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中國城市做不好規劃，是沒有借口的

當地時間1月18日，著名國際城市規劃大師劉太格于新加坡逝世，享年87歲。

其創辦的墨睿設計事務所發布訃告稱，劉太格是新加坡建國與發展時期的標志性人物之一，被廣泛譽為“新加坡規劃之父”。他曾先后供職于新加坡建屋局和城市重建局，且為城市重建局首任局長兼首席規劃師。從新加坡居者有其屋，到至今仍指導新加坡發展的城市規劃根基，他深刻塑造了新加坡的城市與社會形態。

對于中國，劉太格的名字并不陌生。劉太格祖籍福建，1986年，他在中國操刀首個規劃項目，即“福州中心區總體規劃”，并與中國城市結下不解之緣。他在中國的項目遍布60城，推動“花園城市”“居者有其屋”以及“以人為本”“一張藍圖干到底”的規劃理念滲透至更多城市。

我們有幸與劉太格先生有過數面之緣。2017年，他以79歲高齡創業，公司名墨睿（Morrow）是其父親當年用過的名字。也是那一年，伴隨中國多個城市開啟新一輪總規編制后，大眾對城市規劃的興趣高漲，步入城鎮化下半場的中國急需解決“城市病”的藥方。我們前往全球“取經”，尋找他山之石，新加坡自然不能錯過。

劉太格先生接受我們的采訪請求實屬意料之外。我們在新加坡墨睿設計事務所第一次見到他，就被他敏銳的思維所打動，更折服于他在規劃領域專業且深入淺出的講述。

他對城市病的分析，至今仍振聾發聵。他說，任何城市都不是一張白紙，特大城市難度有，但每個城市都會被醫好，關鍵在于早診斷、早治療。治療城市病一定要治根，規劃師是一個醫生而非美容師，不能粉飾問題，而要從內而外讓城市健康。

對于規劃，他始終有著謙卑的態度，又格外堅持“匠人精神”。他說，“規劃沒有什么好神秘的，道理都懂，但下真功夫很難”，也不忘提醒，理論常常越“性感”就越動聽、越有號召力，但他的城市規劃理論并不“性感”，重點是“沉下去”，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為創新而創新。

事實上，如何“以人為本”是我們此次對話的核心主題。他的規劃實踐中，“人”一直被排在第一位——盡管是建筑學出身，他一直強調多學科融合的重要性，為規劃到人畫上“閉環”。他甚至會在團隊中聘請社會學專家，用社會學眼光“找問題”，不斷修正規劃理念。

第二年，“城市進化論”誕生，定下“城市為人而生，也為人而進化”的主題。過去8年，我們不斷追問城市如何進化、規劃如何賦能城市；而近年來，我國“多規合一”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基本形成，首批城市體檢可復制經驗做法清單也對外發布，從中也不難窺見劉太格規劃理念的前瞻和務實。

劉太格不吝于將規劃理念傳遞給更多人。近年來，盡管年事已高，他仍不斷現身中國各地，樂此不疲地分享他畢生踐行的規劃理念。

2018年，在四川天府新區一場規劃評審活動上，我們再次見到劉太格先生。這次他的身份是評審、也是時任成都城市規劃建設專家咨詢委員會成員，面對這座正在建設公園城市、并向世界城市體系更高位發起沖刺的城市，他一再強調，每個城市最大的特色是自己的山水，首先要尊重和保護山水生態。

他對中國有著很深的感情。過去10年，在中國的項目占據了他工作的絕大部分。他曾在多個場合說，全球的綜合環境最適合規劃的，除了新加坡，就是中國，甚至比歐美還有優勢，中國城市做不好規劃是沒有借口的。

中國城市正在發生新一輪變化。去年舉行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到，過去十年，中國城市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城市治理效能不斷增強，“大城市病”明顯緩解；但同時，人口結構快速變化、房屋和基礎設施老化、“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等新情況新問題出現，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

規劃理念無疑也將與城市共同演進。劉太格曾不止一次說，規劃往往要等待數十年才能見成效，但規劃做得好，將是對幾千萬人的貢獻。在全球多地進行規劃實踐后，他也發現很多方案離最終合理、落地、有序還差得很遠，規劃在很大范圍還處在啟蒙階段。

斯人已逝，但他的規劃思想還有太多值得挖掘和延續。以下是城市進化論在2017年時與劉太格先生的對談，重讀此文以紀念這位規劃大師對人類智慧的貢獻。

著名城市規劃學家芒福德說，“大城市是人類至今創造的記憶最好的器官”。

城市的繁榮興衰，記錄著國家的發展足跡，且和經濟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同時，城市又是一個復雜有機體，有著獨一無二的脈絡和肌理，包羅萬象。它的不可逆性也決定了一旦“生病”，需要及早“治療”。

