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作者引入成長激勵計劃#1月23日,日本國會原本應該吵吵鬧鬧地討論物價、能源這些老百姓頭疼的事。 誰也沒想到,首相高市早苗在內閣會議上直接扔出了一顆“炸彈”:她援引憲法第7條,宣布解散眾議院。 這個決定,把本屆議員還剩三年的任期一刀切斷。 緊接著,總務省就把大選投票日定在了僅僅16天后的2月8日。 從解散到投票,這是戰后日本最短的選舉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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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壇瞬間就炸了鍋。 表面上看,首相解散眾議院是憲法賦予的權力,沒什么不對。 但在日本的政治慣例里,這幾乎是“掀桌子”的行為。 高市早苗的這一手,被許多政治評論家稱為“開幕即解散”的突襲,是一場押上了自己全部政治前途的孤注一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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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為什么這么著急? 很多人可能覺得,她敢提前大選,一定是覺得自己勝券在握。 但真實情況恰恰相反,她是被逼得走投無路了。 最大的壓力,來自國會本身。 1月23日是通常國會開幕的日子,在野黨磨刀霍霍,準備就一系列問題對她發起總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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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號靶子就是持續發酵的“黑金丑聞”。 自民黨內多個派系被爆出政治資金報告存在重大問題,數額巨大,涉及眾多議員。 這個丑聞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老百姓的反感與日俱增。 更致命的是,自民黨自己公布的候選人名單里,還有37名與丑聞有牽連的議員將參加這次大選。 在野黨早就準備好了材料,打算在國會質詢中窮追猛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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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火線問題是高市自己的言論。 2025年11月,她在國會公開聲稱,如果臺海發生沖突,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 這番言論立刻引發巨大爭議,被批評為主動卷入臺海問題、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導致中日關系再度緊張。 在野黨計劃就此質問她,要求她做出解釋。 顯然,高市不想坐在國會里接受這些連環拷問。 解散眾議院,被外界普遍解讀為一種“金蟬脫殼”,用選舉中斷國會的問責程序。
除了逃避問責,高市早苗也有自己的政治算盤。 她領導的自民黨雖然在眾議院勉強維持過半數席位,但在參議院卻處于少數地位。 這種“扭曲國會”讓她的許多激進政策主張,比如修改和平憲法、大幅增加防衛費等,推行起來阻力重重。 她希望通過一場選舉勝利,改變這一格局,讓自己獲得更強大的民意授權,從而壓制黨內外反對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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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政權成立之初支持率并不低,她試圖趁熱打鐵,將支持率轉化為議會中更穩固的多數席位。 與此同時,高市在自民黨內部也以“獨狼”風格著稱,與黨內大佬如麻生太郎等人的關系并不融洽。 一場勝利將能極大地鞏固她在黨內的地位,削弱傳統派閥的影響力。 這是一場典型的先發制人,她試圖掌控議程,把公眾的注意力從丑聞和外交失誤,轉移到由她設定的“選擇國家未來”的選舉戰上來。
然而,高市早苗千算萬算,沒算到自己的“突襲”直接導致了政治盟友的背叛,徹底改變了戰局。 長期與自民黨組成執政聯盟的公明黨,這次選擇了“反水”。 公明黨是一個擁有強大基層動員能力(主要依托創價學會)的政黨,多年來一直是自民黨維持政權穩定的“鐵桿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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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一次,公明黨公開表示無法認同高市這種“無視民生、專注政治斗爭”的解散方式。 就在高市宣布解散后不久,公明黨迅速與最大的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達成協議,雙方合并組成一個新的選舉聯盟,名叫“中道改革聯合”。 這個舉動震驚了整個日本政壇,它意味著持續多年的自民黨-公明黨執政聯盟在這次大選中徹底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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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明黨的倒戈,讓日本政壇從原本自民黨占據優勢的一邊倒局面,瞬間變成了兩大陣營的直接對壘。 席位數字清楚地說明了形勢的嚴峻性:新組建的“中道改革聯合”,整合了立憲民主黨、公明黨以及其他一些小在野黨的力量,在解散前的眾議院已經手握172個議席。 而根據日本憲法,要想獲得執政權,必須掌控眾議院過半數的席位,也就是至少233席。 兩者之間,僅僅相差61個議席。
