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將擬選人數是15至22人，為何最終只定了10人？

1955年1月16日，一份關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授銜的預授名單擺在了毛主席的案頭。

最終在1955年9月27日的授銜典禮上，只確定了十位開國大將。

從15～22的人數范圍，到15人大名單，最終只定了10人，這中間經歷了怎樣的斟酌與考量呢？

首先，大將15-22人范圍是1955年1月軍委座談會研究討論通過的。

當時范圍大一點也是有考量的:

盡量要照顧到土地革命、抗戰、解放戰爭的各個時期，還要平衡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新四軍、八路軍等不同“山頭”，不能讓任何一支革命力量沒代表。

其次要兼顧兵種。當時海軍、空軍、裝甲兵剛組建，得給各軍種留足名額，比如后來的蕭勁光（海軍）、許光達（裝甲兵）都在其中。

當然也要重視貢獻。不管是軍事指揮、政治工作，還是根據地建設，只要立過大功的高級將領，都先納入考量，比如紅四方面軍的周純全、陜北紅軍的張宗遜，都是實打實的功臣。

所以范圍擬定22人之多，也是考慮預留調整空間，避免漏評功勛卓著的同志。

這些出發點特別實在，不留遺憾、兼顧全局。

但這份1月16日呈報給毛澤東主席和中央書記處的上將名單，為何只列了15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1. 寧缺毋濫，嚴格標準

雖然上限設為22人，但中央軍委和毛主席始終堅持“以德才資歷為依據，不以湊滿人數為目的”的原則。當時評銜不僅考慮戰功、資歷和職務，還需兼顧各時期（紅軍、抗戰、解放戰爭）的代表性，以及各野戰軍、各方面軍的平衡。

2. 部分將領主動讓銜或轉地方工作

一些本可授大將的高級將領因轉入地方或政府部門工作（如李先念、鄧子恢、張鼎丞等），或因謙讓而未被列入。同時，粟裕曾三次主動推辭元帥銜，他認為給大將銜就夠高了，這也影響了大將名單的排序。

3. 平衡歷史與現實因素

名單需綜合反映人民軍隊發展的歷史脈絡：既包括紅軍創建時期的代表人物（如徐海東），也有主力野戰軍的核心指揮員（如粟裕、陳賡等），還需涵蓋政治工作、后勤建設等領域的突出貢獻者（如譚政、羅瑞卿）。在多方協調后，15人被認為可以覆蓋這些方面。

授銜工作處于新中國成立初期，涉及軍隊團結與國際觀瞻。

名單力求精簡、權威，避免因人數過多或標準不嚴引發爭議。

毛澤東曾強調：“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授銜時”，可見當時平衡之難。

因此，預授名單僅列15人，體現了嚴肅審慎、優中選優的指導思想，也反映了人民軍隊建設從革命戰爭時期向正規化、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歷史抉擇。

其次這份名單由彭德懷、羅榮桓聯名上報，也是相當有分量的:

羅榮桓當時管總干部部，負責軍銜評定的具體組織工作，懂人頭、熟情況；

彭德懷是國防部長，統管全軍建設，能從戰略層面把握平衡，兩人聯名既體現專業性又有權威性。

在這15人名單里，除了最終入選的10位大將，還有張宗遜、宋任窮、蕭克、王震、周純全5人。

將他們納入推薦名單，正說明了他們具備競爭大將的資格與實力。

在這份15人大將名單上，毛主席在四位將領的名字旁畫了“叉”，他們分別是：徐海東、宋任窮、王震、周純全。

這一舉動意味深長，并非否定他們的功績，而是出于更為全局和現實的考量：

徐海東：毛主席的“叉”主要是考慮到他自1940年因傷病長期休養，建國前后未擔任軍隊實職。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是否應優先考慮一直在一線工作的同志？但徐海東的歷史功績太突出了，他是紅二十五軍的主要領導人，獨立完成長征并在陜北為中央紅軍提供了關鍵支持，毛主席曾稱贊他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這個“叉”更多是出于現實情況的猶豫。

