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歲，我去馬來西亞讀博士

44歲那年，我決定暫停工作，遠赴馬來西亞攻讀博士。

當時，身邊的質疑聲如同潮水般涌來，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也有很多人認為我是去“水學位”。在中國，“馬來西亞博士”這個詞在很多人腦海中留下了“文憑水”“混學歷”“給錢就能拿學位”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體系延續的是英國教育體系，部分馬來西亞高校的國際排名正在穩步攀升，比如馬來亞大學穩居世界百強高校行列，而我要去讀博的馬來西亞理工大學在工程與計算機領域聲名遠揚，是很多理工科學生競逐的目標。

01

在馬來西亞讀博，真正觸摸到學術的本質

讀計算機領域的博士，是我二十年來的夢想。當年在愛爾蘭完成計算機本科和碩士學業后，因經濟條件的限制，我不得不放棄繼續攻讀博士的計劃，帶著遺憾回國。但我對計算機專業的熱愛，從未熄滅。

2019年，在參與籌建一個上海國際高中的項目時，我偶然與一位牛津大學畢業的博士同事聊天，我們談及科研訓練對個人思維的塑造以及學術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那些被現實掩蓋的渴望突然像被點燃的火焰，在我心底熊熊燃燒起來。

彼時我發現，計算機領域的人機交互方向既契合我的專業，又能與當下的教育場景結合，是我真正想探索的領域。

我開始重新尋找實現夢想的路徑。首先我聯系了愛爾蘭的母校，但因為研究方向不匹配沒能找到合適的導師；后來我與英國諾丁漢大學馬來西亞分校一位從事人機交互研究的教授取得聯系，卻又因新冠疫情突發和錄取條件的限制，再次錯失機會。

就在我快要灰心時，這位教授力推馬來西亞五大公立高校之一的馬來西亞理工大學計算機學院。隨后，在她和當地華人朋友們的多次幫助下，我有幸結識了后來成為我第一博導的Masitah教授。她早年在英國深造，在人機交互及腦機接口領域深耕多年，具有深厚的科研功底。

與兩位博導合影

當我進入她的課題組后，才真切體會到什么是學術與科研的“硬標準”：研究設計的思路必須邏輯清晰，才能經得起層層追問；理論框架的搭建必須完整閉環，不能有任何漏洞；實驗數據需要反復校驗，必須確保每一個數字真實可靠；研究倫理審批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紅線。

博士期間的周例會，對我而言更像一面“照妖鏡”，任何一點偷懶與敷衍，都會被無情地映照出來。

有一次，我在匯報實驗進展時，出現了一個微小的邏輯漏洞，被導師當場指出。她沒有給我留絲毫情面，要求我在下次例會前補充完整的證據鏈和對照實驗數據。

批評雖然嚴厲，但之后，她第一時間給我發來厚厚的文獻清單，標注出需要做復現實驗的段落和需要重新做對比測試的算法，甚至幫我聯系實驗室，借來了專業設備進行數據壓力測試。

最艱難的一段日子，我幾乎把實驗室當成了家。白天泡在里面做實驗，記錄每一組數據；夜里復盤實驗過程、撰寫研究報告，困得實在睜不開眼，就趴在沙發上瞇一兩個小時。

讀博期間，我頭上的白發肉眼可見地增多，眼角的皺紋也深了不少。但我始終慶幸自己沒有放棄選擇計算機專業的初心，在咬牙堅持的自我逼迫中，真正觸摸到了學術的本質。

02

發表學術論文，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馬拉松

在我所在的計算機學院，博士生想要申請畢業答辯，必須先邁過一道學術門檻：至少有一篇論文被主流學術數據庫收錄（SCI/WoS），或者有達到規定數量的同等水平成果，否則就沒有進入答辯程序的資格。

讀博期間，我先后成功發表了4篇學術論文，其中2篇被世界頂級學術平臺收錄、1篇發表在影響力較高的國際期刊上，還有一篇學術會議論文被IEEE（國際電氣與電子工程師協會）收錄。

每一篇論文，從題目擬定到摘要撰寫，從研究方法的闡述到實驗結果的分析，從圖表的設計到附錄的補充，都經過了兩位導師逐字逐句的審閱，哪怕是一個標點符號的錯誤，她們都不會放過。

其中，我的第一博導Masitah教授尤為嚴格，她總能在看似完美的論述中找到核心問題：“為什么選擇這種統計方法？”“有沒有試過其他方法做對比？”“附錄中為何不補充更多實驗復現所需的數據？”她關心的從來不是論文能不能發表，而是研究能不能站得住腳、邏輯是不是足夠嚴謹。

向期刊投稿的過程，像是一場漫長而艱辛的馬拉松。在四年里，我先后向60家國際期刊投過稿。在反復被期刊拒絕后，我只能重新梳理研究思路，修改論文內容，然后再次投稿。

其間還遇到過一場“烏龍”事件——因為投稿系統出現故障，我的一篇論文被誤認為“一稿多投”，我因此收到了來自期刊編輯部的嚴厲警告。那一刻，委屈、憤怒、無助涌上心頭，差點讓我放棄。

而最黑暗的一段時光，是我的研究模型開發陷入了瓶頸，幾次模型搭建后都出現了各個子模塊之間的邏輯錯誤，無論我怎么調整參數，實驗結果都達不到預期，之前寫好的代碼也被我推翻重寫了無數次。

