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和談失敗后，張治中不顧勸阻要回南京復命，周總理處理很高明

1949年4月1日下午兩點，一架從南京起飛的飛機，緩緩降落在了北平南苑機場。當飛機停穩之后，一位身穿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制服的人率先走了下來，緊接著在他的后面陸陸續續走下來了二十多個人，他們有的穿著國民黨軍官制服，有的則穿著中山裝制服，臉上的神情都顯得十分嚴峻。

此時，早已等候在南苑機場上的北平市副市長徐冰、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統戰工作部秘書長齊燕銘等人笑著迎了上去，歡迎飛機上一行人的到來。原來，飛機上的一行人是國民黨方面從南京派來的和平談判代表團，而那個身穿國民黨上將制服的人，就是國民黨和平談判代表團的團長——張治中。

張治中，字文白，是今安徽巢湖人，出生于1890年。在眾多國民黨將領之中，張治中的資歷非常高，他早年參加過辛亥革命、護法運動、北伐戰爭、中原軍閥大戰以及全面抗日戰爭。在全面抗戰勝利之后，張治中被授予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并歷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西北軍政長官公署長官的要職。

作為國民黨方面和平談判代表團團長，張治中從走下飛機的那一刻起，他的心中就非常不快——因為在張治中看來，他們受到了明顯刻意為之的冷遇。張治中認為，按照雙方此前談判的慣例，應當到機場迎接他們的人，是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的我方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老朋友”周恩來為什么不到機場迎接呢？這讓張治中著實想不明白。

周恩來和比他大8歲的張治中是老相識了，他們雖然立場有過不同，但是卻在長達四十余年的交往中結下了深厚的友情。早在1924年，周恩來就結識了張治中，那時候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而張治中則在黃埔軍校先后擔任總隊長、教育長。

在黃埔軍校共事期間，周恩來和張治中一見如故，兩人彼此之間惺惺相惜，經常在一起探討革命的前景。當時，正處于國共合作時期，張治中一度還向周恩來提出要加入黨組織。聽了張治中的請求，周恩來非常高興，他一邊向張治中介紹加入黨組織的程序，一邊告訴張治中：“文白兄（張治中），你先不要著急，我需要在請示組織之后，才能給你一個答復！”

張治中嚴肅地望著周恩來，說道：“（周）恩來，我理解，我可以等！”過了一段時間，周恩來秘密找到張治中，并不無遺憾地說道：“文白兄，我非常歡迎你加入我們，不過考慮到你身份和職務都比較特殊，加入我們恐有不便。我們此前曾有過約定，不吸收國民黨高級干部加入，我看不如等到合適的機會再說吧！我向你保證，我們一定會暗中支持你的！”

雖然張治中沒能如愿加入黨組織，但是這并不妨礙他和周恩來的友情，反而使他們的關系更加密切了起來。1925年8月8日，張治中出面在廣州太平館西餐廳擺了兩桌酒席，為周恩來和鄧穎超操辦婚禮。當時前來祝賀的賓客有何應欽、錢大鈞、鄧演達、惲代英、陳賡等人，曾在法國與周恩來一起留學的李富春、蔡暢夫婦那天剛好來到廣州，他們也趕來賀喜。

婚宴的場面非常熱鬧，當大家聽說鄧穎超在五四運動期間當過演講隊隊長，于是便起哄著要求“新娘子”站在小板凳上演講一下與周恩來的戀愛經過。此時，周恩來擔心鄧穎超應付不來這種場面，有意替鄧穎超向大家“告饒”。可是，讓人沒有想到的是，鄧穎超大大方方站在了小板凳上開始了演講。鄧穎超將與周恩來的戀愛經過講得繪聲繪色，不時引起大家的熱烈掌聲。

這段小插曲過后，張治中當著大家的面連聲夸贊道：“周夫人（鄧穎超）果然名不虛傳，和周主任（周恩來）一樣，都是極為出色的演說家。”說著，張治中便和大家發出了爽朗的笑聲。此時，鄧穎超開始抗議了，她對著張治中說道：“文白兄，什么周夫人啊！我可是有名字的——鄧穎超。”

