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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騰
徐騰,博士畢業于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現任武漢大學城市設計學院副研究員。近期由光啟書局推出的新書《萬歷的紫禁城》,即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形成的著作。與多數博士論文形成的著作不同,《萬歷的紫禁城》對于普通歷史愛好者來說,亦是好讀且有趣,這或許與徐騰的另一身份有關。徐騰創辦有公眾號“不正經歷史研究所”及B站賬號“五道口張全蛋”,致力于跨媒介的知識生產和分享。在此書上市以前,徐騰就在B站賬號發布了自己與幾位不同行業背景的讀者的對談,暢聊寫書者與讀書者眼中的萬歷皇帝朱翊鈞。
本篇訪談從徐騰的專業出發,聚焦于空間,請這位“不正經歷史研究所所長”為我們正經地談談建筑史研究中的紫禁城與空間敘事中的晚明政治和萬歷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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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談到您的工作有兩部分——復原紫禁城的空間布局,以及當時的人怎么使用紫禁城,其中前者是建筑史研究領域的“行活”。那我們就先從“行活”說起吧。明代晚期紫禁城的空間布局是一筆糊涂賬,那么,您是怎么理清這筆“糊涂賬”進行空間復原的?
徐騰:我也不算理清了,因為明代的建筑遺址壓在下面,目前挖掘的范圍十分有限,并不能支撐我們完全復原明代的格局。沒有遺址資料,我們就只能從文獻的記載和圖像的描繪中,盡量抓取一些信息,比如文獻中到底記了多少座建筑的名字,繪畫里有沒有一些特別的建筑形象。最后再給前輩學者做過的復原研究勘個誤,把BUG修一修,一個理論上的晚明紫禁城空間格局就復原出來了。
具體地來說,比如社科院在1988年發布過一張天啟七年的紫禁城復原圖,天啟七年剛完成了紫禁城三大殿的修復,所以作為一個時間節點是比較恰當的。不過這張圖中的奉先殿外面有個院子,也就是跟我們現在故宮的情況是一樣的,這個院子目前學術界比較認可的年代是清代康熙年間加建出來的,所以它不應該出現在明代的格局里。還有一些不起眼的倉儲建筑和小門的位置,通過多種文獻之間的互證,也可以挑出其中的毛病。不過我給出的那張圖也只是一種推測,不能說晚明的紫禁城百分百就是那樣,所以我說它只是在理論上可能更接近當時的真實狀況。
我對“皇帝失聯”一章印象尤其深刻。這里您提到了幾個空間——朝房、乾清宮、文華門、思善門、長安門,其中“朝房在過往的歷史研究中很少被專門提及,它不是一個重要的建筑類型,并且它的位置本身也很隱蔽”,我看了書中所列的“《萬歷起居注》涉及朝房議事文獻統計表”,其中未見明確的方位信息,那么,這個空間具體是如何確認的?
徐騰: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1988年做過一張《明北京復原圖》,那里面有朝房的位置。還有個小故事,也可以透露出朝房的位置。那是在萬歷三十年的二月,朱翊鈞覺得自己要死了,就把首輔沈一貫喊進來托孤,交代了一番后事。沈一貫回到內閣草擬了遺囑,之后他和各衙門的負責人都沒有回家,而是睡在朝房。二更時分,長安門的守門官送出來一道圣旨,這就是皇帝正式的遺囑了。從這個細節可以推斷出,朝房在長安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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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五府”、“六部”、朝房位置
《明北京復原圖》是怎么形成的,老師可否介紹一下?
徐騰:明代晚期留下了很多筆記,比如《帝京景物略》就詳細記載了明代北京城的風景名勝、風俗民情,對當時北京的園林文化、民俗、外國宗教傳播等都有具體描述。類似的書還有《宛署雜記》,由順天府宛平縣知縣沈榜纂修,成書于明萬歷二十一年。后來滿清取代大明之后,人們懷念故國,寫了很多前朝故事。像孫承澤寫的《春明夢余錄》,里面記載了北京的歷史掌故、典章制度和名勝古跡。這些書里面有大量的空間信息,可以建立一個基本的明代北京城資料庫。再后來在乾隆年間還有一本《日下舊聞考》,這本書額外記錄了北京從明代到清代的變化,這就有了時間線索,再結合北京當時大量遺存的舊城風貌,大概能往回推導出一個大致的復原圖出來。但是這張圖也是一個理論上的圖,因為城市是個巨復雜系統,并且明代前后兩百多年,城市總是在變化當中,要畫一張具體哪個時刻的北京城圖也很困難。所以最后這張圖是一個“概念”上的北京,相當于是用不同時間段拼接出來的集錦。不能簡單認為明代北京城的真實面貌就是這個樣子。
前述五個空間(朝房、乾清宮、文華門、思善門、長安門)中,內閣和官員為了更接近皇帝,溝通信息,所做出的更出格的行為是發生在思善門和長安門,甚至是突破長安門來到內閣大堂門前。講到這里,您用的表述是“長安門關防”,在紫禁城內,有相對明確的“關防”范圍嗎?
