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偉大的世界文學應該被啟動”：歌德主持的《論藝術與古代雜志》雜志

18世紀的歐洲可謂媒介的世紀。報紙、雜志在知識傳播中“大顯身手”。在其中，知識期刊演變成“文學與科學交流的全新類型”，成為“歐洲啟蒙運動有效的媒介”，于是便有了“雜志的編纂意味著啟蒙”的說法。學術雜志不僅搭建起知識生成與傳播的網絡，而且通過話語的塑造與傳播，對受眾產生認知引導，施加影響，在學術共同體形成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媒介功能。思想先進的知識分子以雜志為媒，傳播文化知識。

德國亦是如此。媒介革命改變了知識傳播方式。1790年，《德國最重要的期刊和周刊索引》道出雜志在“知識革命”中的作用：“原本只屬于學者的知識，以及存儲在大多數人不理解、讀不懂，也不喜歡讀的書本中的知識，通過雜志，在普羅大眾中傳播，經過提純，變成了普遍運用的大眾語言，現在就像便利的小面值硬幣一樣，在所有人手中流通。”雜志將高深的知識轉化為大眾能接觸到的內容，用通俗化的表達打破了知識壁壘。與報紙不同的是，雜志的出版往往不由出版商組織，而是由有名望的個體，如學者、文學家等發起。他們憑借淵博的學識，確立旨趣，擬定框架，承擔“最高領導”的角色，統領編輯工作，塑造雜志的靈魂。

歌德也充分意識到雜志已成為“社會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要素”，為同行的雜志提供助力，筆端文字不斷見諸《法蘭克福學者報》《耶拿文學匯報》《伊里斯》《德意志信使報》《為受教育階層提供的晨報》，以及席勒主編的《季節女神》《奢華與時尚雜志》等，并以此在“知識爆炸”時代構建起專屬的文字傳播網絡。

18世紀末起，歌德先后主持了四份雜志。其中兩份與自然科學相關：一是1791年至1792年的《光學論文集》（Beitr?ge zur Optik）；二是1817年至1824年的《自然科學概論，尤論形態學 》（Zur Naturwissenschaft überhaupt,besonders zur Morphologie）。另兩份是文藝雜志：一份是以造型藝術為重點的《雅典娜神殿入口》（Propyl?en，1798—1800）；另一份是本文論及的《論藝術與古代》（über Kunst und Alterthum）。

約翰·海因里希·蒂施拜因繪《歌德在意大利坎帕尼亞》（1787）

推崇古典藝術的“魏瑪藝術之友”

任何時代的知識生產皆無法脫離歷史話語。拿破侖戰爭期間，德國尚未統一，諸侯林立，面對長驅直入腹地的法軍，無還擊之力。1813年，拿破侖兵敗萊比錫，八萬殘兵敗將跨過美因河和萊茵河，撤回法國。德國收復失地后，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出現一派中興氣象，“一種新的歡快和有為的生命開始勃發和展開”。

此時，歌德獲得創辦一份新雜志的契機。在離鄉數載后，歌德于1814年至1815年夏天終踏故土，在萊茵河和美因河地區開展了多番考察，旨在檢視戰爭期間德國藝術珍寶遭受破壞的程度。在第二次旅行期間，歌德在卡爾·封·施泰因男爵的陪同下，從1815年7月25日至29日參觀了萊茵河畔科隆、波恩、科爾布倫茨、拿騷等城市。施泰因作為普魯士重臣，心懷深遠政治抱負，19世紀初與哈登貝格發起改革。施泰因為振興本邦國，勸說歌德為普魯士政府撰寫一份備忘錄，以推動對萊茵省的文化支持。他旋即安排歌德與普魯士內政部長弗里德里希·舒克曼和萊茵省份的最高主席扎克建立聯系。歌德稍作猶豫后，欣然接受委托。

考察所得見聞不斷匯集，內心感悟不斷堆疊。在此基礎上，一份藝術刊物的輪廓漸趨清晰。歌德主持的編輯部于1816年3月在《為受教育階層提供的晨報》上刊登出版廣告，預告一份刊物將于6月以《論萊茵河與美因河流域地區的藝術與古代》為題，在科塔出版社正式問世。歌德計劃每卷出三冊，每批次出版時間不固定。從第二卷起，標題縮減為“論藝術與古代”，并在這一標題下刊行至末卷。這一雜志的發行得益于志同道合、以歌德思想為范式的文學藝術共同體。其中有歌德密友及藝術顧問海因里希·邁爾、后來因輯錄《歌德談話錄》聞名于世的愛克曼、收藏家和藝術史學家博伊塞雷等。引人注意的是，《論藝術與古代》部分文章以“魏瑪藝術之友”（Weimarische Kunstfreunde）落款。這一指稱緣起于《雅典娜神殿入口》發行時，以歌德為核心聚成的作家群體。這一群體初期由歌德和邁爾擔任主筆，席勒在幕后助力。席勒英年早逝后，美學家、作家費爾諾等人亦加入其中。