在熱鬧的婚宴上，張治中和大家輪流著一杯杯地向新郎和新娘敬酒。當時，鄧穎超不會喝酒，周恩來便體貼地把敬給新娘的酒，一杯一杯全都喝下去。鄧穎超站在周恩來的身邊，心疼地看著丈夫，卻又擋不住張治中等人輪番敬酒。俗話說，人逢喜事千杯少，這一天，周恩來喝醉了……

直到三十多年之后，張治中的小兒子張一純到鄧穎超家中作客，鄧穎超還回想起當年婚宴的往事。鄧穎超對著張一純說道：“1925年，你父親參加了我和你周叔叔的婚宴，別看你父親比你周叔叔大8歲，可是當時數你父親最鬧騰了，他在鬧喜酒的時候帶著大伙硬是把你周叔叔灌醉了！”

張治中和周恩來的親密關系，很快引起了蔣介石的懷疑。當時，蔣介石還曾秘密詢問自己的親信王懋功：“張文白（張治中）與周恩來等人走的很近，他是不是加入了共產黨？”王懋功和張治中的交情不淺，他替張治中說了不少好話——謠言不可信，文白（張治中）對校長（蔣介石）是忠誠的！這樣一來，蔣介石才沒有找張治中的麻煩！

在土地革命時期，為了避免和許多老朋友在戰場上相見，張治中主動選擇了退居二線，到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擔任訓練部主任以及教育長。直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在民族危亡之際，張治中這才又主動請纓，到抗日戰場上領兵殺敵。在全面抗戰時期，張治中與周恩來時有書信往來，他積極支持共同抗日，特別是在“皖南事變”發生之后，張治中還曾上書蔣介石——主張繼續合作、共御外辱！

1945年5月，張治中還受周恩來的委托，到新疆成功地解救了被盛世才監禁多年的100多名同志，并安排他們安全地回到延安。不過，在全面抗日戰爭勝利之后，戰爭的陰霾并沒有散去，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陰謀發動內戰。這里要多說的是，后來在解放戰爭時期，張治中是唯一一位沒有和人民軍隊打過仗的國民黨將領，因次他被人們稱為“和平將軍”。

顯而易見，與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想法一樣，張治中不愿意打內戰，更不愿意和自己當年的“老朋友”在戰場上見面，甚至張治中還多次向蔣介石提出聯合的建議。有一次，張治中的建議讓蔣介石勃然大怒，他旁敲側擊地對著張治中說道：“文白（張治中），我和你說話，完全是像和共產黨代表說話一樣！”

對于“態度異樣”張治中，蔣介石并沒有采取什么行動，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認為可以利用張治中，讓張治中充當話筒，畢竟張治中與周恩來的交情匪淺。蔣介石的想法是，讓張治中出現在談判桌上，何樂而不為呢？在這樣的情況下，張治中作為國民黨方面的首席代表，多次與周恩來在談判桌上“對峙”。

張治中和周恩來最有名的兩次談判是1945年的重慶談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談。在1945年重慶談判之時，周恩來提前來到重慶商談并安排相關事宜。在見到周恩來之后，張治中非常高興，這不僅是因為他與“老朋友”周恩來的重逢，更是因為他看到了重慶談判的前景——和平。然而，當時的張治中并不知道，所謂的談判只不過是蔣介石打內戰的幌子罷了。

周恩來到達重慶之后，張治中為了迎接款待“老朋友”，一方面讓出了自己住所供周恩來居住，另一方面還特意安排警衛以確保周恩來的安全。根據張治中兒子張一純的記述，在商談處理毛主席在重慶的安保工作之時，張治中對著周恩來說道：“為了保護毛先生（毛主席）的安全，我準備派一個手槍排來擔任警衛。你放心，他們大部分是我老家的人，靠得住……”

