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5月，一份急電擺在了中原軍區副司令員李先念的案頭。
看完電報，他愣是半天沒回過神。
那會兒，大軍正準備跨過長江往南推，他本來都已經把槍擦亮了，尋思著在最后的決戰里再立新功。
可偏偏這時候，上頭來了話：仗別打了，軍裝脫了，回湖北當“父母官”去。
乍一聽，這安排真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
接手的湖北，特別是剛打下來的武漢，那是塊什么燙手山芋？
煙囪不冒煙，碼頭沒得船，滿大街晃蕩的都是沒活干的工人和倒騰銀圓的販子。
那物價漲得比翻書還快，早起那點錢還能買碗米，等到日頭偏西，怕是連張擦嘴紙都換不來。
照老理兒講，碰上這種爛得不能再爛的經濟攤子，怎么也得調個拿筆桿子、懂算賬的行家來。
把個帶兵打仗的猛將扔進柴米油鹽堆里，這不是趕鴨子上架嗎？
實際上，這看似離譜的調動背后，藏著中央深思熟慮后盤算的三筆細賬。
頭一筆，叫“身體止損賬”。
那時候李先念的身子骨，早就亮起了紅燈。
甚至可以說，要不硬逼著他轉業，這根頂梁柱搞不好真得折在陣地上。
就在進武漢前，他的神經衰弱癥已經把他折騰得夠嗆。
整宿整宿瞪著眼到天亮，腦殼疼起來像是要炸開，不靠嗎啡壓著根本扛不住。
這都是早年間落下的病根子。
回想1935年長征那會兒，翻雪山，零下幾十度的極寒。
看著傷員凍得直打擺子，他二話沒說把棉襖扒下來披戰友身上。
這一仗義，自己倒是大病一場，底子傷了。
再瞧瞧中原突圍最兇險那幾天，他是指揮官，那一根弦崩得緊緊的，七天七夜沒合眼，累暈過去好幾回。
這種透支法，就是鐵打漢子也得廢。
中央心里跟明鏡似的：天下大勢已定，再讓李先念去前線拼命，真要是有個三長兩短，那損失可就大了。
把他調回地方，名為工作，實則是變相強制他“療養”。
這是對功臣的一份特殊愛護。
第二筆，是“隱藏本事賬”。
大伙兒光曉得李將軍能征善戰，卻忘了他履歷表里還有個硬核身份——我軍最早的“大掌柜”之一。
早在延安進修那陣子，他就沒閑著，把《資本論》給啃了個透。
這在當時的武將堆里，絕對是鳳毛麟角。
更絕的是他在新四軍第五師的那段實戰操作。
那會兒五師夾在日偽和國民黨反動派中間，被圍得像鐵桶一般，日子苦得沒法過。
咋整？
李先念愣是在夾縫里搞出了一套“根據地經濟學”。
沒吃沒穿？
那就自己動手。
他領著弟兄們種棉花、開商號、建兵工廠。
在那種鬼地方，硬是把買賣做得紅紅火火，不光養活了部隊，庫里還有富余。
能在槍林彈雨里把經濟盤活，如今接管一個武漢，那還不是手拿把掐？
所以說，派他去湖北，根本不是“亂點鴛鴦譜”，而是正兒八經的“專業對口”。
第三筆，得算算“人情地緣賬”。
李先念那是土生土長的湖北紅安伢子。
別小看籍貫這事兒。
在政權更迭這種亂糟糟的節骨眼上，派個熟門熟路的自家人去坐鎮，能省多少口舌？
湖北老鄉心里琢磨啥，他門兒清。
官一上任，他沒鉆進機關大樓發號施令，而是卷起褲腿，直接下地跟老農一塊插秧。
那一嗓子地道的湖北話一出，老百姓心里那叫一個親近，踏實感油然而生。
在土改村，他和鄉親們一個鍋里吃飯，一條炕上睡覺，這種血肉聯系，外來的干部哪能這么快建立起來？
事實證明，中央這步棋下得神了。
面對武漢的一地雞毛，李先念拿出了戰場上那一套雷霆手段。
物價飛上天？
這一查不要緊，把國民黨方面沒來得及運走的倉庫翻了個底朝天，竟翻出了大批囤積的紗布和糧食。
手里有糧，心里不慌。
他立馬定好了調配路子，先把這些硬通貨死死攥在手里當籌碼。
對付那些把物價炒得離譜的銀圓販子，他下手更狠，直接動用專政鐵拳，露頭就打；另一頭，派出工作組下鄉收糧，保住城里的飯碗不斷頓。
一手抓物資底牌，一手抓市場整頓。
這套組合拳打出去，立竿見影。
也就是三個月功夫，武漢的物價硬生生被壓下去三成。
那個原本亂成一鍋粥的市場，奇跡般地穩住了。
這會兒大伙才回過味來：敢情這位李將軍，抓錢袋子比抓槍桿子還利索。
穩住了肚皮，他也沒落下腦瓜皮。
復課、修房、給老師發錢，這些事他都親力親為。
沒多久，湖北大大小小的學堂里，又響起了讀書聲。
如今回過頭看，1949年那個讓李先念“愣神”的調令，其實是一招經過反復推敲的絕妙好棋。
它既護住了一位戰功赫赫的老將，又給百廢待興的湖北送去了一位最合適的“大管家”。
這筆大賬，中央算得是真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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