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為什么先成立紅四方面軍，后成立紅二方面軍？

把日歷翻到1936年7月，地點鎖定在甘孜。

一場掛牌儀式正搞得熱火朝天，新招牌赫然寫著“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二方面軍”。

這事兒咋看咋透著股邪勁兒。

咱都知道，這就跟排隊報數(shù)似的，得有個先來后到。

可紅軍這邊兒不一樣：老四（紅四方面軍）早在五年前就兵強馬壯地立了棍，反倒是排位靠前的“二哥”，硬是拖到了這會兒才露頭。

更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家底兒。

按規(guī)矩，手里沒個三萬精兵，誰好意思掛“方面軍”的帥印？

可這支新隊伍，在那會兒滿打滿算也就一萬三千人。

這點兵力，擱國民黨那邊兒，頂多也就是個師長的排場。

這就怪了，明明是個師級的架子，為啥非要給它安個“方面軍”的頂級頭銜？

這里面的水，深著呢，咱得往深了挖，這不光是算兵力賬，更是一場不見血的政治角力。

咱們把時針往回撥六圈，瞅瞅當年中央最早的那張設(shè)計圖。

那是在1930年5月，上面有一盤大棋：先把手底下的四大主力武裝，整編成紅一、紅二、紅三、紅四這四個“軍團”。

這只是起手式。

按計劃，等大伙兒各自招兵買馬，腰桿子硬了，再順勢升級成對應(yīng)的四大“方面軍”。

說白了，這就跟撒種子一樣，誰長得壯，誰先出師。

拔頭籌的是朱老總和毛主席帶的隊伍。

1930年8月，紅一方面軍率先掛牌。

但這中間有個小插曲，直接把“紅三方面軍”這塊牌子給整沒了。

那會兒，彭老總的紅三軍團也猛得很。

按理說，他完全可以單干，將來自己扛起“紅三方面軍”的大旗。

可擺在彭老總跟前的有兩條路。

一條是“面子路”，自己當家做主，跟朱、毛平起平坐，多威風；另一條是“效率路”，紅一軍團雖強，但單打獨斗要攢成大方面軍太慢。

革命形勢逼人，要是兩家合一家，立馬就是一只砸碎敵人的鐵拳。

彭老總那是什么胸襟？

二話沒說，選了后者。

為了大局，他把到手的帥印推了，帶著隊伍并入紅一軍團。

這一合伙，總兵力瞬間沖破三萬大關(guān)，夠格了。

這步棋走得極高明，說明在那個節(jié)骨眼上，“攥指成拳”比“占山頭”重要得多。

緊接著跟上來的是紅四方面軍。

這支隊伍簡直是個“特例”，那竄升速度跟坐火箭似的。

他們幾乎略過了“軍團”這個磨合期，直接從紅四軍起家。

在鄂豫皖那片地界上，擴紅的速度快得嚇人。

等到1931年11月，他們的人馬也實打?qū)嵉乜邕^了三萬人的門檻。

這時候你再看花名冊，挺有意思：老大立住了，老四也成了，老三合伙了。

唯獨老二沒動靜。

紅二方面軍為啥難產(chǎn)？

理由很直白，也很扎心：人手湊不齊。

賀老總的紅二軍團，1930年7月就建了，起家時也有一萬多號人。

按那個勢頭，穩(wěn)當發(fā)展個兩三年，湊個方面軍的架子不成問題。

可世上沒后悔藥。

紅二軍團待的地方，比誰都苦。

湘鄂西全是水網(wǎng)，沒地兒躲沒地兒藏，敵人圍剿起來那是往死里整。

外頭有強敵，家里也不安生。

那陣子“肅反”搞過了頭，像瘟神一樣在隊伍里亂竄，一大批好苗子被冤殺。

這不光傷了筋骨，更寒了人心。

數(shù)字最能說明問題。

在最慘的時候，原本一萬多人的隊伍，別說擴編了，反而越打越少。

堂堂軍團被迫縮水成一個紅三軍，全伙人馬就剩五千來人。

五千人啥概念？

給紅四方面軍塞牙縫都不夠。

這時候別提叫“方面軍”了，叫個“軍團”都心虛。

直到1934年10月，碰上了蕭克、王震帶的紅六軍團，兩家一湊，總算勉強恢復到八千多人的規(guī)模。

哪怕到了1936年7月，也就是紅二方面軍正式亮招牌那會兒，賀老總手里滿打滿算也就一萬三千人。