周恩來聽了之后非常感動，他對著張治中說道：“文白兄，謝謝你！不過我覺得這樣不好，如果發生任何事情的話，你都要承擔責任，或許還會成為替罪羊。我看不如就讓重慶警備司令部派人來警衛吧，你安排的人可以換成便衣當內部保衛！”張治中聽了之后連連點頭，緊接著笑著說：“（周）恩來，還是你考慮得周道！”

后來，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達成了著名的《雙十協定》。在《雙十協定》簽訂的第二天，張治中就陪同毛主席從重慶返回了延安。當天晚上，留在重慶的周恩來借用張治中的住所，擺酒席感謝擔負警衛任務的工作人員。根據張治中兒子張一純的回憶，那天晚上他也參加了酒席，席間周恩來拉著張一純的手問他的學習情況。

后來，周恩來還在張一純的作業本上寫下了一行字——“光明在望，前程萬里，新中國是屬于你們青年一代的！”寫完這行字，周恩來又留下了落款——“一純世兄、周恩來”。世兄，是對世交晚輩的稱呼。年幼的張一純看了之后，不解地問道：“周叔叔，您怎么寫‘一純世兄’啊！”這時候，周恩來拉著張一純的手，親熱地說道：“這表示我是你父親的弟弟啊！”

周恩來的這句話絕不是客套話，此時他和張治中交往二十余年，早已經把張治中看作真真正正的“文白兄”！在重慶談判期間，雖然周恩來和張治中在談判桌上每每針鋒相對，但是在私下里他們卻親如兄弟。不過，在重慶談判達成《雙十協定》之后，誰也沒有想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很快撕毀了《雙十協定》，一場決定前途和命運的內戰爆發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到了1949年年初。此時，隨著三個戰役的勝利結束，蔣介石獨裁政府已處于風雨飄搖之中。為了挽救其腐朽統治，蔣介石也以退為進，宣布下野并將李宗仁推到了臺前。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共雙方又在1949年4月以八項條件為基礎，又展開了一次和平談判。此時，擔任國民黨方面和平談判代表團團長的是張治中，而擔任我方和平談判首席代表的是周恩來。

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我們在文章開頭說的那一幕——1949年4月1日下午兩點，張治中率領國民黨方面和平談判代表團從南京飛抵北平南苑機場。走下飛機之后，張治中看了看前來迎接的我方人員，心中非常不快——因為張治中覺得無論于公于私，周恩來都應該親到到機場迎接。

就這樣，張治中心情沉重地帶著手下的和談代表，來到了下榻的飯店。在當天的晚宴上，張治中與周恩來見面了，此時他才明白周恩來之所以打破慣例，不到機場去迎接，是因為周恩來得知了一個影響和平談判的消息——張治中在來到北平之前，曾親到浙江溪口密見蔣介石。張治中的這一行為，讓周恩來覺得國民黨方面并沒有和談的誠意，于是就以降低迎接規格的方式，給國民黨方面一個“下馬威”！

晚宴結束之后，周恩來又和張治中親熱地拉起了家常，兩人愉快地交談著，時不時傳來爽朗的笑聲。和1945年重慶談判一樣，周恩來和張治中在談判桌上針鋒相對，在私下里和張治中以兄弟相稱。此時，張治中的心里五味雜陳，他打心眼里佩服周恩來的公私分明。不過，在明眼人看來，1949年北平和談必然和1945年重慶談判一樣，無法達成令雙方都滿意的結果——因為國民黨方面是根本不會接受八項和平條件的。

當時，蔣介石在浙江溪口拍案大罵：“文白（張治中）無能，‘喪權辱國’！”1949年4月20日，國民黨方面發表聲明，表示絕對不能接受八項和平條件。第二天，毛主席向人民軍隊發布進軍全國的命令，渡江戰役由此正式拉開了大幕。北平和平談判破裂了，張治中等人的去留問題，無可避免地擺在了面前。

