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幼芷：雖被軍統公認為 “無知少女”，實則是潛伏在國民黨內部的一把利刃

“都要變天了，你還惦記那幾塊大洋？”

1949年5月，上海的空氣里不僅是火藥味，全是焦躁的恐慌。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里，平時耀武揚威的特務們，這會兒正忙著燒文件、搶金條，準備卷鋪蓋跑路。

可就在這一片兵荒馬亂里，有個年輕漂亮的姑娘，死死堵在主任辦公室門口，哭得梨花帶雨，非要讓領導把最后一個月的工資給結了。

那個特務主任氣得直拍桌子，心想這都什么時候了，共軍的大炮都快轟到家門口了，這幫難民都要擠爆碼頭了，這姑娘腦子里竟然只有那幾塊錢薪水？

他看著眼前這個只知道買衣服、看電影的“傻白甜”，無奈地搖了搖頭，心里大概在想：這女人啊，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笨得無可救藥。

01

這事兒要說起來，還得回到1947年。那會兒的上海灘，表皮上看著是十里洋場、燈紅酒綠，其實底下早就爛透了。國民黨的特務機關，那叫一個爛，爛到什么程度呢？爛到了連招人這事兒，都跟菜市場買菜一樣隨便。

在上海福州路有一家叫“四如春”的點心店，那地兒在當時可是個熱鬧去處，生煎饅頭做得那叫一絕。有一天，正好趕上飯點，店里人聲鼎沸。稽查處的一個女打字員，大家都管她叫“董小姐”，正跟那兒吃著生煎，一邊吃一邊跟對面的閨蜜倒苦水。

吐槽啥？吐槽國民黨特務機關工資低、名聲臭，說出去都嫌丟人，還不如去洋行當打字員賺得多，日子過得也體面。董小姐那一臉的嫌棄，恨不得立馬把身上的制服給扒了。

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坐在她對面的“閨蜜”，其實身份不簡單，是我黨的情報人員周月英，化名周明。周月英一聽這話，筷子里的生煎差點沒掉下來，眼睛都亮了：你們不想干？我們想干啊！

這簡直就是天上掉餡餅，還是肉餡的。

周月英腦子轉得飛快，立馬就玩了一手“偷梁換柱”。她壓低了聲音跟董小姐說，正好自己想換個清閑點的工作，哪怕名聲不好聽也認了，要不咱倆換換？

就這么著，一場在今天看來簡直離譜到家的“職場交接”發生了。國民黨的核心要害部門，竟然連個背景調查都不做，甚至連檔案都懶得細查，直接就讓人頂了崗。這操作，放在現在的職場小說里都不敢這么寫，可它就是那個年代真實的荒誕劇。

更絕的是，這董小姐一走，還引發了連鎖反應。稽查處里另外三個嫌工資低的打字員一看，哎呦，董小姐去洋行享福了？不行，我們也得走。周月英一看，這機會千載難逢啊，干脆來個“團購”吧。

于是，周月英趕緊聯系了上級陳來生。沒過多久，趙幼芷、付亞娟、柳茂才，這三位經過嚴格訓練的紅色特工，就這么堂而皇之地，像是走親戚一樣，走進了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大門。

這也太諷刺了，蔣介石天天在南京喊著要“防共、反共”，又是搞保甲連坐，又是搞白色恐怖，結果自家的特務窩子，被人家幾盤生煎饅頭就給端了。你說這幫特務要是知道真相，估計得把那家點心店的門檻給啃了。

02

進了狼窩，趙幼芷的任務只有一個：演戲。而且得演一出大戲。

她給自己立的人設，是一個標準的“上海灘大小姐”。這位1923年出生的姑娘，其實是名牌大學的高材生，一肚子的墨水，但在稽查處，她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草包”。

每天上班，趙幼芷討論的不是文件內容，而是哪家百貨公司上了新款的旗袍，哪種口紅顏色最顯白，哪部好萊塢電影男主角最帥。工作時，她故意表現得對政治一竅不通，甚至有點厭惡。

如果有同事在她面前談論抓捕行動或者審訊犯人，她就立馬捂著耳朵，一臉嫌棄地叫喚，讓他們別說這些打打殺殺的，嚇死人了，晦氣死了，回頭晚上該做噩夢了。

這招“裝傻充愣”簡直是神技，直接擊中了那幫國民黨男特務的軟肋。

在那個爾虞我詐的環境里，特務們互相防備，誰都不信誰，連上廁所都得防著背后有人打黑槍。但對于趙幼芷，他們是一百個放心。為什么？因為在他們那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眼里，這就個沒腦子的花瓶，除了吃喝玩樂啥也不懂，這種人能有什么壞心眼？

