時明確表示,美國國債市場近期的劇烈波動,與日本國債市場的異常震蕩密切相關,還直言日本國債收益率出現了“六個標準差”的極端波動,希望日方盡快拿出穩定市場的措施。
這番話看似是在指責日本,實則是在給高市早苗劃下紅線——美國不會為日本的政治豪賭買單,更不會因為日本的內部動蕩,影響到美國的核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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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凈債權國之一,持有1.14萬億美元的美債,占比高達14.3%。
一旦日本國債收益率持續走高,日本資金必然會回流本土,減少對美債的配置,這將直接導致美債價格下跌、收益率上升,沖擊美國資本市場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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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森特的表態,可能是在權衡背后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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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中國對出口稀土永磁合金加入了兩用物項代碼,直接卡住了日本半導體、新能源汽車等高端產業的“脖子”,日本企業的庫存僅能維持70多天。
而貝森特卻公開表示,中國對美國的稀土供應完全正常,履約率超過90%,美國壓根沒受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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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區別對待”,徹底暴露了美國的實用主義外交——當盟友的利益與美國的核心利益沖突時,美國會毫不猶豫地犧牲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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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市早苗宣布解散眾議院前夕,日本國債市場已經陷入失控,10年期國債收益率飆升至2.35%,刷新199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30年期收益率升至3.875%;40年期收益率更是突破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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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交易員形容,當天的市場是“近年最混亂的交易日”,大量投資者拋售日債,對日本的財政穩定性失去信心。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核心原因就是市場不認可高市早苗的經濟政策。
高市早苗承諾將結束過度緊縮的財政政策,推動更加積極的財政投入,甚至計劃將食品消費稅稅率降至零,為期兩年。
但問題是,日本的債務占GDP比重早已超過260%,是全球債務水平最高的發達國家之一,在這種情況下擴大財政支出,無疑會讓財政赤字雪上加霜,債務風險進一步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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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不會說謊,日本10年期國債收益率每上升10個基點,政府每年的利息支出就會增加約1.1萬億日元,如果收益率維持在2.35%的水平半年,財政利息支出就會比預算高出2300億日元以上。
對于本就入不敷出的日本財政來說,這無疑是巨大的壓力,而市場的拋售行為,正是對這種政策風險的提前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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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穩定市場情緒,日本財務大臣片山皋月在達沃斯論壇期間緊急“滅火”,稱日本的財政政策“負責任且可持續”,將通過減稅和削減不必要支出來融資,而非依賴額外發行債券。
但這番安撫言論并沒有起到太大作用,投資者依然用腳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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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日本的經濟動蕩已經產生了外溢效應,不僅沖擊了美國國債市場,還影響到了全球資金的流動。
美國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一度觸及4.31%的盤中高位,創五個月新高;30年期美債收益率最高升至4.95%,錄得四個多月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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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連鎖反應,讓高市早苗的政治豪賭演變成了牽動全球市場的系統性風險。
如果選舉失利,高市早苗將被迫辭職,日本將再次陷入政權更替的循環,而執政聯盟也可能隨之瓦解。
更關鍵的是,選舉帶來的政治空白,會讓日本的經濟復蘇計劃徹底停滯,預算案無法通過,民生補貼難以發放,半導體、新能源等關鍵產業因資源供應受限而陷入困境,日本的綜合國力將進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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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界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62%的受訪者不認為美國會在經濟問題上為日本出頭,這一比例在三年前只有37%,民眾對美國的信任度持續滑坡,與美國對日本的“冷處理”形成了鮮明的呼應。
而高市早苗在自民黨內部的支持率,三周內已經下降了5個百分點,即便她提前解散眾議院,試圖挽回頹勢,也難以改變核心困境。
其實,高市早苗的結局,從她決定解散眾議院的那一刻起,就已經注定了。她忽略了民眾的真實訴求,低估了市場的風險預警,更錯判了美國的戰略意圖。
美國財長貝森特的公開表態,不過是把這一結局擺到了臺面上。
2月8日的選舉結果,或許會決定高市早苗是否能繼續擔任首相,但無論結果如何,日本都將面臨一個更加艱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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