當時，張治中由于從一而終的思想，決定回南京復命。當時，考慮到張治中的安全，我方很多人都勸說張治中不要回南京復命，就留在北平工作。然而，張治中卻說道：“我是國民黨方面派來和談的，既然和談破裂了，我就應當回去復命，這是我的使命和職責！”眼見于此，周恩來決定親自出面勸說張治中留下來。

當時，周恩來坦誠地對著張治中說道：“文白兄，你應該把心中那種愚蠢的‘忠君’思想拋棄了！說心里話，你為什么只為一個人著想，而不為革命和全國人民著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我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今天不能再對不起你這位姓張的朋友了！文白兄，于公于私，我都希望你能夠留下來！”

望著周恩來誠懇的眼神，張治中不由得感動了，他緊緊握住周恩來的雙手，回想起與周恩來交往的一幕幕往事，淚水瞬間涌了出來。當時，張治中并沒有直接表態，不過思想卻發生了很大變化。1949年4月24日，一架國民黨方面派來接和談代表團的專機，降落在了北平西郊機場。此時，讓張治中完全沒有想到的一幕出現了——他的夫人及子女從專機上走了下來，一家人在北平團聚，場面令人動容。

原來，這一切都是周恩來的精心安排，因為細心的周恩來早已為張治中解除了后顧之憂，秘密將張治中的家人從上海接到了北平。根據張治中兒子張一純的回憶，那時候他們全家都住在上海。4月24日凌晨兩點多鐘，一通電話打到了家里，是鄧士章先生打來的。鄧士章先生在電話中對著張一純的母親說道：“張先生（張治中）發來電報，讓你們全家人坐飛機去北平！”

鄧士章當時的職務是上海中央航空公司營業組主任，他是接到周恩來的指示，準備秘密將張治中的家人接到北平，與張治中團聚。鄧士章在電話中還說道：“你們盡快準備一下，早上6點會有人來接你們去機場！”根據張一純的回憶，他們一家人坐著汽車直接來到了機場，并沒有辦理任何手續，汽車就停靠在了一架飛機的前面。當他們一家人陸續登上飛機之后，飛機很快就啟動了。

當天下午，飛機降落在了北平西郊機場。當他們一家人走下飛機的時候，父親張治中驚訝不已。不過，父親張治中很快反應了過來，他的眼睛濕潤了，對著按照周恩來的指示陪著他一塊來的葉劍英，連聲說道：“謝謝，謝謝！”此時，葉劍英這才說道：“你們一家人團聚了，應該高興才對。這一切都是周恩來同志的安排，為了將你留下來，周恩來同志想盡了辦法！”

就這樣，張治中最終選擇留在了北平，從此開始嶄新的工作和生活。張治中決定留在北平的消息很快傳開了，當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大家不由得稱贊周恩來處理得真高明。新中國成立之后，張治中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職務，為促進民族團結、推動新中國建設事業，以及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作出了非常重要貢獻。

在此期間，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時常抽出時間，到張治中家里坐一坐，與老朋友敘舊暢談。每當回想起他們以前的一幕幕往事，周恩來和張治中都哈哈大笑了起來。晚年的張治中患有腿疾，而且時時發作，為了治好張治中的腿疾，周恩來每次出國都要精心挑選，并帶回來一些珍貴藥品送給張治中。

1969年4月6日，張治中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9歲。張治中去世之后，鑒于當時的形勢，有人提出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過，周恩來卻指示有關部門——一定要搞一個儀式。同時，周恩來還囑咐道：“我要親自參加，同時通知張治中在黨內外的其他老朋友，邀請他們一起參加”。

1969年4月9日，在張治中的遺體告別儀式上，周恩來懷著沉痛的心情深深鞠躬，向交往四十余年、親如兄弟的文白兄深情告別！此時此刻，周恩來的記憶或許停留在了1925年廣州的婚宴上，停留在了1945年重慶談判之時，停留在了1949年北平和談期間！讓我們向“和平將軍”張治中致敬！向周總理和張治中的深厚友誼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