雜志始創之時，歌德已近杖國之年，逐步刪繁就簡，經常“深居簡出，與世隔絕”。在一定程度上，歌德藉此“或多或少與同時代的人和當時的現象建立起聯系”，培養“一種高尚的、國際化的藝術和文學感”，“如同在一個歡樂的禮堂中一般，滿足了自己對知識交流的舒適的需求”。歌德的初衷，是為了增進友人之間的精神聯結，激發志趣相投者的情感共鳴。《論藝術與古代》“像從一個瞭望臺那里”，“以一種審視的、確定的目光”“環顧四方”，勘探“哪里出現了有價值的或至少是有希望的東西，哪里需要鼓勵、指導和善意的關注；并警惕錯誤的方向，描述、解釋、促進正確的方向，并將前人和同時期的人最有功績的地方呈現出來”。

這番言語昭示了《論藝術與古代》的雙重效用：既為“耳目”，又為“喉舌”。這份雜志是歌德思想之鏡。他擬定布局，將理念訴諸筆端。在首卷正文前，他以詩明志，在最后四詩行強調：

上帝賦予力量

我也不甘讓它荒廢

愿在藝術與科學領域

永不停息地抗爭。

歌德透露出在對知識和藝術的熱愛和渴望中，不斷追求，不斷奮進，不斷抗爭的愿望。“魏瑪藝術之友”推崇古典藝術，認為其以理性、明晰與和諧昭立了美的典范。歌德曾言：“唯有從那里才能為了更高的人類和人性對純粹的教育寄予希望和期待。”在《古典與現代》中他更直言：“每個人以自己的方式成為希臘人！而且就該是希臘人！”這恰能印證《論藝術與古代》標題中“藝術”和“古代”的內在關聯，即藝術應秉承古典主義傾向，傳承和實踐古代藝術。

歌德一生創作了2700多幅畫。圖為歌德1808年畫作

在《論藝術與古代》觀測到“一種世界文學正在形成”

《論藝術與古代》從古代跨越至歌德時代，涉獵廣博。法蘭克福版《歌德全集》以三卷篇幅（第20卷至第22卷），呈現了紛繁的主題。以第22卷為例，雜志囊括《論藝術與古代》第五卷至末卷的文章，以及補遺、草稿、筆記等。內容攬盡藝術的萬種風華：建筑、雕像、繪畫、圖畫、銅版畫、木雕、石版畫等主題的文章涉及造型藝術；詩歌、論民族詩歌之文、文論、戲劇、歷史、散篇等談及語言藝術；另有音樂相關內容關涉聽覺藝術。內容之宏富，篇目之繁贍，照見魏瑪藝術之友胸中的視界乾坤。這份雜志追求普遍的藝術。于歌德而言，造型藝術與文學并肩而立，在廣袤的藝術王國里不分伯仲。造型藝術，如繪畫、雕塑、版畫、纂刻，是空間的藝術，是視覺的藝術，也是直觀地觀察自然、理解世界、提高修養的路徑。造型、自然與世界，對他缺一不可，有機統一。在諸多藝術形式中，歌德對繪畫始終熱情不減。早在孩童時代，歌德習畫四年之久，內心萌發出朦朧的審美感知。到了青年時代，他曾矢志成為畫家。同時，銅版畫、蝕刻技術成為他的學習對象。無論在斯特拉斯堡，還是在意大利，他執著研磨技藝，為實現愿望而努力。即便赴魏瑪為官，他內心仍投射出藝術身份自我構建的需求。漫步哈爾茨時，他自稱“畫家韋伯”；潛往意大利時，化名“畫家約翰·米勒”；而筆下的維特，也擅長畫畫。

據不完全統計，歌德一生創作了2700多幅畫，在首次意大利之旅期間多達750幅。然而，他很快意識到，繪畫是錯誤的方向，自身缺乏的并非勤奮，而是天賦。誠然，畫家身份的絕念是一種遺憾，但這又何嘗不是成為更圓融的藝術家的必經之路？難道還有什么比實踐更能揭示藝術本身的嗎？至關重要的是，歌德忘我地浸淫在意大利的藝術品中，將藏于羅馬、那不勒斯、西西里的藝術珍品盡收眼底，“掙脫了渺小的想象，解除了錯誤的希望”，達成了化客體為主體的蛻變。在融通塑形藝術與語言藝術之后，他感悟到：“古希臘人的思想和追求，是將人神化，而非將神人性化。這是神本主義，而非人本主義。”而藝術品“所能達到的最高程度就是完整的人性”。

