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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文手稿首頁
文 | 冀勤
建國初至五八年的這段時間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力量是最強的,單說與古典文學有關的人,就有馮雪峰、聶紺弩、舒蕪、陳邇冬、麥朝樞、張友鸞、王利器、孟超、黃肅秋等早在建國前已有名望的高級編輯,還有一位從業新手文懷沙。
但是,1955年之后,這批人里有的成了“胡風分子”,1957年之后,又有的成了“右派分子”,文懷沙也早在1953年后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做劇本編輯了。如今還能把他們聯想會聚在一起的只有聶老的詩作了。
在侯景天先生作句解、詳注、集評,于2000年3月在濟南出版的第五稿本中,聶老對他的這些同事多有詩歌唱和,由此可以看到各位的學養和品性,同時也是那段歷史的真實寫照。
其中關于文懷沙的有三首詩作,其一乃《贈答草》中的《步酬懷沙以詩勖戒詩》。這首詩是答謝文懷沙勸他少作詩,以免招災惹禍的,在這里就不必引出了。侯氏注釋這首詩,關于文懷沙的條目是這樣寫的:“1911年生,祖籍湖南衡陽。號燕堂,另署王耳。楚辭學家。建國后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北京師大、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著作有《屈原集注》《屈原九歌·九章·離騷·招魂今譯》等。” 這條注釋是文懷沙自己定稿的。直到1987年12月2日,他還給侯景天信,說到這首詩的注釋,可見他是很看重對自己的這番吹牛皮的介紹,也很看重聶老寫的對他答謝的這首詩。
其二乃《拾遺草》中的《吊懷沙新婚》,是調笑他年過五十娶了一位日本籍(原乃山東昌邑人)、年僅20余的鋼琴家徐迎春,是聶老與他開玩笑取笑他的。
其三乃《拾遺草》中最后附的斷句,是關于文懷沙犯罪去勞動改造的。
寫到這里,我不能不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末,出獄數年,已是長胡須老人的文懷沙終于耐不住寂寞,開始騷動了。當時我因為忙別的事,無暇關注這種無聊的人,只是在一篇短文中暗指過他,由“文痞變成文老了” (見《精神產品也應打假》,載《中華讀書報》1999年3月31日《時代文學·今日觀察》)。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與文懷沙共過事的名人和親人,差不多都過世了,他又耐不住寂寞,開始騷動了,在電視、報紙、網絡等媒體上,以長胡須老人的形象再次頻繁亮相,名聲越來越大。傳記文學作家李輝先生在《北京晚報》上非常負責任地就他的生年問題、入獄吃過近20年牢飯的問題,以及他在古典文學研究界有多大貢獻的問題,做了認真地思考披露,都是符合事實的。但文懷沙父子竟聯手出來回應李輝,只敢對年齡問題提出質疑。文斯說:“家父究竟何時出生,作為兒子,我當然知道。”這話說得太可笑,如果他是文懷沙的父親,說“當然知道”是可信的。但他是1949年才出生,連母愛都沒享滿一個月的人,怎么能知道父親的出生時日呢?還不是聽父親自己說的?
還是從文懷沙自己認定的上述簡歷來說吧。
(一) 生年問題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必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文斯生母青林的摯友。1956年我們在文學所時相識,1958年8月至1959年10月初,我們因去河北豐潤縣劉各莊和昌黎縣菜香公社后兩山大隊勞動,且同住一個炕上。其間有三個多月還受陳翔鶴、夏森同志委派到各村去采訪抗日期間的革命回憶錄,雖采訪路線不同,但能經常碰頭交換工作經驗。回京后于工作之余也常來往,因同住在東四頭條一個院子當中,常相約一同去看話劇或電影,或去拜訪共同的朋友聊天。特別是在她退休以后,幾乎三天兩頭到王府井大街中華書局我所在的辦公室來看我。她是很誠實的朋友,幾十年的交往,她幾乎把自己經歷的一切幸與不幸和盤對我傾訴過。我很同情她,也很欣賞她,更為她的才華未能如愿充分展現而深感遺憾。
她的一生最大的不幸是遇到文懷沙,最大的幸運是嫁給卞之琳先生,并有了貼心的女兒妮妮。
