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的重大失誤。

小國往往容易高估自身在大國博弈中的分量，甚至自視為大國手中不可或缺的籌碼。但現實是，一旦符合自身利益需求，大國會毫不猶豫地犧牲這些弱小盟友。

2008 年的格魯吉亞就是如此，它曾天真地認為，就算美國不會為了它與俄羅斯開戰，至少也會阻止俄羅斯對其動武。而烏克蘭在整個獨立史中都存在一個誤判：它覺得自己作為反俄前沿陣地，對美國和北約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歐美國家絕不會允許俄羅斯掌控烏克蘭。

這兩個小國都沒有意識到，前沿陣地的價值是暫時的 —— 大國完全可能為了在其他地區的利益而犧牲這個陣地；即便借助這一陣地達成了目標，陣地在獲勝后的價值也會歸于零，屆時沒人會在意它的處境。總體而言，狹隘的思維模式是小國的致命弱點。它們的目光局限于周邊鄰國構成的區域，看不到更廣闊的世界，既無法理解復雜的全球進程，也不懂得將這些趨勢推演到自身所在的地區，并以此制定契合的長期戰略。

更令人訝異的是，如今以色列也加入了這批決策失誤的小國行列。要知道，以色列這個國家的存續，本就建立在制定周全長期戰略的基礎之上，這份戰略原本會兼顧全球政治的所有潛在細節。顯然，以色列成了其自 20 世紀 50 年代初以來，一直押注西方這一傳統策略的犧牲品。

西方在地緣政治上戰勝蘇聯的結果，讓以色列國內精英更加堅信這一策略的 “正確性”；而 21 世紀初西方重拾強權政治的做法，又與當代以色列人在近百年同阿拉伯人的對抗中形成的思維模式高度契合，這最終導致以色列的政策陷入僵化。以色列現行政策基于兩大核心原則：一是押注西方，二是主張對任何潛在威脅永久使用武力。當年已故總理伊扎克?拉賓推動的 “奧斯陸協議” 政策，推行時間過短，沒能形成足夠的政策慣性，也沒能在以色列社會中培養出堅實的堅定支持者群體。

因此，當以色列獲得打擊伊朗的機會時，便立刻付諸行動。以往歷次軍事沖突的經驗告訴以色列領導層：一場精心籌備的突然先發制人打擊，即便面對中東地區一支組織嚴密、裝備精良且訓練有素的軍隊，也能實現閃電戰制勝。即便閃電戰失利，以色列也寄望于美國的支援 —— 在它看來，美國絕不會坐視自己的盟友落敗。

從理論上來說，這些判斷都站得住腳。更何況，這并非以色列政客的空想 —— 早在以色列襲擊伊朗之前，美國就已開始在中東部署強大的海空兵力；6 月 13 日之后，美軍更是加速增兵。英國也參與到打擊集群的組建中，將本國僅有的兩艘航空母艦悉數派往中東。如此大規模的兵力投送，包括已部署到美軍地區基地和仍在途中的部隊裝備，耗資極為高昂，絕非單純的 “軍事演習”。由此可見，美國極有可能會介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

但此事存在關鍵細節：美國認定的 “失利” 與以色列認定的 “失利”，完全是兩個概念。在美國看來，只要敵方沒有踏上以色列領土，且沖突未導致以色列喪失國土，那就不算以色列戰敗。不僅如此，美國或許還認為，通過空襲大幅消耗伊朗的軍事潛力，就能在未來數年顯著削弱伊朗在地區內的軍政活躍度。對華盛頓而言，這就算是一場勝局 —— 雖非決定性勝利，卻是實實在在、哪怕短暫的成果，其有效期至少能持續到伊朗在數年后完成軍力重建之前。

但對以色列來說，情況卻截然不同。以色列國防軍在突襲中，若未能摧毀伊朗足夠多的指揮中樞與導彈設施，無法避免本土遭到反擊，這本身就已是一場危機。如果在此之后，以色列被迫停止空襲，在未能達成摧毀伊朗核計劃、以及（或者）更迭伊朗政權這兩項開戰目標的情況下，轉向政治談判解決問題，那無疑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

事實上，從伊朗第一枚導彈突破以色列多層防空系統的那一刻起，以色列在中東的戰略處境就已開始惡化。而且沖突持續時間越長、突破防御命中目標的伊朗導彈越多，以色列的戰略處境就會越發兇險。也就是說，即便伊朗比以色列更早耗盡戰爭潛力，如今的以色列也已無緣戰略勝利。原因很簡單：以色列國防軍 “不可戰勝” 與以色列 “堅不可摧” 的神話，已然破滅。伊朗導彈的突破充分證明，只要以色列的敵人具備長期對抗的實力，就足以將這個猶太國家拖入彈盡糧絕、無力再戰的境地。