結果呢？

那些寫著絕密字樣的抓捕名單、城防地圖，甚至是特務頭子的私人信件，都大搖大擺地放到了趙幼芷的辦公桌上。特務們心想：反正她也看不懂，讓她打字最安全，比那些看似精明的男下屬可靠多了。

他們哪里知道，這個每天涂脂抹粉、哼著流行歌曲的“三小姐”，腦子里自帶一部高精度的照相機。

每一份經過她手的文件，每一個提到的人名，每一個行動的時間，都被她死死刻在了腦海里。她就像一臺精密的掃描儀，白天在辦公室里“混日子”，晚上就把這些情報整理出來。

然后，這些情報就像長了翅膀一樣，源源不斷地飛到了陳來生的情報小組手里。

國民黨的抓捕行動常常撲空，共黨的人就像長了天眼一樣，總能提前一步轉移。特務們抓破腦袋也想不通是哪里漏了風，他們懷疑東懷疑西，甚至互相搞內部審查，把幾個無辜的小特務打得半死，就是從來沒懷疑過那個正在對著鏡子涂指甲油的“笨姑娘”。

你說這事兒鬧的，那幫特務還在那兒沾沾自喜，覺得自己用人得當，找了個老實聽話的打字員，殊不知自己已經在給別人打工了。

03

但演戲，是要付出代價的，有時候這代價是撕心裂肺的痛，是把心放在油鍋里煎。

1948年5月14日，這對趙幼芷來說，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新四軍浙東游擊縱隊的政治部主任湯景延，被捕了。這位在戰場上讓敵人聞風喪膽的鐵骨錚錚的漢子，在獄中受盡了折磨。老虎凳、辣椒水、電刑，國民黨那套慘無人道的刑罰都在他身上過了一遍，可他愣是一個字都沒吐，連眉頭都沒皺一下。

行刑那天，趙幼芷就在現場。

她必須在。作為稽查處的工作人員，這種“殺雞儆猴”的場面，她得去“觀摩”，這是規矩，也是對她這種“小白兔”的一種變態的心理測試。

刑場上，陰風陣陣，空氣里彌漫著令人作嘔的血腥味。劊子手拿著針管，想給湯景延注射嗎啡。這不是仁慈，是怕他在行刑前喊口號，怕他的聲音喚醒更多的人。

湯景延一把推開針頭，那個動作充滿了力量和蔑視，他大笑著對那幫特務說，為了革命，老子什么苦沒吃過？還要你這點藥水？留著給你們自己送終吧！

那一刻，趙幼芷站在人群里，看著這位滿身傷痕卻依然挺立如松的戰友，心臟像是被一只手狠狠攥住，疼得沒法呼吸。那是她的戰友，是她的同志，是她在無數個深夜里仰望的英雄啊！

槍聲響起的瞬間，鮮血染紅了土地。

趙幼芷的指甲深深地掐進了肉里，鮮血順著手心流下來。但她能哭嗎？不能。她不僅不能哭，還得演，還得把這出戲演到極致。

她捂著眼睛，尖叫著躲到旁邊一個特務身后，渾身發抖，嘴里帶著哭腔喊著，嚇死人了！怎么這么殘忍啊！我不看了，我要回家找媽媽！

周圍的特務們看著她這副“沒出息”的樣子，哄堂大笑。他們指著趙幼芷，嘲笑說到底是嬌生慣養的大小姐，見點血就嚇成這樣，以后這種場面還是少讓她來，別真給嚇傻了。

誰也沒看到，在那雙捂著眼睛的手掌下面，趙幼芷的眼淚是流進心里的。每一滴眼淚都是滾燙的巖漿，燒灼著她的五臟六腑。她把這份血海深仇，咬碎了牙吞進肚子里，連著血水一起咽下去。

從那天起，這個“傻白甜”的大小姐，眼神深處多了一層誰也看不懂的寒光。她變得更“愛錢”了，更“愛玩”了，因為她知道，只有把自己藏得更深，才能給敵人更狠的一刀。

04

時間到了1949年，大局已定，國民黨的大勢已去。

上海灘亂成了一鍋粥。金圓券貶值得比草紙還快，早上還能買袋米，晚上連盒火柴都買不到了。街上全是游行的學生、罷工的工人，還有拖家帶口準備逃難的難民。

稽查處里也是一片狼藉，平時人五人六的特務們，現在就像熱鍋上的螞蟻。有的忙著把搶來的金條縫在內褲里，有的忙著把罪證塞進火爐里燒掉，滿屋子都是燒紙的焦糊味。

這時候，趙幼芷的上線陳來生發來緊急指令：立即撤退，安全第一。

這時候撤退，合情合理。潛伏了這么久，情報送了無數，任務已經圓滿完成了。何況這時候特務們殺紅了眼，為了掩蓋罪行什么事都干得出來，稍有不慎就是殺身之禍。

但趙幼芷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不走。

她跟組織匯報，說現在是敵人最亂的時候，也是情報最有價值的時候。國民黨要跑，他們會把卷宗運到哪去？潛伏名單藏在哪里？破壞計劃是什么？這些只有留在核心部門才能知道。她得盯著他們，看他們到底要搞什么鬼！