青林曾對我說,她于上海同濟大學化學系畢業時,與同學顧某結了婚,并生一子名樂生。那時。她很想寫作,曾到上海戲劇學院聽過課。在那里遇到文懷沙,他說他就是老師,可以教她寫作。這正是1947年至1948年的時候。青林的丈夫顧先生想研究橡膠事業,便帶他和樂生去了臺灣。但不知文懷沙施展了什么詭計,竟教青林抱著樂生返回內地,去了顧的老家,把樂生交給公婆,只身跟文懷沙到了北京,住在一起了。我從未聽她說過,他們“因參加反饑餓、反內戰運動而遭到國民黨當局通緝” (文斯語)的事。
他們到了北京后,文懷沙先去尋找母親的一些熟人,通過他們的幫助,很快找到工作,文去了文學出版社當編輯,青林去了《工人日報》,還是與工人有關的出版社當編輯,我現在記不清了。
聶紺弩曾寫過一首贈送文懷沙母親淦智老人的詩:“百歲只差三歲了,不曾富貴卻壽考。我將爭取活八旬,為母期頤來拜倒。從來時勢造英雄,咸酸休與世人同。人間正道滄桑里,多少樓臺煙雨中。” (見《拾遺草》)這位老人早期追隨舊民主主義革命,后期同情共產黨,憧憬社會主義。在白色恐怖下,曾掩護過地下黨人,受到人們尊敬。夏衍、聶紺弩老都稱她為“媽媽。”文懷沙有這樣一位好母親,其所作所為卻辜負了她。由于自己作孽,還得煩勞這位老人家從南方奔來,為他撫養不滿月即失去母親的孩子。
青林對我說,她與文懷沙在一起的時間總共不到兩年。她是在1949年生下一個男孩兒(就是文斯)的月子里,與文懷沙分手的。因為在月子里,她發現他和他們共同相識的人發生關系,青林非常氣憤,對他說:“你比我年長那么多,是師輩了,還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下流事!” 文懷沙跪在床前請她原諒,說:“我說比你大那么多是假的,實是只比你大一歲,實在忍不住才犯錯。”青林說:“原來你從一開始就是騙我的,為什么說比我大11歲,可做我老師,為什么?”文說:“還不是為了多編造點歷史嘛!”青林沒有原諒他,丟下孩子就走了。她對我說:“每想到這些事,我都悔恨極了。”
青林曾對我說,比我年長一輪,那就是1922年生人。那么文懷沙的生年應是1921年,正與李輝做的調查完全一致:李輝查過文學出版社的花名冊,他的生年是“1922年”,查過中國國家話劇院(乃青年藝術劇院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并)的檔案記錄是:1921年1月15日,還查過他1962年春節前被捕,1963年判刑入獄勞改的登記是43歲,上推出生時間也是1921年。文懷沙一生中有編制的單位只有三個:出版社、劇院、監獄。出獄后在劇院辦了離休。他也從來沒有在北師大、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術學院做過什么教授。解放前的經歷他從未交代過。
(二) 入獄問題
青林對我說過,文懷沙挺聰明,不知什么時候向誰請教,自學過中醫。1960年前后的一段時間,他為楊季康(絳)先生醫治宮頸癌,吃他開的湯藥,竟排掉了癌細胞,好了。所以他在勞改近20年中,楊先生每月給文懷沙的母親付生活費,直到他出獄為止,他們之間的交情也斷絕了。
也就是在那段時間里,不知他通過什么關系,竟到高級黨校附近西苑的一家中醫醫院,偶爾去出診,據說就是在那里,他給一些高干妻女診病時,先客氣的請人家喝一杯白開水,誰知他在杯中先放了春藥,因此他做了糟蹋人的犯法的事而被捕。
我記得當年《文學評論》在一次小型會上,編輯部主任張白山同志說過這事,說文懷沙不僅有多次奸污罪行,還經常在東四路口西南角的一家飯店(爆肚滿?)吃飯,對相識、不相識的人大聲吹牛皮說某事是總理交辦的,又是某事是總理交辦的。好像他為此忙得不得了。
胡風夫人梅志在《胡風沉冤錄·引子》也有這樣的記載:1962年春節前夕,在北京隆福寺碰到文懷沙,文對她說:“我現在雙橋農場”,“不是政治問題,說我是庸醫傷人和無照行醫”,“在那兒他們仍舊讓我給勞改犯看病。”他自己的這個說法太避重就輕、輕描淡寫、改換性質了。
他先在雙橋農場勞改,經過內查外調,對他正式判刑后,才送到山西的監獄。在那里他一面勞改,一面做獄醫,遇到過同時坐監的胡風、聶紺弩,對他們也是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只是無照行醫,還引得聶老為他抱不平。
(三)學術上有何貢獻的問題
上世紀伊始,我國的出版界就有在業務上培養編輯的做法。領導可以給任務,個人可以報選題,做一種書,是實實在在的對編輯業務做訓練。比如商務印書館初創時,一位叫徐珂(字仲可)的編輯,從清時的一些野史筆記和民國初期新聞報刊中的事實,分門別類記錄下來,編成一部十三巨冊的大書《清稗類鈔》。建國后,像商務、中華、文學出版社等,延續了這個好傳統,對每個編輯從業者,有的先從校對書刊練習做起,有的可報一個選題,或是從收集資料做起,或是從標點、校刊練習做起,又或是進而學做注釋,都是培養人才的一種方法。文懷沙當年搞的《屈原集注》《屈原九歌·九章·離騷·招魂今譯》兩本小書,就屬于培養編輯的這種性質。書出版以后,他以出版社編輯的身分,遍訪有名的專家學者,借了解他們學術研究的進展情況,順便把自己的這兩本小書送出。我聽錢鐘書先生說過,他就是這樣得到贈書,結識了文懷沙的。阿英也是這樣得到贈書、結識他的(見《阿英日記手稿》)。