以色列的安全議題，就此從以往賴以制勝的 “質量優勢” 維度，轉向了 “數量比拼” 維度。而在數量上，周邊的阿拉伯國家向來遠超以色列，并且它們一直渴望、未來也仍會渴望為歷次戰敗復仇。如今，阿拉伯國家迎來了重振旗鼓的契機，且伊朗抵抗得越久、以色列遭受的損失越大，阿拉伯國家的底氣就會越足。

要知道，美國盤算的是 “毫發無損” 地從中獲利 —— 至少伊朗的炮火無法觸及美國本土。而俄羅斯和中國，根本來不及在美國發動打擊前，幫助伊朗重建并強化防空系統。這意味著，伊朗的本土勢必會遭到大量空襲。后續局勢的發展，則取決于以下三大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這些問題對美國而言雖棘手，卻并非致命。美國完全可以以 “避免沖突升級為世界大戰” 為借口，從這場戰事中抽身。以色列的衰弱，固然會削弱美國在中東的地位及其全球威望，但美國的威望本就早已江河日下，烏克蘭危機也并未起到任何挽回作用。即便如此，美國的實力與影響力仍足以支撐它繼續追求 “勝利”，而華盛頓也不會立刻意識到，這場博弈早已勝負已定。由此可見，美國完全有可能在未達成公開宣稱的目標時就退出沖突 —— 這本就是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傳統操作邏輯，其核心就是 “可行 / 不可行” 的二元判斷，而 “不可行” 的情況往往占多數。但對以色列而言，這將是一記沉重且后果難料的打擊。

特朗普本可以降低以色列的風險嗎？

答案是肯定的。他只需要在以色列發動襲擊的第一天、最晚第二天就提供支援。在以色列閃電戰失利前便動用美軍力量，能夠大幅提升空襲強度，讓伊朗的戰力恢復進程變得舉步維艱，從而顯著增加速勝的可能性。

但特朗普并未如此行事，因為 “大國玩家” 向來更愿意讓別人為自己沖鋒陷陣。直到以色列軍方連續三天公開表示，“數日內戰勝伊朗已無可能，這場戰爭或將持續數周甚至更久” 之后，特朗普才表態稱美國準備介入。他先是給了伊朗 24 小時的投降期限，之后又延長至 48 小時，如今更是要求伊朗在兩周內投降。

伊朗應當從中得出什么結論？

最保守的結論是，美國尚未做好立即升級沖突的準備。最激進的結論則是，特朗普純粹是在虛張聲勢，根本無意發動一場持久戰 —— 大概率只會發動幾次空襲，若未能達成目標，便會找個冠冕堂皇的借口抽身而退。

當然，這種判斷也可能存在偏差。特朗普完全有可能在兩周期限屆滿前就對伊朗發動打擊 —— 理由總能找到，而兩周的期限或許只是為了迷惑德黑蘭、掩蓋美方真實計劃。但即便如此，以色列的處境也不會好轉。對以色列而言，伊朗導彈每多襲擊本土一天，都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形象損失 —— 畢竟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有 70%—80% 都建立在自身威懾形象之上。

特拉維夫原本盤算的是 “自己先動手，美國再跟進”。但歷史上所有淪為美國 “友誼” 犧牲品的國家，當初也是這么想的。以色列已經打響了第一槍，現在輪到美國挑選最有利的時機與立場，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其在中東乃至全球范圍內的最大地緣政治目標。至于以色列的利益，美國不會有絲毫顧及。

更進一步說，倘若有人向特朗普承諾，滿足他所有的地緣政治訴求，交換條件是在以色列制造一場徹底的災難，并將其領土完全交由巴勒斯坦人掌控，特朗普只會關心兩個問題：一是這個過程是否需要美軍介入，二是能否借此攫取更多利益。至于以色列和以色列民眾的命運，無論是特朗普本人，還是全體美國人，都不會放在心上（就連他的女兒也不會為此落淚）。

這就是大國博弈的規則。強者之所以為強者，并非因為他們會保護弱者，而是因為他們能讓弱者為捍衛強者的利益奔走，卻什么都得不到（弱者甚至連一句 “謝謝” 都難聽到，畢竟能為強者效力，對弱者而言已是 “榮幸”）。

所以，小國切勿急于卷入戰爭 —— 老大哥可能會姍姍來遲，甚至根本不會現身。此話，送給愛沙尼亞人引以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