這意味著2月8日的大選,不再是走過場,而是一場真正可能引發政權更迭的激烈對決。 公明黨擁有大約每選區1萬到2萬張高度穩定的“組織票”,這些選票的流向,將從根基上動搖自民黨在眾多選區的優勢。 選舉的焦點,立刻變成了誰能爭取到更多的中間選民。
兩大陣營的政策綱領,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方向。 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等右翼政黨結盟,他們的競選口號核心是“強化安保”。 其政策清單上排在前面的是: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進一步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探討與美國進行“核共享”的可能性,當然也包括最具爭議的修改和平憲法。 在經濟上,他們承諾對食品實施消費稅減稅,但強調這是在強化安保基礎上的“兼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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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針鋒相對,“中道改革聯合”打出的旗號是“生活者優先”。 他們猛烈抨擊高市政權將大量資金投入軍事擴張,卻無視普通家庭在物價飛漲下的生活壓力。 他們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民生承諾:從2026年秋季開始,永久性地取消食品的消費稅。 他們反對高市激進的修憲路線,主張嚴格遵守“無核三原則”。 他們的宣傳策略很明確:告訴選民,“讓餐桌上的食物更便宜”比“購買更多導彈”更為緊迫。
這場選舉也因此被媒體形容為“導彈與物價”的對決,是日本未來國家發展路線的直接碰撞。 然而,在這場關乎內政路線的激烈辯論背后,一個對鄰國中國至關重要的問題卻顯得異常“平靜”,那就是對華政策。 無論哪個陣營,在這個問題上都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強硬。
“中道改革聯合”的共同黨首之一,是前首相野田佳彥。 許多中國讀者可能還記得,2012年正是野田佳彥擔任首相期間,日本政府單方面宣布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這一舉動直接將中日關系推向了建交以來最寒冷的冰點,引發了長期的激烈對抗。 如今,野田雖然主打民生牌,但在涉及領土和日美同盟的問題上,他的立場從未軟化。 他在選舉活動中明確表示,將“堅決守護日本的領土、領海和主權”,并堅持日美同盟是“外交安保的基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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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傳統上被視為日本政壇內“知華派”或“穩和派”的公明黨,在這次結盟中也調整了姿態。 為了與立場偏左的立憲民主黨合作,并在選舉中爭取更多選票,公明黨在新的聯合政策綱領中加入了對華強硬的表述,明確提出要“堅決應對中國的行動”。 在日本當前的社會氛圍下,展現對華強硬被視為一種“政治正確”,任何被視為“親華”的標簽都可能成為選舉的負資產。
至于高市早苗本人,她本身就是自民黨內著名的對華強硬派代表。 她的政治根基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保守和民族主義選民的支持之上。 在競選活動中,她必然會繼續強調所謂的“中國威脅”,包括在臺海、東海等問題上展示強硬姿態,以鞏固和擴大她的基本盤。 對她而言,在激烈的選戰中表現出任何對中國的“妥協”或“軟弱”,都無異于政治自殺。
決定這種對華政策高度一致性的,有兩個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因素。 首先是美日同盟的絕對核心地位。 日本的外交與安保政策,長期以來都緊密捆綁在美國的全球與亞太戰略之上。 無論哪個政黨上臺,維持和強化日美同盟都是不可動搖的國策。 在當前美國將中國定義為“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背景下,日本在戰略上配合美國,在具體議題上對華采取協調一致的強硬立場,幾乎是唯一的選擇。 日本在外交安保上的自主空間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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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日本國內整體右傾化的社會思潮和政治生態。 經過多年保守派政治家的引領和媒體渲染,“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社會有相當市場。 對于政治人物來說,在對華議題上展現強硬,是一種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安全策略。 這既能迎合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鞏固保守派選票,又不容易被對手攻擊。 相反,主張對華友好、深化合作的聲音,在日本主流政壇已被邊緣化,甚至會遭到圍攻。 這種氛圍下,即便是所謂的“溫和派”,在涉及領土、歷史等原則問題時,也絕不敢“示弱”。
因此,盡管街頭巷尾的選舉海報上寫滿了關于物價、稅收、養老金和憲法的爭論,但在首相官邸和外務省的戰略室內,無論2月8日的計票結果如何,對華政策的基調早已在選舉開始前就已設定。 高市早苗的豪賭,賭的是她個人的權力和自民黨的統治;日本選民的選擇,決定的是國家資源優先投向民生還是軍備。 而中日關系的溫度,在可預見的框架內,似乎已與這場熱鬧的選舉無關,它更多地被束縛在更大的地緣政治結構與國內固化的政治正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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