徐騰:紫禁城有好幾個層次的邊界,長安門是明代皇城的門,這里是宮禁和市井的分界,所以這些上訪的低級別官員和百姓可以在這里碰到內閣的輔臣。長安門進去之后就是承天門,也就是現在的天安門。承天門-端門-午門這是宮城的三道門,按道理講,進出每一道門都需要登記。午門里面的宮城分為外朝和內廷,外朝用于辦公,文武官員都可以進入,內廷是皇帝家族的生活場所,只有內閣的人可以憑借“門禁卡”進出,并且也只能在節假日時進去磕頭祝賀皇帝和圣母。外朝是個凸字形,內廷是個倒著的凹字形,兩者卡在一起。外朝和內廷分界有三處,除了大家熟悉的乾清門,明代的紫禁城還有兩處小門,分別是文華殿后側的寶善門和武英殿后側的思善門。
外朝和內廷的這三處分界,在使用上有何區別?
徐騰:乾清門是紫禁城內廷的大門,儀式性作用最強。皇后嫁進來、皇帝要出去上朝,包括皇帝死了出殯等重要事件的進進出出,都需要經過乾清門。思善門和寶善門有點類似于便門,因為外朝的“凸”和內廷的“凹”卡在一起,如果內廷只有乾清門一個出入口,一個是用起來并不方便,二個是乾清門出去對著的就是三大殿,所有人烏泱泱地在皇極殿前進進出出,場面就太不嚴肅了。所以需要在“凹”的兩側也留出入口,這樣最隆重的儀式使用中間的乾清門,更加日常的通行就使用兩側的思善門和寶善門。
您在這部分的最后講到一千余名經過吏部選拔,有了任命但是因為皇帝怠政而沒有拿到吏科憑證的官員相約午門抗議,最深入的一次到了內閣大堂的門前。您最后一句的感慨是:“……這些讀書人心里想的只是朝廷給他們安排一個工作,但是忘記自己已經進入了紫禁城,他們如果膽子再大一點,再往紫禁城深處走上600米,大明的江山可能就是他們的了。”能分享一下您在寫下這一段時的內心獨白嗎?這里的“可能”,您真覺得可能嗎?我們以為的“宮禁重重”是一種后來的想象嗎?
徐騰:我看到這段文獻的時候,我也很驚訝,因為我沒想到他們能進到紫禁城里面去,所以也正是覺得既然都進去了,為啥不干點更大的事?當然這是出于我一個看熱鬧的人不嫌事大的心態,真實情況要比這個更加復雜。“可能”是編輯加上去的,她可能對這群落魄的知識分子沒啥信心吧。“宮禁重重”在物理意義上肯定是存在的,我們現在去故宮參觀,還能感受到里面的空間一重套一重,深不可測。不過物理空間也不是天然就有效,人的因素還是更加重要一些,有了人的把守,宮禁才會形成真正的阻隔。不過,所有王朝的宮殿都不簡單,但最后也都被攻破了,最主要的原因是維護這些秩序的人,不再向著里面的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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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的紫禁城》一書附圖“明代萬歷朝紫禁城空間布局復原圖”
您在序言說“政治氛圍肯定會不斷影響紫禁城空間規劃的破與立”,那么,前述的“思善門叩首”“長安門外哀求”,是“破”的一面嗎?“立”又有何體現?
徐騰:“思善門叩首”“長安門外哀求”肯定是“破”的一面,輔臣們不來上班也是“破”,內閣沒有人,奏本又必須要草擬批復意見,這些奏本就被拿出紫禁城,送到輔臣家里去,這就形成了一套臨時的制度,并且大大增加了機密泄露的風險。還有在礦稅興起之后,最積極的是內官群體,他們頻繁地向皇帝匯報哪里又新發現了礦藏,申請開挖。內官沒有寫奏折的機會,一開始他們是讓愿意合作的文官擬的奏章,但是總體上文官集團非常反對開礦稅,所以他們就通過掌管奏章收發的通政司來攔截這些申請開礦的奏章。內官一看這條路被堵死了,便換了個法子,找愿意配合的武將來寫奏章,因為武將的奏章可以繞過通政司,直接送到紫禁城里面。
書中幾次提到了內廷失火、重修宮殿,特別是萬歷二十四年因為火災之后要重修乾清宮和坤寧宮,文官和內官產生了斗爭,其中您提到了內官在空間上對文官的壓制,特別是思善門與仁德門之間的夾巷,說這里是“紫禁城的權力軸線”,這條權力軸線是明代定都北京后始終如此嗎?