那段時間，我每天都活在自我懷疑中，甚至開始質疑自己是否真的適合在計算機領域繼續鉆研。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我倍感迷茫時，摯愛的父親突然離世。巨大的悲痛就像一張網將我緊緊包裹，我整個人就像在濃霧里行走，看不清方向，學術研究也因此停滯。但我的導師沒有因為我的處境而降低要求，只是在郵件里說：“先處理好家里的事，調整好狀態，回來我們一起解決問題。”

所幸家人的支持從未缺席，在妻子和孩子的安慰與鼓勵下，我重新振作，將所有期刊的評審意見逐條梳理，建立了一份詳細的“反駁與修正清單”。導師建議我復盤十幾家核心期刊的評審意見，找出共性問題后對論文進行重新修訂。這個過程就像一場自我手術，每一次對被否定的回顧，都像在揭自己的傷疤。但也正是這場“手術”，讓我看清了自己研究中的不足與疏忽。

03

四次大修畢業論文，學術科研從無捷徑

比論文發表更考驗心性的，是畢業論文的編寫與精修。

當我將長達573頁的論文初稿提交給導師后，兩位博導用紅筆逐頁標注，提出了第一次大修要求：“學術寫作不是信息的堆砌，而是核心價值的聚焦。刪減所有無關枝節，讓你的研究結論站得住腳、清晰可辨。”

在接下來的大半年里，我經歷了四次大刀闊斧的修改。

第一次大修，我忍痛刪掉了110多頁冗余內容，重新梳理理論綜述，只保留了與研究模型直接相關的核心理論；第二次修改，導師指出我的實驗分析中部分內容邏輯松散，于是我重新搭建論證框架，將幾組實驗數據按“問題—方法—結果—結論”的邏輯重新組織，精簡了近80頁；第三次修改聚焦細節，從圖表的規范性、公式的準確性到參考文獻的格式，兩位導師逐頁審閱，甚至幫我標出了表述冗余的句子；最后一次修改，是對核心論點的升華，導師引導我跳出具體實驗，站在學科視角總結研究的創新點與局限性，這一次精簡了近20頁，最終將論文濃縮為320頁的版本。

每次提交修訂稿后，兩位博導都會抽出時間與我討論，并向我解釋“為什么要刪”“如何聚焦”，同時分享她們自己的寫作經驗。這種極致的嚴謹與耐心，不僅讓我的論文實現了質的飛躍，更讓我深刻感受到對學術研究應有的敬畏之心。

隨后，我將修改后的論文內容與實驗數據進行提煉整合并再次投稿。當第一封知名學術期刊的錄用郵件出現在郵箱時，我盯著屏幕愣了很久，長時間壓抑在內心深處的情緒瞬間散開，眼眶漸漸濕潤。那些日子所經歷的焦慮、不甘、委屈的情緒，在那一刻都化成了踏實的輕松。

所有的堅持都沒有白費，我沒有辜負自己對所研究領域的執著與堅守。

04

四年博士經歷，帶給我“三種底氣”

近年來，中國與馬來西亞的經貿、教育合作不斷深化，中馬聯合實驗室、跨國企業研發中心、高校聯合培養項目等合作平臺越來越多。馬來西亞以英語為主要語言的工作環境、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圍、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為國際化人才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這里不是“就業洼地”，而是一片充滿機遇的“練兵場”。

在我的博士同學中，有人憑借出色的科研能力留校任教，繼續在計算機領域深耕學術；有人進入馬來西亞的其他高校，成為學科建設的骨干；也有人加入華為、騰訊、微軟、谷歌等跨國科技公司的馬來西亞分部，從事IT工程與研發工作；還有人選擇回國，進入省部屬高校或科研機構。

畢業答辯合影

對我而言，博士文憑從來不是可供炫耀的資本，我更為看重的，是這段讀博經歷賦予我的三種“底氣”，這能讓我在職業道路上走得更穩、更遠。

第一種是學術底氣：通過四年的科研訓練，我深刻理解了國際學術圈對數據質量、研究復現性的重視，這讓我在后續參與教育項目時能夠更精準地把控研究標準，避免出現“偽科研”“假數據”的問題；

第二種是行業底氣：因為親身經歷過馬來西亞的高等教育體系，并深入研究人機交互方向，我能更客觀地評估不同國家、不同院校的培養模式與考核要求，而不是人云亦云地推崇“名校光環”；

第三種是長期底氣：這段經歷讓我明確了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將人機交互與人工智能技術更系統地融入國際教育實踐中，讓技術真正服務于教學目標的實現和學生體驗的提升。

從44歲重新走進校園，到48歲通過博士畢業答辯，這四年里，我獨自在馬來西亞度過了太多難以言說的艱難時刻。

如今，回望這段在異國他鄉的博士求學之路，我更加確認了兩件事——第一，教育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探索、修正與成長，它教會你的，不只是知識，更是面對困境時的堅韌、面對質疑時的篤定及對初心的堅守；第二，技術終究要回歸人本，真正有意義的技術，應符合人的注意力規律與認知負荷規律，從而幫助人更好地學習、更好地生活。

來源：本文系原創，原載于《留學》雜志2026年第1期，作者徐昊系馬來西亞理工大學博士、國際教育從業者

編輯：槿祎

終審：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