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黃維研發永動機失敗舊病復發，周總理：透露特赦消息給他

1975年年初，新中國第七次特赦戰犯，也是最后一次特赦戰犯的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當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還有一批戰犯，放下武器已關押二十多年了，還關著干什么。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公安部立即統籌北京、撫順、濟南、西安的戰犯管理部門，開始了對在押戰犯的詳細調查工作。

由于是最后一次特赦戰犯，并且是將全部在押的戰犯特赦，所以周總理非常重視這項工作。在看過公安部報來的工作簡報之后，周總理當即批示：將所有在押戰犯的姓名、年齡、籍貫、原職務、被俘時間、改造表現，以及身體健康狀況等情況全部登記造冊，以便提交四屆人大開會研究討論。

同時，周總理還責成中央統戰部、中央調查部等多個部門，積極配合公安部工作，確保工作不出疏漏。不久之后，周總理就看到了公安部送來的全部戰犯名錄，他又指示公安部盡快將這些戰犯按照他們被俘之前的職務和級別，進行分門別類，并報送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審批。當時，由于特赦工作正在謀劃推進階段，所以那些戰犯們并不知道自己即將迎來新生。

有一天，周總理接到了一份由公安部轉呈的文件，他打開一看，原來這份文件是從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發來的。文件上詳細匯報了一個名叫黃維的戰犯目前的情況——由于永動機實驗失敗，黃維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結果導致缺血性心臟病復發，病情沉重且性命堪憂。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研究決定，擬將黃維送到位于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高干病房，由專職醫生和護士進行監護治療。

看完這份文件，周總理當即批示同意，并指示撫順戰犯管理所以及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要盡全力挽救黃維的生命。此后，周總理思考了片刻，緊接著又批示道：“將特赦的消息提前透露給黃維，但是要嚴守工作機密，只能讓黃維一個人知道，這樣估計能有利于他配合治療，加快他心臟病的治愈進程。”

黃維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周總理為何如此關照黃維，甚至讓人將特赦的消息提前透露給黃維呢？周總理與黃維乃至黃維的家人有著什么樣的情誼呢？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黃維，1904年出生于江西貴溪一戶農民家庭，他早年曾擔任鄉村小學教員，后來棄筆從戎考上了黃埔軍校第一期。從黃埔軍校畢業之后，黃維便開始了長達24年的軍事生涯，他先后經歷過北伐戰爭、中原軍閥混戰、全面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是國民黨大佬陳誠“土木系”將領之一。

在戰場上淪為俘虜之前，黃維的職務是國民黨第十二兵團司令官。1948年11月，震撼世人的淮海戰役拉開大幕。為加強徐州的防御力量，蔣介石急調原本隸屬于國民黨華中剿總的黃維第十二兵團，長途跋涉奔赴淮海戰場作戰。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黃維指揮國民黨第十二兵團還未趕到徐州，便被中原野戰軍重重包圍在了雙堆集地區。

此后，中原野戰軍在華東野戰軍一部的支撐和配合下，對陷入重圍的黃維第十二兵團發起猛攻。到了1948年12月15日，黃維第十二兵團10萬人灰飛煙滅，黃維本人也在偽裝逃跑的過程中，淪為了中原野戰軍的俘虜。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黃維緊接著開始了長達27年的改造生涯。

黃維的改造生涯可謂坎坷而漫長，這與他冥頑不靈、頑固不化的性格有直接關系。最初，黃維與杜聿明、宋濂等一大批高級俘虜一起，都被關押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不過，與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不同的是，黃維對改造始終持有抵觸情緒。那時候，黃維他堅持認為自己不過是打了敗仗，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錯誤，根本不需要改造也不會接受改造。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黃維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中，常常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不僅不嚴格服從管理、不認真參加學習，甚至對那些表現積極的昔日同僚們冷嘲熱諷。因此，黃維很快成為了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中的刺頭和另類。后來，黃維干脆自娛自樂了起來，開始全身心地研究永動機這個違反物理定理的東西。