話又說回來了：既然人數(shù)差得遠，連三萬人的及格線都夠不著，中央為啥非要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給它戴這么高的一頂帽子？

這就得提那個關(guān)鍵人物——張國燾。

長征這事兒，不光是跟國民黨軍打，黨內(nèi)的路子之爭也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那會兒張國燾手里攥著紅四方面軍八萬精兵，那是真闊氣。

反觀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這一路血戰(zhàn)下來，損耗太大了。

這種力量上的懸殊，把張國燾的野心給撐大了。

他仗著槍桿子硬，公然把中央的命令當耳旁風，甚至鐵了心要南下，另立山頭搞分裂。

等紅二、紅六軍團跟紅四方面軍碰頭的時候，局勢變得相當微妙。

那會兒紅四方面軍南下撞了南墻，處境挺尷尬。

賀老總和任弼時的隊伍雖說人少，但那是生力軍，更是一塊關(guān)鍵的籌碼。

張國燾打起了算盤，想把這股力量拉過去。

他心里琢磨：你賀龍要是個“軍團長”，那就是我的下級。

畢竟我是紅四方面軍的一把手，還是紅軍總政委，論資排輩、論槍桿子，我都壓你一頭。

把你收編了，我就能裹挾你跟我一塊兒跟中央叫板。

可中央的段位明顯更高。

為了破張國燾的局，為了給賀老總足夠的底氣去跟張國燾掰手腕，中央下了一步險棋：原地升格。

管你人夠不夠，先把“方面軍”的大旗豎起來。

這可不是換個名號那么簡單，這是把組織架構(gòu)重新洗牌。

紅二、紅六軍團一合編，賀龍搖身一變成了“紅二方面軍總指揮”。

在級別上，跟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是平起平坐的。

這意味著啥？

意味著在談判桌上，在軍事會議里，賀老總不再是張國燾的部下，而是平級的友軍統(tǒng)帥。

當張國燾想擺譜下命令，讓人南下或者攻擊中央的時候，賀老總能挺直腰桿，以方面軍總指揮的身份回絕。

這是一場教科書級別的“組織防御戰(zhàn)”。

事實證明，這步棋走絕了。

賀老總、任弼時那是識大體的人。

在川西高原的寒風里，他們利用這個新到手的“平級身份”，跟張國燾玩了一場極有分寸的斗爭。

硬碰硬肯定不行（畢竟人少），那就利用平等的政治地位，講團結(jié)、擺道理，給張國燾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壓力。

當時那場面特有意思：張國燾兵是多，但在大義名分和組織原則面前，他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支使不動這個只有一萬多人的“友鄰”。

最后，在紅二方面軍的軟磨硬泡和堅決抵制下，再加上朱德、劉伯承等人的幫襯，張國燾不得不收起分裂的心思，同意北上，跟中央紅軍搞了個皆大歡喜的三大主力會師。

所以說，紅二方面軍的誕生，雖說比老四晚了五年，人數(shù)也嚴重縮水，但它的價值，絕不只是在戰(zhàn)場上沖鋒陷陣。

如果說老大、老四是靠“拳頭”打出來的，那老二就是靠“智慧”運籌出來的。

那一萬三千人的編制，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瞬間，起到了十萬大軍都未必能頂用的政治制衡效果。

這事兒告訴咱，看歷史不能光會算“加減法”（數(shù)人頭），更得學會算“乘除法”（看權(quán)重）。

有時候，一個番號，真能抵得上千軍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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