可是，怎么留下來才不突兀呢？大家都想著跑，你一個平時膽小怕事的大小姐非要留下來，這不是明擺著有問題嗎？

趙幼芷再次祭出了她的“人設大法”——貪財。

于是就出現了開頭那一幕。

當別的同事都忙著逃命、忙著銷毀罪證的時候，趙幼芷天天堵著領導的門要工資。

她拉著主任的袖子不撒手，哭訴說自己下個月的房租還沒著落，房東都要趕人了；又說本來想買的那件大衣漲價了，現在的工資根本不夠花；還撒潑打滾說不管外面打不打仗，欠債還錢天經地義，不給錢她就賴在這兒不走了。

特務主任看著這個“要錢不要命”的女人，簡直無語到了極點。他心里肯定在罵：這女的是窮瘋了嗎？共軍都要進城了，這大清朝都要亡了（比喻），她還在這兒算計那幾塊注定要變成廢紙的袁大頭？

但也正因為這種“荒唐”，徹底打消了敵人的疑慮。

在他們看來，共黨特工那都是視死如歸的，都是有大情懷的，哪有這種為了幾塊錢撒潑打滾、毫無廉恥的？這分明就是個沒心沒肺、目光短淺的蠢女人嘛！這種人要是共黨，那母豬都能上樹了。

就這么著，趙幼芷在特務窩里釘到了最后一秒。

她冷眼看著這幫人像喪家之犬一樣打包、銷毀、逃竄。每一個細節，每一條逃跑路線，每一個潛伏下來的特務名單，都被她默默記下。

直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當解放軍的卡車開進城，滿街紅旗招展的時候，趙幼芷脫下那身時髦的旗袍，洗掉了臉上的脂粉，換上了樸素的列寧裝，站在了陽光下。

那時候，那些還沒來得及跑遠的特務如果回頭看一眼，估計腸子都要悔青了。他們以為的“傻白甜”，其實是送他們下地獄的黑白無常。

05

后來，趙幼芷嫁給了同為地下黨戰友的陳關通。

這兩口子，一個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情報組長，一個是深入虎穴、在狼群里跳舞的孤膽英雄。按理說，這經歷夠吹一輩子牛了吧？放在現在，那怎么也得寫本自傳，到處去做做報告吧？

可人家偏不。

建國后，趙幼芷去了上海公安部門工作，成了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民警察。對于當年的那些驚心動魄，她只字不提。

她在單位里從不擺架子，對誰都客客氣氣的。回家了就是個賢妻良母，操持家務，教育子女。連她的兒女都不知道，自己那個慈祥的、說話輕聲細語、連殺雞都不敢看的媽媽，當年竟然是在刀尖上跳舞的王牌特工，是讓國民黨特務機關聞風喪膽的“三小姐”。

直到90年代，有研究歷史的人在整理檔案時，才驚訝地發現了這段塵封的往事。有人找上門，想把她的故事拍成電影，說這劇情比好萊塢大片還精彩。

老太太搖了搖頭，拒絕了。她淡淡地說，那些事都過去了，沒什么好提的，比起那些犧牲的戰友，自己這點事兒算什么呢？

2009年，一部叫《潛伏》的電視劇火遍了大江南北，大家都對余則成、翠平津津樂道。當時有人就想讓趙幼芷看一看這部電視劇，問問她像不像當年的生活。

趙幼芷看了幾集，最后給出了一個特別平靜的評價。她說，故事編得挺好，演員演得也不錯，但離現實的殘酷還差得很遠。

是啊，電視劇里還有NG重來的機會，劇本里還有編劇給的主角光環。可當年的趙幼芷，只要說錯一個字，只要那個眼神露出一絲破綻，甚至只要那次在刑場上多流了一滴淚，結局就是萬劫不復，就是湯景延那樣的下場。

那個在稽查處門口撒潑要工資的背影，大概是那個時代最精彩，也最讓人心疼的演技了。她演活了一個貪財的俗人，卻守住了一個戰士最高貴的靈魂。

趙幼芷的老伴陳關通早在2002年就走了。

留下老太太一個人，守著滿屋子的回憶。

你說這人這一輩子圖個啥？

那些當年卷著金條跑路的特務們，在臺灣也就是茍延殘喘，一輩子活在擔驚受怕里，死后連個落葉歸根都難。

而趙幼芷呢，雖然一輩子清貧，但她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看著這盛世繁華，心里是踏實的。

這大概就是最大的報應，也是最好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