而且黃維對于永動機的研究，幾乎到了癡狂、瘋魔的地步。黃維被俘虜之后，很快被送到位于河北石家莊附近的井陘農村進行集訓。當時，黃維看到當地農民搖轆轤打井水，看著看著，腦海中便產生了一個“妙思奇想”——重力無處不在，把重力變成動力，就可以讓一部機器永遠自動運轉。

不久之后，黃維被轉押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黃維便正式開始了永動機的研發工作。最開始，黃維向管理所提出要求，為他提供研究永動機條件。可想而知，黃維的這個要求一經提出，就遭到管理所的拒絕。因為大家都知道，永動機是違反物理定理的，是不能實現的。就連和黃維關押在一起的他的那些昔日同僚們，也堅決反對黃維研究永動機，并批評說這是黃維抵觸改造的一種方式。

然而，固執己見的黃維并沒有放棄，他以眾人皆醉我獨醒的高傲和自負，堅持認為自己肯定能夠研發出永動機。有一次，和平將軍張治中來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看望被關押的戰犯們，目的是鼓勵戰犯們改過自新，爭取早日獲得新生。可是，黃維卻趁機把自己研究永動機的想法告訴了張治中，并請求張治中把自己寫的申請研究永動機的報告，轉呈給有關部門。

張治中接過黃維的申請報告，他欲言又止，嘆了一口氣便離開了。不久之后，黃維在戰犯管理所就接到了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的親筆信，信中說：“永動機早已經被科學證明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這項工作沒有意義。”或許，這放在平常人身上，就沮喪地放棄了。然而，思想頑固的黃維并沒有死心，他繼續軟磨硬泡，堅持要求研究永動機。

后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發現，自從黃維癡迷上研究永動機之后，事事都很聽話，不僅不亂說怪話了，而且還開始寫思想材料了。于是，戰犯管理所雖然明知道永動機是個偽命題，但是還是請示公安部能不能允許黃維研究永動機。這件事很快被轉告了周總理，當時周總理不僅指示戰犯管理所為黃維提供實驗室，而且還指名道姓讓指揮過裝甲部隊，對機械很有研究的杜聿明等人幫助黃維。

周總理為何允許黃維研究永動機，為何如此關心甚至是縱容黃維呢？有人說，黃維、杜聿明等人都是從黃埔軍校畢業的學生，而周總理曾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可以說是他們的老師。老師關心、關懷學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其實，并不完全是這樣的。周總理在戰爭年代曾長期從事統戰工作，并且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中國成立之后，周總理一直堅持用和平手段解決臺灣問題，最終實現兩岸和平統一。要實現這個宏偉目標，就必須科學分析、靈活處理敵我矛盾，繼續推進新時期的統戰工作。換句話說，就是讓敵人的力量越來越小，讓我們的力量越來越大。在押的戰犯們，雖然曾經是敵人，但是只要改造好、教育好，那么就會變成擁有一致目標——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朋友。

基于此，周總理曾先后多次就改造戰犯工作作出指示。比如說，周總理曾指示：“（對待戰犯們）要做到一個不跑，將來也可以考慮一個不殺。”甚至連戰犯們的生活待遇細節，周總理也曾指示：“要讓他們吃上細糧，每日三餐，區別將官、校官（佐官）、尉官，分小、中、大三個灶別。”

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各地的戰犯管理所始終堅持“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實行彰顯人道主義的“三個保障”：第一個保障是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不打不罵；第二個保障是保障生活條件，物資供給相當于中等市民生活水平；第三個保障是保障身體健康，救死扶傷，治病救人。

單從保障身體健康來說，黃維在被俘虜之前，就患有重度肺結核、結核性腹膜炎、頸部淋巴結核等多種疾病。來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之后，黃維有一次還因為腹膜炎急劇惡化，出現了浮腫腹水的并發癥。當時，黃維的病情非常危急，需要馬上注射鏈霉素、強心劑、葡萄糖并進行專業手術。這該怎么辦？

