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副部級，靠邊站后生活費20元，遇困難后同事給600塊渡過難關

1965年入冬的北京，冷得格外徹骨。那時的郭洪濤已經56歲，長期高血壓折磨得他夜不能寐。醫生一句“靜養最要緊”把這位國家經委副主任拴在家中，可他從未想到，臥床不僅是養病，更像是迎向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

翌年5月的口號、標語漫天而至。市面上鑼鼓喧嚷，家中卻寂靜得能聽見墻柜里座鐘的嘀嗒聲。樓下小字報鋪天蓋地，“叛徒”二字深深扎進郭洪濤的名字。身在病榻，他握著報紙反復看，喃喃一句：“怎么就到我頭上了？”但形勢不容他分辯，組織宣布停職審查，原本三百多元的薪金只剩20元生活費。

20元，若是一口人，粗茶淡飯綽綽有余，可一家六口便捉襟見肘了。大兒子郭駿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雷達專業尖子，被分配進國防科研所的通知還沒發下，就被原路退回；二兒子郭平更慘，飛行員資格被取消，“回地面修飛機吧，別鬧事。”隊長拍著他的肩膀說。兩個小的剛滿十四、十五歲，被一紙命令送往黑龍江插隊。“爸，家里能給點錢嗎？”臨行前女兒低聲問，他抖了抖口袋，只剩半包止痛藥。

生活在變窄。原本能買黃魚的票換成豆渣，原本整齊的西裝替成打補丁的粗布。屋子里最值錢的是那臺老式留聲機，他也咬牙賣了。朋友多是同樣處境，不好意思開口。就在最難熬的時候，電話鈴突兀響起：“老郭，家里缺錢不？”熟悉的聲音來自葉林——曾并肩奮戰九年、同為國家經委副主任。半夜十一點，葉林拎著帆布包敲郭家房門，掏出一疊鈔票，壓低嗓門：“這是六百塊，先頂一陣，別聲張。”郭洪濤愣住，片刻才沙啞回一句：“老葉，這情……記一輩子。”

有意思的是，葉林自己也被下放清華大學工作組，身處風口浪尖，手頭并不寬裕。可他知道，老搭檔的處境比自己更棘手——老伴遠在甘肅干校，家里就剩病號和四個孩子。600元在當時可不是小數目，夠普通工人一家吃喝大半年。郭洪濤把錢分成三份：寄插隊孩子各一份，剩下的用來給自己買藥、添口糧。

1969年3月，郭洪濤被押往河南西華五七干校。初來乍到，他被分配打掃旱廁，清晨三點起，推木桶沿著窄渠倒糞。勞動強度大，他經常頭暈耳鳴，卻不肯示弱。半年后調去養馬，一人管十三匹，喂料遛馬挑水，一刻不停。馬倌活計雖臟累，夜里卻能聽見馬匹鼻息聲，反倒有些安慰，他在干校日記里寫下：“只要心里有光，黑夜也不算長。”

1972年春，中央工作組到干校復核干部。郭洪濤遞交幾十頁自述，章節清晰、數據準確，連檢察小組的年輕人都暗暗驚訝。一周后，返京通知發下，帽子隨即摘除。隔著窗，他望見京城的早櫻吐粉，胸口一熱，連咳數聲，都帶著劫后余生的釋然。

回到北京，雖然名譽恢復，卻沒立刻安排職位。他被暫置“待分配”，一個人在舊辦公室翻閱早年文件，填補錯掉的統計報表。他曾向好友笑言：“我這算是自愿當圖書管理員。”直到1976年，他被聘為國家計委顧問，負責起草“六五”計劃指標。兩年后，新一屆國家經委重組，他再度出任副主任，投身經濟戰線改革。

許多人問他如何熬過那段暗無天日的歲月，他淡淡答：“記得自己是誰，記得國家需要什么，別亂了陣腳。”說完拍拍口袋，那只用了多年的舊鋼筆仍在；鋼筆里，葉林當年送來的600塊已化成無數條筆跡，寫在一份又一份宏大的經濟藍圖上。

郭洪濤晚年常提起一件小事。1980年，葉林托人捎來當年那張600元的借條，笑言“還給我做紀念”。字跡早已褪色，紅紙卻依舊鮮亮。兩位耄耋老人相視而笑，不再提風浪，只閑話馬場的冷風、干校的星光。對他們而言，人生真正的豐盈并不在官階，而在那段共同挺過的凜冽歲月中。

郭洪濤于1992年病逝，享年83歲。治喪會上沒有華麗挽聯，卻擺著那張借條。后輩來悼念時，總會訝異于那串數字的分量。風雨飄搖的年代，一沓鈔票救急更救心，這一份相攜的情分，比任何頭銜都耐得住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