完整的人性觀也體現在其中。作為極具人生智慧的藝術家，歌德對藝術與現實之間的鴻溝體會至深。當人“踏入這充滿活力、精力充沛，有時甚至令人不悅的生活時”，每個人“都必然會感覺到自己作為個體依賴于一個龐大的整體”，受限于外部世界的秩序，內心的藝術理想會消弭殆盡。歌德在其“審美遺囑”《向青年詩人進一言》中斷言，象征著藝術理想的繆斯離人們而去，轉而“尋求那種心境開朗、懂得斷念且易于自我恢復之人的陪伴”。這類人如同威廉·麥斯特那般，懂得在紛繁復雜的世事中，“知曉每個季節都有可收獲之處，懂得給予溜冰場和玫瑰園各自應有的時節，能夠撫慰自己的痛苦，并且在自己周圍積極探尋，一旦有機會就會去減輕他人的痛苦、增添他人的快樂”，為內心覓得一處藝術的角落，達到自我療愈。

如果說個人與世界之和諧的達成，屬于個體修為的范疇，那么《論藝術與古代》中對世界文學的思考，則不僅涵納世界主義思想，而且顯現出對跨族際和睦的企踵延頸。這種傾向在末卷日益顯著。據統計，歌德公開談及世界文學的文字共5處，其中3處載于該刊。歌德在本刊正式宣告“世界文學”的理念：“一種普遍的世界文學正在形成……一種偉大的世界文學應該被啟動。”

于歌德而言，文學期刊既是建構世界文學的戰略要塞，也是通達其理想的路徑，又是思想交鋒的公共場域，“為普及世界文學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事實上，隨著文化媒介的迭代與閱讀群體的擴容，知識傳播的范式發生結構性轉型。這種轉型不僅為消解民族文化壁壘提供了可能，更在媒介生態層面呼應了歌德的世界文學構想。1827年，歌德明確地在《論藝術與古代》觀測到“一種世界文學正在形成”，開創了“世界文學”概念化的歷史進程。從這份刊物的發展軌跡來看，歌德也推動打破文化隔閡。在首卷首冊，它忠實于其原標題，討論科隆、波恩、法蘭克福、海德堡等萊茵河與美因河流域地區的藝術品，以此為“震點”，不斷向外擴展，古希臘的、古羅馬的、英國的、法國的、塞爾維亞的等等盡收其中。歌德被拜倫“大膽而宏偉的創作所感動”，被曼佐尼“溫和、機智和柔軟的繆斯所吸引”。他的目光超越歐洲，觸及巴西、阿拉伯、波斯、中國等異域國家。他將東方情調融入德國精神生活中，創作出《中德四季晨昏雜詠》《西東合集》等作品。對此，古典哲學家黑格爾非常有見地地指出，歌德將東方神韻“移植”到西方視角中，描寫東方時既保留“其基本色調”，又兼顧西方人的“近代意識”，又嘗試契合自身的“個性要求”。

具有倫理屬性的世界文學理念

東方和西方應調和與接近，至少在歌德筆下的世界文學概念視域中，這一點得到體現。對這位身居魏瑪的世界公民來說，文學應該包羅萬象，而“真正的詩歌超越階級，平等共通”。從今人視角看來，所謂“世界文學”并不追求同質化的文學。民族文學間的差異性無法徹底消釋。這一理念呼應了歌德“不可動搖的、使人幸福的對充滿價值和重要的世界關聯的信仰”，彰顯具有普世意義的人性思想。他摒棄文學孤島主義，反對僵化閉塞的民族主義文學，構建各民族相互溝通、相互聯系和相互促進的世界話語網絡，使各民族從知道他者，到理解他者，至少容忍他者，從而避免兵戈相向，這也使這一理念具有倫理屬性。

同樣涉及倫理的是民族元素。世界文學根植于民族，但超越民族。如前所述，《論藝術與古代》成形于兵戎相見之禍消弭，德國鑄劍為犁之時，“德意志民族結成一個嶄新的、和平的邦聯”，“激昂的民族仇恨在歷經征戰后開始平息，并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片面性”。歌德及與之志同道合的文人和學者，歷經家國劫難的淬煉，愈發深諳文學作為對抗時代危局、彌合族際裂隙之精神載體的終極意義。對于歌德來說，世界文學堪稱德意志民族躋身世界民族之林的歷史契機，因其為德國人“預留了”“光榮的角色”，提供了參與世界文明互鑒的可能性。在構建這種具有普遍意味的文學世界主義中，譯者作為擺渡人，不可或缺，可以是“忙碌的媒人”，向讀者“推薦一位半遮半掩的美麗女性，使之顯得極為可愛”，“激發人們對原著不可抗拒的好奇心”；也可是“民族的先知”，帶來思想預示。

1832年，已至耄耋之年的歌德原本打算用《論藝術與古代》末卷“結束與文學界漫長而美好的關系”，但未及出齊，便駕鶴西去。秉承歌德遺志的友人們勠力同心，整理其遺稿，在魏瑪公爵夫婦的關懷與資助下，促使末卷末冊付梓問世。而第六卷的付梓印刷，也昭示著歌德時代的落幕。而歌德友人在《獻詞》中感慨：“塵世的力量無法喚出天才，或者命他重現；他的出現，他的創作，如同幸福，自由自在，不能預料，跟所有生命中最美好、最高貴之物一樣。”這也為歌德的一生作了絕妙的注解。

（作者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德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