黃維的病情很快傳到了周總理的耳朵里，周總理立即批示，使用國家僅有的一些外匯，不惜高價購買進口特效藥來為黃維治療疾病。并且，周總理還指示北京各個大型醫院抽調專家組成醫療隊，對黃維進行專門救治，以挽救黃維的生命。最終，經過醫療專家組的不懈努力，黃維的病情很快被穩定了下來，保住了一條命。

對于這件事，黃維后來曾回憶說：“當時給我治病，那是費了相當大的力氣的。那時治療結核病的藥物，如鏈霉素和青霉素，我們國內自己不能生產，都得靠蘇聯進口，可是蘇聯的鏈霉素藥物性能不好，而英、美兩國的鏈霉素質量雖然過關，卻對中國大陸封鎖。于是我治病需要的藥物都是通過公安部的衛生機構，專門派人到香港、澳門買回來的。”

事實上，除了黃維之外，杜聿明、康澤、文強以及杜建時、范漢杰、徐遠舉這些人，都先后患有嚴重的結核病或其他嚴重的疾病，他們和黃維一樣，都得到了及時有效地治療。俗話說，就算是一塊石頭，也有被捂熱的時候，何況是人心呢？在周總理的關懷下，在戰犯管理所工作人員耐心教導下，黃維的思想慢慢有了轉變，雖然有時候還是容易鉆牛角尖，但是比以前那是好太多了。

1968年4月，黃維被轉押到了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在這里，黃維度過了7個春秋，直至其于1975年3月獲得特赦釋放。撫順戰犯管理所，位于今遼寧撫順市順城區寧遠街高爾山下，其大門右側是周總理親筆題寫的“撫順戰犯管理所”七個大字，左側則寫著“撫順戰犯監獄”。自從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之后，黃維仍念念不忘他屢試屢敗的永動機，要求繼續研究。

后來，撫順戰犯管理所經過認真研究，決定將“研究永動機”作為幫助黃維徹底轉變思想的突破口。為此，撫順戰犯管理所不僅抽調多名技術人員，申請專項經費，為黃維專門組建了一個科研小組，而且還不斷鼓勵黃維：“如果成功了，對人類將是莫大的貢獻。不要有顧慮，要繼續研究，希望成功。”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這些舉措，令黃維感激涕零，開始積極配合改造了。然而，黃維的永動機試驗屢戰屢敗，這是毫無懸念的。時任撫順戰犯管理所所長的金源，只好一面不停地安慰黃維，一面勸阻那些譏諷黃維的人，讓他們不要亂說話。這種思想和行動上的感化，讓黃維徹底認識到人民政府對他的耐心、理解和尊重，他從而積極進行思想改造和反省。

1975年初，新中國第七次特赦工作正在推進。恰逢此時，黃維的永動機試驗又一次失敗了，這對黃維的打擊非常大。研究永動機20多年了，黃維的堅持和努力沒有換來任何回報，并且還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經過這一次研究失敗，已經71歲的黃維被擊垮了，其缺血性心臟病再度復發，而且病情非常危急，嚴重威脅到了黃維的生命。鬧不好，病體沉重黃維就等不到特赦之日了。

怎么辦？當時，為了挽救黃維的生命，撫順戰犯管理所立即請示公安部，準備將黃維送到位于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高干病房進行治療。很快，公安部就將這份請示報告，轉呈到了周總理的手中。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我們在前面說的那一幕——周總理不僅批示同意，而且還特意指示：“將特赦的消息提前透露給黃維，但是要嚴守工作機密，只能讓黃維一個人知道，這樣估計能有利于他配合治療，加快他心臟病的治愈進程。”