宋任窮：作為優秀的政工干部，他的資歷和貢獻與名單上已有的譚政、羅瑞卿等政工大將代表有一定重疊。大將中需要平衡軍事指揮與政治工作的比例，毛主席可能認為政工干部的代表性已足夠。

王震：戰功卓著，完全有資格評大將。但他是紅二方面軍（紅六軍團）的代表。在同一戰略單位（紅二方面軍）內，大將名額極為有限，需要選擇最具象征意義的代表。最終，來自紅二軍團、當時主持裝甲兵建設的許光達被認為更具綜合代表性。

周純全：來自紅四方面軍，后期以卓越的后勤工作著稱。他早年在張國燾路線下的經歷和錯誤，雖然經過檢討，但仍是組織全面衡量的因素之一。他在抗日戰爭時期主要負責軍事教育和后勤，缺乏一線作戰部隊的主官經歷，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戰功積累和代表性。在人才濟濟的背景下，這些因素可能影響了他的評定。

毛主席的“圈閱”起到了“一錘定音”的導向作用，明確了精簡大將名額、寧缺毋濫、突出代表性的思路。

被畫叉的四位，除徐海東因特殊功勛在后續復議中被重新納入外，其余三位后來均被授予上將軍銜，并在上將中排名非常靠前。

因為當時葉劍英是中央軍委委員，全程參與軍銜評定的討論，完全有發言和表態的資格。

當時他的名字是在元帥備選名單里。他留的字特別誠懇：我誠懇請求，我最多擺在大將的軍銜上，這是歷史的定評。

他的意見也是評選大將要斟酌的，所以和報告一并提交了。

葉劍英的意思是自己長期做參謀、統籌工作，沒在一線帶兵打仗，榮譽該讓給沖在前面的同志。

那為何葉劍英最終還是評了元帥？不是他“讓賢沒成”，而是中央的綜合考量：葉劍英的功勞太關鍵了——南昌起義時保護革命火種，長征中及時通報張國燾分裂黨中央的陰謀，抗戰時統籌敵后游擊，解放戰爭時協助毛主席指揮全國戰局，這些都是創建和領導人民武裝力量的核心貢獻，完全符合周恩來提出的元帥標準（“創建和領導人民武裝力量，領導戰役軍團作戰，建有卓越功勛”）。

中央最終授予他元帥銜，是對他歷史貢獻的客觀認定，和他主動讓賢的謙遜品格并不沖突。

從15～22人數范圍，15人名單再精簡到最終的10人，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體現了當時評銜工作極為復雜和審慎的態度。

1. 全軍一盤棋的綜合平衡

大將名額需要在全軍范圍內實現戰略平衡。這不僅僅是個人戰功的比拼，更是對紅軍三大主力方面軍（一、二、四方面軍）、南方游擊戰、各個歷史階段貢獻的總體承認。

例如，紅四方面軍已有王樹聲作為代表，就不再選周純全；

政治工作方面，譚政已經是核心代表，宋任窮的工作重心后來轉向地方，就不再重復授予；

軍種方面，海軍蕭勁光、裝甲兵許光達、公安軍羅瑞卿，每個關鍵兵種留一位代表，既體現專業性，又避免浪費名額。

比如15人里的蕭克、王震，戰功都夠，但蕭克所在的紅二方面軍已有賀龍元帥代表，王震后來更多參與建設工作，最終都主動接受了上將銜，沒半點怨言。

2.名額限制+平衡原則，避免“山頭”重疊與職能重復

人民軍隊由各個歷史時期的革命武裝匯流而成，評銜需要照顧到各個“山頭”（指不同歷史淵源的戰略單位）的感情和代表性，但又不能搞平均主義。

這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和歷史洞察力。十人的規模，被普遍認為是在突出卓越貢獻與兼顧廣泛代表性之間找到的一個恰當“黃金點”。

