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態遺產在開放中生成（上） | 社會科學報

在歷史保護與城市更新的語境中，只要加上“活態”二字，似乎就意味著已經擺脫了以建筑為中心的舊范式，轉而關注人、生活與地方文化。但正是在這種普遍的接受中，有些問題被遮蔽了：當生活被當作可以被設計和管理的對象時，它還剩下多少生成的可能？或許，活態遺產真正需要被保護的，是使生活仍然能夠在歷史肌理中繼續演化的可能性。

原文 ：《活態遺產在開放中生成》

作者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張俊

圖片 |網絡

在歷史保護與城市更新的語境中，“活態遺產”正在成為普遍接受的概念。在實踐中，“活態”并未停留在價值判斷層面，而是迅速被轉譯為規劃要素，生活方式被界定、被分類、被寫進圖紙，歷史街區由此成為需要被“盤活”和“完成”的項目。在某種意義上，活態遺產面臨的風險不僅來自拆除與破壞，還來自過早理解、過度界定、過分確定的“保護”。當生活被納入管理體系，生成性便開始退場；當遺產被視為成果，歷史也隨之停止發生。活態遺產真正需要被保護的是使生活仍然能夠在歷史肌理中繼續演化的可能性——一種不被提前定型、也不被外部力量完全接管的未來。由此，真正的活態遺產必然是不完整的、不穩定的，甚至是不太“好看”的。未完成性，恰恰是它抵抗被消耗、被展示、被提前終結的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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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活態”又做成了“靜態”

圍繞活態遺產，既常見又隱蔽的誤區是仍然把它當作特殊的“對象”。在部分保護與更新規劃中，治理思路并沒有真正發生變化。過去保護的是“建筑本體”，現在把對象擴展為“建筑加生活”。看似進了一步，實則延續的仍是文物式的思維慣性，只是清單更長、管理要素更多。此思路背后隱藏的前提是，它默認活態遺產是可以被清楚界定、被穩定識別，甚至可以被“凍結”在某個被認為最理想的狀態之中。

活態遺產從來不是可以被固定的對象，歷史環境并不是盛放生活的容器，而是生活本身持續發生的場域。它沒有清晰的邊界，也不存在可以被反復復制的“標準形態”。它更像不斷交換、不斷調整的生態系統，內部要素彼此滲透，又持續與外部世界發生關系。在此系統中，“歷史”并不是已經結束的過去，而是那些曾經顯著并且仍在當下發揮作用的力量。歷史街區中真正重要的，并不只是被保存下來的空間形態，而是那些仍在發生的實踐過程。街角隨意擺放的竹椅、窗外伸出的晾衣桿、為應對家庭結構變化而臨時加建的閣樓，這些看似瑣碎甚至常被視為“問題”的空間行為，恰恰構成了歷史環境得以延續的具體方式。它們不是設計的結果，而是在長期使用中不斷生成、不斷調整的產物。

一旦試圖為“應當保留的生活方式”劃定邊界，試圖提煉所謂的“核心要素”，并將其轉譯為風貌導則、展示內容，原本流動的過程就會被迅速壓縮。生活不再被允許自行變化，而只能在被認可的框架內重復。當晾衣被視為“影響風貌”，當鄰里協商被替換為統一規定，當日常實踐被簡化為幾項可展示的“文化符號”，一旦某種生活方式被正式“確立”，活態遺產往往也就失去繼續演變的空間。因此，活態遺產常常是在被充分理解、被認真界定之后悄然失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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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三種溫和的“枯萎”

在當下的城市更新中，活態遺產失去生命力，并不必然伴隨著推土機的轟鳴。相反，它常常發生在更具迷惑性的“保護性破壞”中。

當秩序開始替代生活

在許多城市的歷史文化街區，人們都見過類似的場景：原本五花八門、略顯雜亂卻各具性格的商鋪招牌，在短時間內被統一成固定風格。招牌原本是商戶與街道、與顧客進行溝通的界面，一旦被強制納入統一標準，微觀調整的空間便迅速縮小。問題不在于是否需要秩序，而在于秩序是否開始要求生活為其讓路。在不少老街區，家門口臨時擺放的桌椅、晾曬衣物、種植盆栽常被視為“不文明”“影響風貌”。然而，正是這些不被設計的空間使用方式，使得高度受限的居住條件仍然“勉強可住”。這些實踐看似無序，卻是高度情境化的生活智慧，它們依賴協商、默契與不斷調整。一旦這些行為被整體調整，地方性實踐被壓縮為“合規”與“不合規”的二元選擇，生活的彈性也隨之消失。

當生活必須“像生活”

在不少歷史街區與遺產地，因為“文化傳承”“旅游開發”“在地體驗”需要，原住民并未被完全遷出，甚至被鼓勵“留下來生活”。然而，居民需要過“符合期待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其日常不再只屬于自己，而是要面向游客的目光。一位想把木門換成更結實門窗的老人，可能會被告知“不符合風貌”；原本為了鄰里往來的聚會，可能被重新安排進旅游路線。生活仍在發生，但發生的目的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在某種意義上會導致意義的空心化。當祭祀、手工藝或鄰里活動不再服務于社區內部，而是按游客時間表進行展示，它們就從實踐轉變為表演，從信仰轉變為節目。這種“舞臺化的真實”最終制造的并不是文化延續，而是高度可消費的歷史布景。原住民成為演員，家園成為片場，而生活則退到幕后，活態遺產也從仍在生成的生活世界，變成了持續運轉的文化裝置。

當時間被切成段落

生活是連續的，是沒有終點的過程。當遺產保護被拆解為一個個項目，一旦“竣工”“交付”“通過驗收”，在制度意義上，這個地方就被視為“已經完成”，此后發生的任何變化都更容易被認定為“破壞成果”。這種“驗收思維”是活態遺產的隱形敵人。它追求靜態的最優狀態，卻無法容納生活必然包含的試錯、修補與反復調整。一些被視為失敗的案例反而蘊含了另一種可能性。在部分城市改造中，由于官員變化留下的一些未完成工程，在物理意義上無疑是失敗的。但恰恰是在這些規劃失效的縫隙中，居民自發形成了非正式的居住與使用方式，使得一些無處安放的生活反而在縫隙中可以展開。

[本文后續詳見本期二條推送]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6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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