“如果沉下心去研究，規劃得當，一切大城市病都能解決，沒有什么好難的。”這是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所堅信的。2015年，新加坡建國50周年，BBC專門撰文，文章標題就叫《新加坡50歲：從貧民窟到摩天大樓》，對劉太格所大力倡導的、也是聞名遐邇的“組屋”（公共住宅）系統評價頗高：這不只是房屋修建，這是一個國家的修建。

離開政府職位的劉太格依然是新加坡國寶級人物。79歲的他開始創業，公司名字是父親當年用過的名字。他說明年就是標準的“80后”、“更年輕”，這個年齡創業是因為還有很多理念想傳遞，“規劃師的終極目的是提升民族尊嚴，讓世界不再盲目崇拜西方。”

最近20年，他把規劃、建設、治理新加坡的經驗和理念帶到中國，并且已為近50個中國城市做過規劃。眼下的中國城市規劃，站在一個新關口，如同當年的新加坡，正努力完成“從無到有”向“從有到優”的轉變。

按照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規律，中國已進入高速城鎮化中后期，80%的經濟總量來自城市，超過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來這個數字則將超過70%。十九大以來，“美好生活”、“以人為本”、“和諧宜居”這樣的詞匯被反復提及。劉太格在新加坡辦公室接受城市進化論采訪時，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好閉幕，會議進一步強調了高質量發展。

劉太格感受得到這樣的變化，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最適宜城市規劃的環境，“現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規劃方案做好，二是規劃法治化。”末了，他又叮囑，“不要操之過急。”

一只大鵬鳥和50只火雞

城市進化論：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好城市，您的規劃理念得到了證實。現在回過頭來看，您理解、堅持的規劃定義是什么？

劉太格：城市規劃包羅萬象，涉及方方面面，空間、經濟、交通等等，規劃處理的是一個綜合問題。簡單說，一個規劃方案，無論是大城市還是衛星鎮，要用真功夫把動聽的文字和數據變成合理的空間布局，最終落到一張藍圖上，并且方案中的每一條線，每一片顏色都能說清楚為什么。

規劃沒有什么好神秘的，道理都懂，但下真功夫很難。

城市進化論：明確了這個定義，您先后效力新加坡建屋局和重建局兩個關鍵職能部門，也剛好是一個城市“從無到有再到優”的階段轉變。理念上發生了什么變化？

劉太格：建屋局是做中等規模的規劃，到了重建局就是把過去所有東西融合起來，整體梳理。那時候我們做了一個“百年規劃”，總規時間范圍是從1991年到2091年，因為新加坡面積太小、人口太多，必須從長遠考慮，現在想來依然是個好事。

如今全球很多城市的規劃方案期限也只是15~25年，但我認為每個城市都應做一個長期的、整體性的規劃。就好像寫一本書，不能一章一章地寫，寫完第二章不知道第三章寫什么，要有整體章法。如果一個城市，50年后會長成一只大鵬鳥，應該提早把整個大鵬鳥畫出來，讓它慢慢長大。如果只做短期規劃，相當于畫了50只火雞，綜合起來像，卻并不是真的大鵬鳥。

大家喜歡新加坡，也是因為新加坡是按照大鵬鳥的規劃方案來做的。當然這只大鵬鳥還在成長，新加坡人口已經突破570萬，最近我提議做千萬人的規劃方案。

這個理念中國很多城市也在接受，比如西安、福州、昆明，人口是七八百萬，我建議做一個50年～60年的規劃，人口做到1200萬左右，他們都接受了。

城市進化論：做這樣一個長期規劃，對主政者和規劃師來講應該都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所謂“真功夫”怎么練？

劉太格：人們稱我是新加坡“規劃之父”，我覺得夸張了，當時執政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同時也是一代規劃師的智慧。但有一點我可以不謙虛地說，從建屋局到重建局，就是長達幾十年的學習。

首先，建屋局具體職能是規劃衛星鎮，這個經驗對規劃師來說非常珍貴。這是一個從無做到有的過程，今天新加坡衛星鎮的模式、內容以及它的宜居性，我想在世界上肯定排在前列。

做完規劃之后做建筑設計，公共住宅每一戶、每一寸面積，如何充分利用都要有科學依據，然后再做施工監理、物業管理。那時我的工作一方面是規劃師、建筑師，同時也是開發商，因為我們不僅做住宅，也做相關配套，商業、工業，學校，還有體育場館，我們按規劃條件選好土地之后，讓政府的相關部門建設。

物業管理的優點就在于可以接收許多居民的埋怨。鼎盛的時候建屋局有15000人同時運轉，責任重大。而我有一個小團隊，包括工程師、建筑師，還有很重要的社會學家，一定要用社會學家的眼光看城市發展規劃。