與元帥制度相呼應，十大元帥與十大大將的格局得以確立。兩者在數量上保持一致，構成了人民軍隊將帥體系的“雙峰”，在象征意義上也顯得更為完整和協調。

3.轉地方工作的，還有主動“讓銜”，服從國家需要

實際李先念、譚震林、鄧子恢、張鼎丞這四位，他們的資歷完全夠得上大將：李先念是中原軍區司令員，譚震林是淮海戰役總前委成員，鄧子恢是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張鼎丞領導過閩西南三年游擊戰爭。但新中國成立后，他們都轉到地方任職：李先念當國務院副總理管財政，譚震林任中央副秘書長抓農業，鄧子恢管農村工作，張鼎丞做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毛主席當時提議：“現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評軍銜為好！” 這些同志二話不說就同意了——他們覺得，革命的目的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不是為了軍銜高低。后來李先念把全部精力放在財政建設上，譚震林扎根基層搞生產，沒一個人抱怨過。

還有主動讓賢，把機會留給更合適的人除了葉劍英，許光達也主動“讓銜”。他得知自己被評為大將后，兩次寫信給中央，說自己的貢獻不如其他同志，請求降為上將。毛主席看了信后感慨：“這是一面鏡子，共產黨人的明鏡！” 最終還是堅持授予他大將，因為他是裝甲兵的奠基人，需要這個軍銜統籌兵種建設。

還有一些將領，比如劉亞樓其實也是具備資格的（后來的空軍司令員）。我們都知道第四野戰軍是戰功最卓著、兵力規模最大的野戰軍，已誕生粟裕、黃克誠、譚政、肖勁光、羅瑞卿五位大將，占了半數名額，軍委需將剩余名額向二野、三野、華北軍區、西北軍區等系統傾斜，避免單一一野戰軍名額占比過高，四野無法再為劉亞樓爭取大將名額。

劉亞樓未評大將是1955年授銜“全局優先、統籌平衡”原則的具體體現

后來被評為上將，照樣兢兢業業搞空軍現代化。

最終產生的十大大將，堪稱一幅微縮的中國革命軍事史畫卷：

粟裕（華東野戰軍代司令員）：被譽為“戰神”，戰功最為顯赫。

徐海東（紅二十五軍領導人）：陜北會師的關鍵人物，對中國革命“有大功”。

黃克誠（總參謀長、軍委秘書長）：軍政全才，以敢于直言著稱。

陳賡（志愿軍副司令員）：傳奇色彩濃厚，經歷豐富。

譚政（總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杰出代表。

蕭勁光（海軍司令員）：人民海軍的創建者。

張云逸（資深軍委委員）：資歷極老，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北伐。

羅瑞卿（公安軍司令員）：公安政法戰線的領導人。

王樹聲（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紅四方面軍的代表。

許光達（裝甲兵司令員）：紅二方面軍和裝甲兵的代表。

這份名單，涵蓋了紅軍三大主力的血脈，兼顧了軍事指揮與政治工作的線條，照顧了各歷史時期的功勛人物，也考慮了建國后各軍兵種建設的需要。

回頭看這場大將評選，沒有勾心斗角，只有“讓賢”和“服從”。那些沒入選的將領，沒有一個人計較個人得失：

張宗遜后來擔任總參謀部副總長，照樣為軍隊建設殫精竭慮；

宋任窮投身地方建設，在西南、東北搞土改、促生產，成績斐然；

許世友鎮守南京軍區，保一方平安，成為全軍聞名的“守護神”。

他們心里都清楚，軍銜只是一種榮譽，革命的初心是為人民服務。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授銜典禮上，10位大將接過命令狀時，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榮光，而是無數犧牲的戰友；那些沒入選的將領，在各自崗位上繼續發光發熱，用行動詮釋了革命軍人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

這場評選，選出來的不僅是10位大將，更是一種精神——不計名利、顧全大局、為國為民的革命情懷。

這些先輩用自己的選擇告訴我們：真正的偉大，不是爭來的榮譽，而是默默付出的擔當。他們不管有沒有戴上大將肩章，都是值得我們永遠銘記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