可想而知，當黃維得知即將特赦的消息之后，他會是什么反應。自從1948年12月在戰場上被俘虜之后，黃維在戰犯管理所之中已經整整度過27個年頭，他從40多歲的中年人，已經變成了白發蒼蒼的古稀老人。當時的黃維根本想不到，他會有重獲新生的一天，一想到自己就要迎來新生了，黃維頓覺神清氣爽，把研究永動機失敗的事情拋到了腦后。

這就是周總理的高明之處，因為對于舊病復發性命堪憂的黃維來說，再也沒有比特赦更好的消息了，這猶如給黃維打了一針強心劑。后來，在醫院的精心救治下，黃維的病情得到了好轉，平平安安地離開了醫院，回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等候那早已經期盼良久，如今觸手可及的特赦之日。

1975年3月19日，清晨6點30分，黃維等百十名大多兩鬢斑白的戰犯，在管教干部的帶領下來到禮堂，集中收聽中央的重要廣播。其實在前一天晚上，戰犯們已經全都知道了特赦的消息，黃維得意洋洋地對其他人說：“你們現在才知道，我可是早就知道嘍！”這里要多說的是，戰犯們雖然知道特赦的消息，但是并不知道這次是全部特赦，因此他們的心情還是比較焦慮的，每個人都在猜想特赦名單里會不會有自己。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特赦全部在押的戰爭罪犯”。當廣播里傳出這句話的時候，撫順戰犯管理所大禮堂里頓時爆發出了轟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根據當年的管教干部劉家常回憶：“（包括黃維在內的那些戰犯們）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手舞足蹈、有的仰面無語、有的則淚流滿面。”

1975年3月23日，已經乘坐火車來到北京的黃維，以及其他將近300名特赦人員，齊聚在北京飯店。在這里，黃維見到了妻子蔡若曙，見到了女兒黃敏南。在招待宴席上，作為這次特赦人員的第一名，黃維代表全體特赦人員，宣讀了一封寫給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感謝信。在宣讀感謝信的過程中，黃維的聲音顫抖、內心激動，好幾次掩面而涕。

此后一段時間，黃維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先后到陜西、河南等地參觀游覽，感受新中國建設的日新月異。在此期間，黃維還聽說了一件事——當年他的女兒黃敏南高考成績非常優異，但是由于黃維身份的原因，復旦大學不敢錄取黃敏南，最后還是周總理親自出面幫助協調，黃敏南才成為了復旦大學學生。

黃維感動極了，聯想到周總理此前對自己和家人的種種關心和關懷，他不由得老淚縱橫。1975年9月30日，在參觀游覽結束之后，周總理邀請黃維等特赦人員到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當時，周總理的身體并不好，但是他仍舊堅持親自出席宴會，和這批特赦人員見見面。每當回憶起這一幕，黃維總會說：“周總理堪稱天地正氣，古今完人。那是我感動一生而又至死難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黃維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專員。這里要說的是，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專員這一職務，以前是沒有的，是周總理的一項創造性發明，目的就是能夠為特赦人員安排好工作，給他們發揮余熱的舞臺。有很多特赦人員都擔任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專員，比如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甚至包括末代皇帝溥儀，他們將自己切身經歷的歷史事件整理成冊，為這一方面的史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歲。噩耗傳來之后，黃維悲痛萬分，他懷著沉重的心情參加了一系列追悼活動，以表達內心對周總理的感恩、崇敬之情。或許，與周總理生前的一幕幕往事，不斷在黃維的腦海中浮現——自己和家人們如今的幸福生活，離不開周總理的關懷和幫助，這種恩情深如大海！

1983年，黃維出席了第六屆全國政協會議，被選為常務委員。在獲得特赦之后，如周總理所愿，黃維長期致力于祖國統一大業，為推進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作出了很多貢獻。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之時，黃維專門撰寫回憶文章，并給身在臺灣的昔日同僚們寫信：“祈求祖國統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統一早日實現，我當親赴臺灣和你們把酒言歡。”

1989年3月20日，黃維因心臟病突發在北京去世，享年8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