最高峰的時候有12位擁有社會學博士學位的專家幫我分析問題。每1、2個月，他們會對過去做錯的地方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所謂做錯就是規劃方面的缺陷、建筑平面布局的缺陷，以及還有哪些沒有想到的好的理念，分析之后放到下一輪規劃和建筑設計中。

這樣整套的、不斷改進的工作連續做了20年，學到不少功夫。很多人問我最得意的衛星鎮是哪一個，當然是最新的那個，因為吸納了好的主意，把過去的毛病都改掉了。但遺憾的是，一般的規劃咨詢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把方案做完交給業主就不跟蹤了，正確與否，不得而知。

一張“合理”藍圖干到底，很關鍵

城市進化論：規劃做出來，它的合理性怎么去論證？又怎么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

劉太格：新加坡的規劃方案是法律嚴格保護的，不許隨意改變，執行也嚴格按照規劃方案來。那時候我對方案的合理性有相當把握，所以比較敢嚴格執行。不過即使這樣，每次政府部門或者開發商要申報開發項目的方案，我也會鼓勵他們對規劃條例提出需要修改的意見。幾乎每個月，我都會收到5～7條意見，把它們提出來開會征求意見，合理的我們就修改。這個修改不是針對某個開發商或個體的需要，而是針對所有相關方的修改。

所以，一方面我們的總規很嚴謹，聲譽很高；第二，執行很嚴格，包括部長們都不能改；第三，不斷征求意見（開發商、其他政府部門）。

我甚至不許我的同事用“有靈活性”這幾個字來形容規劃，這句話就意味著可以隨便改，我們是要根據一定的程序來調整。決定要調整的話，要給律政部同意后才行，修改后一公布就變成新的條規。

城市進化論：對，現在都講一張藍圖干到底。

劉太格：一張藍圖干到底，是很關鍵。規劃方案做得好，干到底當然是好事。在鼓勵做遠期規劃的同時，我更想強調的是把規劃本身做到位。

規劃這門學問很抽象，中國有句話是自古文人相輕，現在是規劃師相輕。規劃師的理論，要在三四十年后才能看到效果，這也是規劃的巨大挑戰，經常是理論越“性感”，越動聽，就越有號召力，越有人信奉。

所以我要談第二個問題，就是思想轉變。在城市發展規劃上，我更認為應該把握當下，而不是一味強調創新、面向未來。人們總說大城市病，如果把城市比做病人，規劃師這個老中醫要知道的不是未來，而是今天這個病人病在哪兒，什么是比較合理的治療方法，怎樣把他醫好，怎么標本兼治。所以如果一個規劃師要搞思想轉變，重點應該是沉下去，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

市民需求摸得越清，越是創新

城市進化論：中國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提到，城市的核心是人，關鍵是12個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樂業。

劉太格：就是以人為本。我的理論聽起來超級不性感，既沒有面向未來，也沒什么創新。整天談的都是這里有毛病，那里受傷需要救治。其實了解市民在城市生活的基本需要，脈絡摸得越清楚越是創新，越是遵循城市發展的規律。

城市進化論：中國提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強調要以人為本，但具體怎么通過規劃來實現城市的包容性？

劉太格：新加坡以前有句話叫“金加東，銀東陵”，指的是新加坡當時最好的居住區，現在年輕人已經不知道這句話，因為這個格局被打破了。我們還是有富人區，這個免不了，也應該有的，不過我們主要的社區是衛星鎮，90%的人群都在這些區域，只有不到10%在富人區。

新加坡以前很窮，但現在你們來新加坡完全看不到貧民窟。一方面是我們的公共住宅做得好；第二，我們的政策防止了社會階層的分隔。

新加坡不但是在每個衛星鎮里有各階層人士，在每一個衛星鎮下面的小區也有各階層，甚至在小區里面的組團也是各階層都有。但組團里每棟樓不可能有各階層，這是經過科學研究，比如一居室的可以跟二居室的放一起，但不能跟三居室的放一起，會出現社會矛盾。

為了減少社會階層的分隔，我們在做每個衛星鎮的時候，不會把土地用完，只用80%左右，其他土地售給商品房開發商，那些收入比較高的人就可以進來，衛星鎮就不會變成一個中低階層的社會，而是高中低都有。這種高度融合，是我們的一個特色。

城市進化論：衛星鎮很理想，做起來困難重重，很多“死城”、“睡城”，說到底還是要就業去中心化。

劉太格：同意。衛星鎮的理念是西方的，我剛回來的時候，每年都要去歐洲取經，用心學他們的功夫，看優缺點，改善自己的版本。我們現在的版本應該比歐洲更好，其中一點是沒有貧民窟，還有就是里面配套很齊全，有商業、有工業，有學校……每一個衛星鎮公共住宅用地基本是在45%上下，剩下的是配套，所以能做到衛星鎮高度自給自足。這不是因為我有才華，我最大的才華是我不相信自己有才華，這樣才會用心去練功夫。