徐騰:我是參考了劉若愚寫的《酌中志》,把他提到的所有機構都標注在紫禁城的總平面上,才發現宦官機構在思善門與仁德門之間的夾巷加蓋了很多直房,而這些直房都跟批復奏折很有關系,它們和文書房一起,成為生產政治指令的樞紐,所以我判斷這里存在一條權力軸線,掌控著帝國的運轉。但是這是基于劉若愚的描述,只能說明晚明是這么個情況。劉若愚在萬歷朝進宮,萬歷朝之前這里是什么樣子,現在還不好說。可能保持一致,也可能很有差別。不過從位置關系來判斷,這些宦官機構的直房都是后來加建出來的,跟原來規整的宮室建筑沒有必然的形式關聯,所以這條權力軸線可能在帝國早期并不存在。如果是因為萬歷皇帝不上朝躲在內廷辦公,才建立起了這些直房,那么這條權力軸線就可以特屬于晚明,但是沒有材料能證明這個判斷,所以還是不能確認它的年代。
您以朱翊鈞的生命歷程為序寫這本書,其中三章(皇帝居所、皇帝結婚、一場別離)較多涉及皇子、后妃的空間信息以及他們之間的權力爭斗。以紫禁城的空間格局來講,是否足以支撐后人對宮斗劇紛繁劇情的想象?
徐騰:說來慚愧,我認真看過的宮斗劇還是小時候的《還珠格格》。我想電視劇還是以劇情為主,主要是人物之間的緊張關系。即使要設計到空間的關系,那個空間也是橫店的紫禁城,不是北京的紫禁城。學術界里也有爭議,部分學者認為現在東西六宮的格局是滿族人建立的,不是明代的原貌,所以后宮的妃子到底怎么居住目前也不清楚。有一些文獻記載了妃子的住宿其實非常局促,有一些甚至要擠在一間屋子里,跟學校的宿舍差不多。從這一點上來講,電視劇里那些寬敞的客廳只屬于獨占一宮的大妃子們,如果是還沒起家的小妃嬪,那估計是要從擁擠的宿舍開始斗起。
您在“后記”中講到,“最讓我意外的一個感受就是,哪怕貴為一國之君和輔國大臣,他們實際上也并沒有過好這一生”。書中很多敘述讓我們看到了萬歷皇帝的抵抗,他的不得已。那么,如果說朱翊鈞在紫禁城中過得最舒暢和過得最憋屈的空間,您能否舉例談談?
徐騰:最舒暢的應該不在紫禁城,他最高興的是去天壽山謁陵,去了六次都意猶未盡,還想去第七次,結果被官員嚴詞拒絕了,他也就放棄了,從此幾乎再也沒有離開過紫禁城。紫禁城里面的話,萬歷十一年他在宮后苑,也就是現在的御花園,堆了座假山,蓋了一座御景亭,那個亭子高出圍墻之上,視野比較開闊,是紫禁城里為數不多可以透氣的地方,從空間品質上來說,御景亭是不錯的,但是沒有文獻記載他去過多少回,所以也沒法給個結論。最憋屈的空間我認為應該是皇極門吧,因為那里是上早朝的地方,他逼不得已要見到那些“討厭”的官員。i人已經被整自閉了,還要強行面對這些官場老油條,想想都有點可怕。
您書中附了一張“明代萬歷朝紫禁城空間布局復原圖”,拿這個圖和清初紫禁城相對照,能否談談明清易代在空間上的變化?
徐騰:最顯著的一個變化是外東路、外西路的空間層次變化。外東路曾經有寶善門和崇先門,寶善門在文華殿后墻,崇先門在現在的箭亭那兒。外西路曾經有思善門和保寧門,思善門在武英殿后墻,保寧門在現在冰窖的南端。這本身是為了保障內廷的安全而設置的層層關卡,但是因為萬歷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他爺爺二十年不上朝,兩個人加起來有半個世紀了,清代的皇帝為了汲取教訓,就把早朝的位置從皇極門換到了乾清門,相當于明朝是在“客廳”門口上朝,清代改到了“臥室”門口。為了方便群臣到達乾清門,所以就把東邊的思善門、崇先門和西邊的思善門、寶寧門給拆了。這個變化對紫禁城的空間結構影響挺大的,過去明朝紫禁城有明確的內外分界,到了清朝的紫禁城,這個分界變得很含混了,比如慈寧宮在性質上屬于內廷,但是在空間上又跟外朝沒有區隔。
另外一個變化是,明代的紫禁城和它周圍的皇城高度一體化,皇城負責為紫禁城提供各種必要的服務,因此皇城遍布了各種監局、倉庫、廟宇、苑囿等機構。清朝把皇城開放給了市民,所以很多服務功能就轉移到了紫禁城。這導致紫禁城很多房子的功能發生了變化,比如三大殿周圍的一圈廊廡,在清朝就全是各種各樣的倉庫。文華殿周圍在康熙朝修繕之前,則變成了養馬的地方。
最后一個大變化很多歷史愛好者都知道,那就是清朝的皇帝不喜歡住在紫禁城,他們喜歡住在圓明園。實話說在居住條件上,紫禁城的深宮密室確實趕不上圓明園的山山水水。皇上不經常住在紫禁城,那必然就導致紫禁城的防備會日漸松懈,所以清朝紫禁城里出現的奇葩事情就更多了。許多太監利用職務之便搞起了副業,御膳房太監偷學菜品秘方,退休后在外開餐館;藏書樓太監私拓古籍印章,偽造文物售賣;甚至有小太監替宮外商人“帶貨”,將胭脂、話本偷運入宮,甚至有街頭商人直接就進到東華門里面擺攤。
澎湃新聞記者 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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