但根據他在出版社工作幾年的表現,領導上(包括聶紺弩)覺得他太活躍,不適宜于坐冷板凳的古典文學編輯工作,才于1953年前后調他到青年藝術劇院去做劇本編輯了。在這期間,記不清是在50年代末,還是60年代初,文學界曾在政協禮堂召開過紀念屈原的大會,會上由文懷沙在幕后朗誦了屈原的《天問》,聲音洪亮。
在他入獄前,他只出版過上述兩本小書,做過幕后朗誦的這一件事,好像夠不上他自封的“楚辭學家”的稱謂,充其量起到了推廣普及的作用。
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者,也算不上傳統意義上的文人,充其量只能說是一個有些文化素養的活動家而已。
兩年前有朋友給我電話說:“文懷沙在網上又火起來了,竟有人為他多次奸污婦女坐牢的事鳴不平,嚷著必須給他平反。你知道那么多關于他的事,為什么不發聲?就算為青林,也該澄清事實啊!20世紀的事應由20世紀的知情者來了斷,總不能推給后來人吧!”我想這話也有道理。
文懷沙的活動能力確實很強,不能不服。周振甫先生做了一輩子編輯,老實巴交,除了上班工作就是在家寫書,著作等身,從不與外界打交道。文懷沙于80年代初出獄后,竟然找到周家去先做自我介紹,便請求周先生幫忙把一包名貴中藥帶給錢鐘書先生。他放下就走,周先生立馬給我電話說此事。我說錢先生早已與他絕交,千萬別管此事,照他留的電話通知他取走,要堅決。
還有2004年,身在天津的葉嘉瑩先生適逢80歲誕辰,他也以80多歲高齡從北京跑去為她祝壽,不知他是什么時候認識葉先生的。上世紀80年代初,在成都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與葉先生相識。晚上她住在賓館,午間休息她在杜甫草堂我住的房間里,幾天下來,我們一直沒有休息過,聊天不止。她非常坦誠真率地對我說,去國30多年回來,竟然熟人沒有幾個了。她說在北京除了王學泰與我兩個新朋友以外,就是老同學郭豫衡和在臺灣相識的黃肅秋,所以希望我與她保持聯系,否則她會很寂寞的。最初的幾年,每當她住在她家的老宅西城察院胡同時,我常抽空去看她,還有她的弟弟和弟媳。她常與我談起她結識的新朋友,問我認不認識,卻從來沒有說起過文懷沙。后來她定居在南開,我們只偶爾通一次電話,很少聯系了。
文懷沙喜歡巴結名人是出了名的,他與卞之琳相識是48年到北京以后的事,從未同時追求過青林。青林離開文后,卞先生知道了她受欺侮,才開始單獨來往的。所以文斯不能為了抬高父親而貶損傷卞先生。
總結上文,關于文懷沙的年齡問題,我相信他自己跪在青林床前說的大實話。這年齡最早是他自己更正的,青林離開他以后,他又反悔了。顛三倒四地改來改去的,首先是他自己。為什么要在這里重復說一下這個問題呢?是因為曾有吹捧過文懷沙的人撰文說:“篡改文懷沙先生的年齡,就是篡改中國數十年來的文學史。即使文懷沙先生本人不計較,讀者也是決不允許的!”
我不是研究20世紀文學史的,我不懂這話的分量有多重,只能期盼文學史研究專家們關注了。(本文根據作者手稿原文照錄,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話說文懷沙其人一一讀《聶紺弩舊體詩全編》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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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冀勤,原名冀旭天,筆名季晴、季靜,女,山東青州人。九三學社成員,1956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歷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文學研究》、《文學評論》期刊古典文學編輯,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編輯,副編審。1950年開始發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其古籍整理作品《事類賦注》獲第三屆古籍整理三等獎。
這是六根推送的第3879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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