城市進化論：可這難度很大。學校、醫院可以靠行政指令，但是商業呢？靠行政力量干預，效果可能不理想。

劉太格：這里面有幾個問題。一個是規劃本身要合理，第二，發展的時序，要符合商業運作，這些都不是神秘、高科技的東西，主要是了解規劃的真功夫在哪里，這種功夫在新加坡已經有了，所以完全沒有問題。

講到真功夫，就回到我們的初心。現在規劃師們整天談城市規劃，到底什么叫做城市，這個定義沒有講清楚。比如要畫一只鵬鳥，你不知道鵬鳥是什么怎么畫？當然，鵬鳥畫錯了，大家還能看出來，但是規劃方案錯了，沒有人知道，就將錯就錯。所謂真功夫，就是要把規劃的各種各樣的定義抓清楚，什么叫城市，城市里面的衛星鎮是什么，衛星鎮里面的小區是什么。

我曾經問過幾個資深規劃教授一個問題，兩條平行的快速路，它們之間最佳的距離應該是多少，沒有人能回答。如果說這么重要的問題都沒把握，怎么做好規劃？每一個用詞，定義沒有去了解，怎么可能做得好。畫鵬鳥不知道羽毛是什么、眼睛是什么，怎么畫？問題在這里。

處理好城市病，就是世界級城市

城市進化論：不可否認，我們的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規劃建設“重外延輕內涵”、無序擴張等問題，大城市病亟待治理。我們的現實情況也加劇了大城市病。

劉太格：我經常碰到有人講，“劉先生你這個理論很好，但我們的現實情況不允許，做不到”，其實新加坡也有不好的國情，但在不斷改善。現在，全球的綜合環境最適合規劃的，除了新加坡，就是中國，比歐美還有優勢。中國城市做不好規劃是沒有借口的。中國已經具備做規劃的基本條件，現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方案做好，二是規劃要法治化。不要操之過急，先把規劃做好。

任何城市都不是一張白紙，特大城市難度有，但每個城市都會被醫好，越早治療的話，成本越低，痛苦越少。新加坡以前有病，治療得早，25年后基本治好了。等得越久，痛苦越大，藥費越高。治療城市病一定要治根，規劃師是一個醫生，不是美容師，哪里有問題就粉飾哪里，城市的健康要從內而外。

城市進化論：怎么做出好的規劃？現在提倡共享、共建、共治，這個過程中應該有怎樣的角色分工？

劉太格：第一，找有能力的專業人士；第二，尊重他的專業意見。

政府要有強大的推動力，一些西方國家老城區很美，外面亂七八糟，因為政府權力很小，難以推動。新加坡每五年大選，政府權力非常大，政府的政策高度明智，為人民著想。我們第一代政府覺得，如果這個彈丸之地不能做到世界級城市，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一開始就下決心做到世界級城市，要做好的話，我們工作就要嚴謹，對市民，只要有承諾就要做到位。

表面上看，新加坡政府權力很大，背后則是把工作做好。怎么做好呢？就是通過草根組織、社會組織，不斷吸取反饋的信息，市民的問題、要求等，政府很在意聽取專業團隊的意見，所以一方面看是表面權力很大，背后其實做了很多咨詢工作。

政府要拿出好的成績，這個成績要給市民帶來利益，還需要聽取方方面面的意見，有了好的環境，做專業的人更能放心大膽去做。

城市進化論：目前很多城市也在沖刺世界城市，規劃是個重要手段，怎么通過規劃來實現？您理解的世界城市應該有什么樣的構架？

劉太格：世界城市、宜居城市這些目標都很好。一個好的城市，要贏得市民的認可，而非自己說。我們做規劃，最終是要給各個階層提供多樣的選擇。

要成為世界城市，每一個規劃方案都要處理好城市病，處理好了，這個城市就是世界級的。每個城市也都必須要做世界級的，把最合理的規劃理念使用出來。規劃沒有一個普世的、放之四海皆準的理念，但規劃出來一定要能夠給城市帶來一定的利益。

城市進化論：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您個人的，79歲還創立公司，為什么？

劉太格：這個問題我不懂（笑），明年我就是“80后”了，更年輕了。我經常說，我這個年齡還要創立一個公司，主要是因為我做規劃師的最終目的是提升民族尊嚴。亞洲人、新加坡人必須把城市做得又健康又美麗。我畢竟是炎黃子孫，希望提升中國人在世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