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南京機場,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艙門剛打開,吳敬中前腳剛落地,后腳就被幾個膀大腰圓的壯漢給摁住了。
動手的不是別人,正是保密局那個狠角色毛人鳳派來的心腹。
照常理看,這純粹是腦袋進水——送死來了。
吳敬中本來在天津站當站長當得好好的,毛人鳳給他的指令是死守天津,執(zhí)行那個所謂的“黃雀計劃”。
說穿了,就是讓他留下來當炮灰,搞潛伏。
可吳敬中偏不信邪,硬是劫了一架運送紡織機器和技術員的飛機,把槍口頂在飛行員腦門上,強行飛回了南京。
一個抗命不遵、臨陣脫逃的特務,落到殺人不眨眼的毛人鳳手里,哪還有活路?
可偏偏怪了,吳敬中臉上一點驚慌的神色都沒有,穩(wěn)如泰山。
這一幕實在耐人尋味:大家都是軍統里的高級特工,怎么有的人能在這個亂世里混得風生水起,有的人卻把自己折騰進了大牢,還有的人能像潛水艇一樣,藏得深不可測?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咱們得把時鐘撥回到那個被稱為“特務大本營”的地方——臨澧特訓班。
那還是1938年,戴笠為了把攤子鋪大,在湖南臨澧搞了個特訓班。
當時負責教行動術、還在總務處管事的沈醉,后來腦子里一直印著一份特別的名單。
名單上一共九個名字。
除了咱們熟知的吳敬中,還有謝力公、王崇五、陸遂初、王班聯、賀元、徐永年這幾位。
沈醉私下里管他們叫“大特務”,而且給他們貼了個統一的標簽:去蘇聯喝過洋墨水的共產黨叛徒。
不過,在這九個“叛徒教官”里,真正把“活命這門學問”鉆研透了的,滿打滿算只有三個人:吳敬中、余樂醒,還有程一鳴。
這三個人,簡直就是三種截然不同的活法。
先來看看吳敬中。
電視劇《潛伏》里那個滿嘴“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吳站長,歷史上真有這么號人物。
他履歷很光鮮,不光在特訓班教過情報學,還在中蘇情報所管過總務,甚至干到了軍統西北區(qū)和東北區(qū)的一把手。
不少人覺得,從掌管好幾個省的大區(qū)一把手,調去當個天津站站長,這是走了下坡路。
其實這筆賬,你得反過來算。
那會兒國民黨的地盤一天比一天少,天津這種兵家必爭的咽喉要地,能去那兒當站長,那是實打實的肥差。
要是背后沒個通天的硬關系,這塊到了嘴邊的肥肉,早就被別人叼走了。
吳敬中這人,最大的本事不是抓特務,而是他那個如同精密儀器般的大腦,專門用來計算“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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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再看開頭那一幕,他憑什么敢違抗軍令跑回南京?
因為他手里攥著一張王炸: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時候,他有個睡在上鋪的兄弟,叫蔣建豐。
這個蔣建豐,就是蔣經國。
眼瞅著老蔣的天下要守不住了,小蔣接班是板上釘釘的事。
這時候,毛人鳳就算膽子再大,也不敢不給“太子爺”的老同學幾分薄面。
結果怎么樣?
吳敬中這一把賭贏了。
有了小蔣出面說情,他非但沒吃槍子兒,反而被放到了香港。
后來因為老搭檔謝力公恰好在香港當站長,他在那邊的生意做得順風順水,日子過得那是相當滋潤。
這就是吳敬中的生存之道:在大廈將傾之前,死死抱住那根最粗的柱子。
再來聊聊余樂醒。
要說搞業(yè)務,余樂醒能把吳敬中甩出十八條街。
他是沈醉的親姐夫,背景更是嚇死人:留法勤工儉學出身,學的是化學和機械,在歐洲那邊跟周恩來、鄧小平都并列過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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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轉道去蘇聯,專門接受過“契卡”那種最高級別的特工訓練。
南昌起義那會兒,人家已經是團級指揮官了。
在臨澧特訓班,戴笠也就是掛個主任的虛名,真正編教材、練特工這些技術活,全是副主任余樂醒一手操辦的。
這么個頂級人才,怎么下場那么慘?
因為他算錯了一道題:他以為憑本事能換來特權,可在戴笠眼里,你充其量就是個好用的工具。
余樂醒有個致命的弱點:手腳不干凈。
在那個法幣貶值像拉稀一樣的年代,余樂醒利用手里的職權,搞了一套“打時間差”的斂財手段。
打個比方:他管著煉油廠,手里攥著公款。
他先把這一萬法幣挪出來,全買成面粉。
過了半個月,物價翻著跟頭漲,這一百袋面粉轉手就能賣十萬。
他把那一萬塊公款填回去,剩下的九萬差價,全進了自己腰包。
這招叫“借雞生蛋”,賬面上做得滴水不漏,實際上是在挖國家的墻腳。
這種事兒,吳敬中也不是沒干過,但吳敬中知道火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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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樂醒就不一樣了,他拉著沈醉的大哥沈呤一塊干,手伸得太長,竟然碰了戴笠的“奶酪”。
戴笠自己貪那是沒邊的,但他絕容不得手下人動他的錢。
遵義煉油廠的事一露餡,戴笠當場翻臉。
余樂醒雖然保住了一條命,但從此被打入冷宮,徹底涼了。
更諷刺的是,1949年后,余樂醒本來已經改邪歸正,在一家工廠當工程師。
結果那點老毛病又犯了,抗美援朝期間,他為了賺黑心錢,竟然在工程材料上偷工減料。
這回,神仙也救不了他。
新賬舊賬一起算,最后只能在監(jiān)獄里等死了。
最后,咱們說說程一鳴。
在沈醉那份名單里,程一鳴也被劃到了“叛徒”那一欄。
可直到1964年,當他從澳門完成任務歸來,受到熱烈歡迎的時候,大伙兒才恍然大悟——
原來這位才是真正的“深海”。
當年在特訓班當教官的時候,程一鳴寫過《情報學》和《刑事偵察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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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本書寫得那叫一個專業(yè),水平極高,哪怕放到現在,也是教科書級別的。
這就讓人看不懂了:一個臥底,干嘛要幫敵人培養(yǎng)特務,還寫出這么好的教材?
這恰恰是程一鳴的高明之處。
老話講:“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想在軍統這種人精扎堆的狼窩里活下來,還得源源不斷地往外送情報,最好的偽裝絕不是裝傻充愣,而是“專業(yè)”。
只有你表現得比特務還特務,比教官還教官,你才能接觸到最核心的機密。
當吳敬中忙著找靠山、余樂醒忙著倒騰汽油的時候,程一鳴就靜靜地在那兒寫教材、搞教學。
他把自己藏在了“技術權威”這層保護色底下,讓所有人都覺得他就是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
這種“大隱隱于市”的定力,才是最高段位的偽裝。
回過頭來看臨澧特訓班這九個所謂的“叛徒教官”,命運的天壤之別,全在于那個關鍵時刻的抉擇:
當大難臨頭,你是相信關系(吳敬中),是相信貪欲(余樂醒),還是相信信仰與專業(yè)(程一鳴)?
余樂醒貪了一輩子,最后兩手空空死在牢里;吳敬中靠著老同學的情分,在亂世里混了個善終;而程一鳴,用幾十年的沉默,換來了一個驚天動地的結局。
歷史這玩意兒有時候挺有意思,嗓門最大的,往往不是最厲害的;最會算計的,往往笑不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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