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天的北京,空氣里透著一絲燥熱。
在一場討論中國媒體走向的行業聚會上,麥克風傳到了一位頭發全白的老人手中。
她沒像其他退休領導那樣,先客套幾句“形勢大好”,而是上來就扔出了一顆重磅炸彈:
“我就想問問,現在究竟是哪幫人在瞎改咱們的歷史劇本?”
原本嘈雜的會場,瞬間靜得連根針掉地上都能聽見。
這位語出驚人的老太太,名字叫熊蕾。
單看簡歷,她是新華社的一員老將,搞了一輩子新聞報道,最后在特稿社副社長的位子上退了下來。
可要是去翻翻她的家譜,你會看到一個震耳欲聾的名字——熊向暉。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熊向暉是一顆埋在深處的“暗雷”。
他在國民黨大將胡宗南的眼皮子底下潛伏了整整十二年,最后親手把胡宗南的王牌軍送進了人民軍隊的包圍圈。
這對父女,雖然隔著幾十年的時光長河,實際上卻是在同一條戰壕里拼命。
當年,父親是在刀刃上跳舞,拼死把情報送出去,為的是保住延安,保住中國革命的命根子。
如今,女兒是在輿論的泥潭里沖殺,拼命把被涂黑的歷史搶回來,為的是守住中華民族的精氣神。
一個早就該頤養天年的老人,為什么要對現在的媒體同行發這么大的飆?
原因很簡單,她看透了一場局:現在的輿論場上,有人正在神不知鬼不覺地搞“換地基”的把戲。
這筆糊涂賬,得找兩撥人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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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一撥人,就是被熊蕾點名痛罵的“流量販子”和“西方應聲蟲”。
在這些人的算盤珠子里,歷史根本不需要敬畏,只需要能換成錢就行。
自從市場的大門打開,媒體圈的風氣就變味了。
過去講究的是“鐵肩擔道義”,現在信奉的是“眼球就是金條”。
咋樣才能騙來眼球?
老老實實講故事沒人看,必須得搞“反轉”,搞“顛覆”。
于是,一個個聳人聽聞的標題成了收割流量的鐮刀。
咱們拿抗美援朝舉個例子。
1950年那會兒,新中國剛掛牌,家底窮得叮當響。
美國人糾集了聯合國軍,把炮彈都打到鴨綠江邊上了。
毛主席當場拍板:這仗,必須打。
當時有多難?
咱們的裝備跟人家差了一個時代,后勤全靠肩膀扛、馬匹馱。
結果咋樣?
志愿軍硬生生把那個不可一世的頭號強國,從鴨綠江邊踹回了三八線。
這哪里只是一場勝仗,這分明是中國人在國際舞臺上挺直腰桿的“資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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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出的結論居然是:這仗打錯了,死的人太多,是上面腦子一熱,是意氣用事。
這種論調特別有市場,因為它正好迎合了某種“假惺惺的人道主義”,聽著好像特別有“獨立見解”。
再說說抗日戰爭。
誰都清楚,國民黨在正面戰場扛得慘烈,共產黨在敵后戰場拖得辛苦。
要是沒有敵后游擊戰把日本幾十萬大軍死死拖在大山溝里,正面戰場早就崩盤了。
但這幫人怎么寫?
他們搞“歷史虛無主義”,變著法地貶低中共游擊戰,恨不得把抗戰的功勞簿全寫上國民黨的名字。
甚至連陳嘉庚這樣的愛國華僑也被選擇性無視。
1940年陳老先生去延安,看到那里雖然窮得掉渣,但軍民一條心,每個人眼里都冒著光。
老先生回去就撂下一句話: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這些都是白紙黑字的檔案,是鐵打的事實。
但在流量邏輯和西方那套價值觀的滲透下,事實算個屁。
重要的是要符合人家設定好的“普世價值”劇本。
美國人玩輿論戰那是祖師爺級別的。
從冷戰那會兒起,他們就擅長用媒體搞滲透:把你的英雄描繪成流氓,把你的領袖刻畫成暴君,把你的奮斗史寫成一出荒唐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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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內某些媒體拿了資本的好處,或者腦子里被灌滿了西方的漿糊,開始跟著瞎起哄時,這就不再是簡單的觀點打架了。
這是在刨祖墳。
第二撥人,是像熊蕾和她父親熊向暉這樣的硬骨頭。
他們心里的算盤,打的是另一種賬。
熊蕾從小是聽著驚心動魄的故事長大的。
父親熊向暉1936年考進清華大學,那是妥妥的天之驕子。
可他放著舒坦日子不過,加入了黨組織,1937年被周恩來派到胡宗南身邊當臥底。
胡宗南是誰?
