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相太難看了，絞盡腦汁掏錢的手段用完一出又一出

hi，我是胖胖。

一直以來，我都很喜歡布萊希特的詩句。

因為在他的作品里，常常能看到一些接近某種真相的文字。

比如這一句：

別讓他們欺騙你過難熬和匱乏的日子。現在沒有恐怖能接近你，你會像任何生物那樣死，死后就什么也不是。

當某種不適被反復解釋為正常、必要、只能這樣的時候，胖胖就會懷疑，難道非要如此嗎？

人是不是已經被勸著，去適應本不該由自己承擔的代價了？

說到泊車收費，我其實一直沒有什么具體看法。

我是覺得，于私，如果是明確的私有地塊，你的地盤你做主，只要規則說清楚，愿不愿意停是各人的選擇。于公，公共資源如何收費、如何管理，這就不只是一個價格問題，還是一個邊界問題。

哪些地方可以收費，哪些地方不該。

收費的依據是什么，規則由誰制定。

還有，當規則開始介入具體行為時，它是否仍然給人留下了選擇的余地。

如果一項公共管理的設計，最終指向的是你只能這樣做，如果退出的成本，被悄悄抬高到個人難以承受的程度，那它到底是在維護秩序，

還是在把本該被討論的爭議，直接變成既成事實？

最近，佛山多地的路邊停車位，因為一些新的收費手段，被吐槽吃相難看：

有車主發現，部分路段的公共泊位開始安裝金屬升降板。車輛停入后，原本與地面齊平的金屬裝置會在底盤下方升起，車輛只有在完成繳費之后，升降板才會降下，才能正常駛離。

這種設備，已在佛山多個區域投入使用。

據媒體探訪發現，這類路邊泊位的使用頻率并不低，現場往往停滿了車輛。

車主回憶，停車時并未注意到地面結構的變化，準備離開時才發現車輛被頂住，險些磕到底盤。

也有人提到，現場似乎有語音提示，但在周邊環境較為嘈雜的情況下，并未聽清具體內容。

對新能源車主而言，這種不確定性帶來的顧慮則更為直接——一旦發生剮蹭，底部電池是否受損，難以預判。

從收費信息來看，這些路邊泊位通常在工作日的固定時段內收費，前半小時免費，之后按小時計費，并設置單次封頂金額。

相關運營方回應稱，上述車位系依法取得運營權后進行管理。

與此同時，有車主表示，自己在未被充分告知的情況下，停車費用已被直接扣除，事后查看賬單時才發現異常。

即便是在一些較為狹窄的道路或小巷內，收費水平也并不低。

像還有車主曬出異常扣費記錄，原本只需支付幾元的停車費用，卻被一次性扣除數百元，引發進一步質疑。

其實，說吃相難看，一點也不過分。

停車這種事，按理本來最多算個管理層面的摩擦，小問題。

將金屬升降板被安在公共泊位下方，如果一輛車的離開被物理結構直接攔住，這件事的性質就已經完全變了。

它不再只是收費方式的選擇，而是把風險，直接壓到了使用者身上。

底盤會不會被磕？

新能源車的電池包一旦受損，會不會引發安全隱患？

這些問題，在設計和推廣的時候，顯然沒有被放在足夠重要的位置上。

什么掃碼、提示、自動化、技術手段、提高效率，各種手段都用在了對付人身上。

沒有被優先用來把規則說清楚，沒有被用來減少爭議、降低風險，而是被用來確保一件事：

你要么配合，要么承擔后果。

至于你是否充分知情，是否真的理解規則，是否愿意接受這個價格和方式，沒有經過任何討論！

而當一項公共管理措施，開始用默認所有人都可能不守規則的方式設計，它不再區分是惡意欠費，還是信息不清、提示不足、價格爭議，

所有人都被一并納入同一種強制路徑之中，那它所解決的，就已經不只是收費難，而是用成本轉移，替代了討論本身。

風險，隨之轉移到了車主身上。

新能源車主擔心電池被磕壞，普通車主擔心底盤受損，這些潛在損失，并沒有在設計之初被認真計入。

它們更像是被默認接受的個體代價。

當規則越來越依賴技術執行，當管理越來越少與人直接對話，是否合理這個問題，就會被悄悄擠到一邊。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真的磕到了，怎么辦？由誰來認定損失？

誰來承擔責任？賠償依據是什么，流程在哪里？

按常理說，這樣一種直接介入車輛、直接制造風險的操作方式，至少也該有一套明確的操作指引和善后方案。

比如，什么情況下啟動升降板，比如，發生剮蹭后如何取證、如何認責……

這些，在實際使用中，并沒有被清晰地擺到臺面上。

還有，在這些裝置被投入使用之前，有沒有公開征求過意見？

有沒有就安全風險、告知方式、退出機制，與車主進行過充分溝通？

至少從現有的反饋來看，很多車主是在事情已經發生之后，才第一次意識到規則的存在。

而在規則生效之前，他們并沒有真正被詢問過。

這正是問題的核心。

當一項公共管理措施，既可能造成現實損失，又缺乏清晰的責任邊界，當它在落地之前，沒有經過充分討論，卻在落地之后要求所有人無條件配合，

那它所依賴的，就不再是共識，而是執行本身。

你會發現，在這套邏輯里，規則不是通過解釋獲得認可的，而是通過“已經這樣了”被迫接受的。

而一旦這種路徑被反復驗證有效，下一次再出現類似做法時，我想討論的空間，只會越來越小。

這不是在問該不該收費，而是在問，公共管理，是否還需要征得被管理者的同意吧？

坦誠地說幾句實話。

當今有些所謂的聰明，并不是解決問題的聰明，而是研究如何往下掏錢的聰明。

問題并不出在于規則有沒有智慧，而在于這種智慧，究竟被用在了哪里。

你會發現，它很少被用來降低風險、解釋規則、爭取理解，卻總是格外擅長向下算計：

怎么算，才能讓人更難退出，才能讓人即便心里不舒服，也只能掏錢走人。

它們研究路徑、設計機制，下面的人承擔代價、消化后果。

這套邏輯運轉得足夠順暢，于是就被稱作成熟、高效。

至于合理不合理，愿不愿意，往往不在它們考慮之內。

魯迅曾寫過一句話：

“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

當年迅翁譏誚的，是小聰明，是靠算計、靠鉆營、靠欺瞞換取一時之利的把戲。

那些東西見不得光，也撐不起長久的秩序。

可現在，搗鬼之術已經很難再用“有限”一詞！

如果一套把成本往下移、把風險往個人身上壓的機制，一次次被證明有效，一次次在現實中被接受、被消化、被默認，那所謂的有限，究竟還剩下多少？

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當搗鬼不再需要遮掩，當算計被包裝成成熟與效率，它是否已經不再需要付出應有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