那是手握幾十萬重兵的“西北王”。
熊向暉在那龍潭虎穴一待就是十幾年。
這期間,只要說錯一個字,表情稍微不對勁,立馬就是掉腦袋的大事。
1947年,胡宗南在那邊緊鑼密鼓地準備偷襲延安,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誰知道命令還沒下發到團部,情報早就擺在了毛主席的辦公桌上。
中共中央從容轉移,胡宗南撲了個空,連根毛都沒撈著。
事后胡宗南氣得直跳腳,但那種被戲耍的挫敗感,估計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熊向暉圖個啥?
圖榮華富貴?
他在國民黨那邊早就有了。
圖名垂青史?
干情報這一行,注定是無名英雄,甚至還要背著“叛徒”的黑鍋。
他常跟兒女們念叨:鬧革命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讓這個民族能站著說話。
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的“賬本”。
受父親的影響,熊蕾進了新華社。
她的任務是向全世界講講中國的事兒。
她太明白輿論這把刀有多快了。
一篇報道,如果是真的,能讓世界讀懂中國;如果是歪的,能讓好幾代人看不起自己的老家。
當她看到網上到處是“毛主席餓死幾千萬人”這種沒憑沒據的瞎話,看到有人把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流血流汗說成是毫無意義的“瞎折騰”時,她感到的不光是火冒三丈,更是一種從骨子里透出來的后怕。
這種后怕在于:要是歷史真的被篡改了,這個民族的魂兒也就散架了。
大家琢磨琢磨,要是咱們的下一代翻開課本或者刷著手機,看到的全是:中國抗戰贏了純屬撞大運,抗美援朝是沒事找抽,前輩們勒緊褲腰帶搞建設是腦子進水。
那這幫孩子會怎么想?
他們會覺得這個國家不值得愛,這個民族膝蓋是軟的。
這才是最要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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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的那場研討會上,熊蕾其實戳破了一個特別尷尬的窗戶紙:
咱們口袋里的錢多了,可對歷史的自信心卻在往下掉。
有些媒體機構,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大媒,遇到復雜的輿論環境,屁股坐不穩。
要么是為了賺快錢,搞“標題黨”,怎么嚇人怎么寫;要么是骨子里自卑,覺得西方說的就是真理,別人指著鼻子罵我們,我們非但不敢還嘴,還跟著一起罵自己。
熊蕾說,這叫“揮刀自宮”。
她舉了個活生生的例子:美國搞“顏色革命”那套路,最先下手的就是歷史課本和媒體。
蘇聯垮臺前,輿論場上全是抹黑蘇共、抹黑斯大林的段子,真假難辨,最后老百姓信以為真,覺得這個黨一無是處,等到國家解體的時候,連個站出來說話的人都沒有。
這哪里是學術討論,這分明是你死我活的輿論廝殺。
熊蕾在新華社干了一輩子,她心里有桿秤,知道底線在哪兒。
媒體人也是凡人,要吃飯,要養家,這沒毛病。
但媒體這個行當特殊,手里握著的是話筒,是筆桿子,是能塑造老百姓腦子里認知的工具。
如果不去核實真假,拿著拼湊出來的謠言當新聞發;如果為了迎合某些人的口味,故意把事實剪得七零八落,這就不僅僅是失職,這是在作惡。
她撂下一句話:“歷史的真相,不是靠點贊數說了算的。”
這話聽著冷冰冰,但硬邦邦。
那次研討會散場后,輿論場上起了一陣波瀾。
有人給熊蕾豎大拇指,說她敢講真話,扯下了皇帝的新裝;也有人說她太偏激,是個“老左派”,不懂現在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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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沒去打嘴仗。
其實,她是不是“紅色后代”并不重要。
要緊的是,她拋出的那個問題,直到今天還懸在咱們每個人頭頂上。
在這個信息大爆炸的年代,咱們到底該信什么樣的歷史?
手機屏幕一劃拉,幾千條信息涌進來,真的假的攪成一鍋粥。
如果你肚子里沒點歷史常識,腦子里沒點邏輯判斷,分分鐘就被帶到溝里去了。
歷史離咱們一點都不遠。
熊向暉當年冒著掉腦袋的風險送情報,是為了保住真相的火種;熊蕾現在拍案而起,是為了不讓這火種被別人的口水澆滅。
這父女倆,其實都在死守同一條底線。
回過頭來看,那些企圖篡改歷史的人,也許能騙到一時的流量,也許能博得某些勢力的喝彩。
但他們忘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是一塊硬石頭。
你可以把石頭扔進水里,甚至可以把石頭埋進土里,但石頭永遠是石頭。
只要還有人記得,只要還有人像熊蕾這樣站出來質問,那些謊言就永遠成不了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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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咱們普通老百姓,在刷到那些驚世駭俗的“歷史大揭秘”時,不妨多問一嘴:
這背后的賬,到底是替哪家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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