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種地到底能掙多少錢？這五年我們問了一千多位農民

趙玉順，B站up主“遇真紀事”主創之一。

他們都還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勞作，但是一切卻都奇異地改變了：原來的耕地變成了工地、農民變成了工人。

時代交接處的中國農民

大家好，我是趙玉順，和袁貞貞一起創作村鎮紀錄片頻道“遇真紀事”。

從2021年到2025年，我們實地走訪了全國各地超過一千個村鎮，在水田、旱地和果園，跟一千多位操著不同口音的農民有過對話。

在這些直接對話當中，我們意識到，現在正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過渡的時代，而我們這些年記錄的就是時代的交接處。

那么，時代交接處的土地、農民還有農作物，目前都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

2024年3月，我在福建莆田見證了一個大型的土地平整現場，一眼看過去進度已經到了99%。

剩下的1%是因為還有老人在堅守著自家的田地種蔬菜，結果成為了“釘子田”。

一位還留著4分田的大叔跟我說，孫子在縣城上高中，他不放心學校的大鍋飯，想要每周五孫子回家時都有新鮮的蔬菜吃。

但是周邊絕大部分村民，都以一畝一年600到800元的價格把田地承包出去了。往往是種植大戶或者農業公司把這一大片地都承包下來，準備用機械規模化耕作。

那么，個體農戶為什么會把土地承包出去？

當地村民給我的答案是：年輕人出去了，老人種不動了，所以田地被承包了。

這三句話非常簡單，但每一句信息量都非常地大。但其實不僅僅是這樣，村里還有一類人是“出去又回來了”。

出去又回來了

2022年8月，我在廣西河池大化縣的紅水河邊，遇到了兩位70歲左右的大叔。他們年輕時都在廣東打工，一個在東莞做玩具，一個在深圳拉石頭，工作了幾十年，直到年紀大了之后被辭退。

當時我沒有特別留意兩位大叔的工作轉變，但在此后的兩年間，我在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村鎮不斷聽到相同的人生經歷：年輕時進城務工，年過60后返鄉務農，同時想方設法找臨時工做，成為老年農民工。

其中，湖南株洲的一位大叔給我的印象最深。那是2023年的夏天，太陽火辣辣地曬得人皮膚痛，我當時走在田埂上，迎面看見一位大叔把工地的安全帽當遮陽帽戴在了頭上，然后走進藕田勞作。

后來，在湖南永州的煙田里，我又遇見了一位66歲的大叔。他之前跟著老板在武漢打工，要么是工地蓋房子，要么是河邊修堤壩，總之都是一些苦活、累活，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農民進城就是賣力氣。

但自從過了60歲，老板就不喊他賣力氣了。大叔說，他也不怪那個老板，收拾了幾件衣服就坐火車回家了。

之后他的情況是，把家里的田租給承包戶，自己再被承包戶雇傭種煙葉，不過必須在煙葉需要管護時才有活干，平均下來一個月也就幾天。有工作時，一天8個小時，可以得到140元。

這個工資其實相對還不錯。因為4個月之后，也就是2023年9月，我在陜西咸陽的獼猴桃園里得知，當地婦女一天摘8小時獼猴桃，工資竟然只有50元。

我當時問了幾位阿姐，為什么工資這么少？她們的回答是，在村里有個活干就不錯了，就這還不是每天都有得干，要跟著獼猴桃的生長節奏走，施肥、打藥、修枝、采摘，一個流程干上幾天。

阿姐們的工作時間一般是早上8點到下午5點，中間休息一個小時，老板包飯。那天中午，阿姐們的午飯是疙瘩湯，大家就在老板會客室門口的臺階上排排坐，很快就把一大碗疙瘩湯吃完了，等到下午1點又去摘獼猴桃。

摘到5點，不知道誰喊了一句“下班啦”，原本忙著摘獼猴桃的阿姐們突然就全部停了下來，有的騎電動車飛快跑了，剩下的拎著自己的飯盆，成群結隊走在回家的路上。這樣的情景，讓我想起以前放學鈴一響就跑出教室的自己。

其實，阿姐們都是周邊的村民，種獼猴桃的地也是她們租給老板的，一年一畝1000元。

所以，不管是湖南煙田里的大叔，還是陜西果園里的大姐，都還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勞作，但是一切卻都奇異地改變了——

原來的耕地變成了工地，原來的農民變成了工人。

那么，當農民把土地出租成工地之后，自己的生活所需是否還能滿足呢？

當代拾穗者

貞貞家在廣東湛江的一個小鎮。大約在十年前，一家黑龍江的農業公司從北到南縱跨了近4000公里，把小鎮周邊的地都承包下來種番薯了。

在過去的五年，我就看著家后面的番薯地一年收獲兩次，每次收獲的時候老板就從周邊村里雇上百個婦女，在地里把機器挖出來的番薯打包裝箱，再送到后面的那輛貨車，運到全國各地。

這幾年這個番薯還挺有名的，大家如果去逛精品超市的話，或許會看到這樣的番薯。

但是，總會有一些埋在地里的小番薯被落下，老板不會再專門雇人去收集，因為人工費劃不來，所以一般都是村里的老人過來撿拾。我印象最深的是這一位，她已經80多歲了，已經駝著背，但還是提著兩個化肥袋在那里挖番薯。

她其實就是現代的拾穗者。

拾穗原本是一種傳統，從古到今，從東到西都是如此，只不過在土地大量被承包的當下，拾穗又多了一重現實的意義。

阿婆說，撿回去的番薯主要是喂雞鴨，如果有好的也會煮來自己吃。所以在土地被承包后，且不說村民的蔬菜、雜糧是否足夠，最先受到影響的反而是家禽。

同樣的情況，我在云南也遇到了。嵩明縣是云南重要的蔬菜基地，2025年3月，我在這里的蔬菜工廠看到了堆積如山的蔬菜。他們走的應該也是精品路線，會把一些沒有那么漂亮或者最外層的蔬菜給剝出來。

那天下午，我看到好幾位周邊的村民拿著蛇皮袋過來撿菜葉，他們跟我說，拿回去用來喂雞鴨正好，因為現在村里的地都承包出去給老板種大棚蔬菜了。

我問為什么地都承包出去了，有位大叔一邊撿菜一邊說，老板開價一畝一年1000多元，要是自己種糧食的話，辛辛苦苦一年也就掙這么多錢。

大叔把種地的收入和土地出租的必然性聯系了起來，那么，種地的收入究竟如何？

種地能掙多少錢

近幾年我的確專門走訪過這個問題。讓我們再次回到2022年的8月。

在廣西河池大化縣的紅水河邊，那位曾經在東莞玩具廠打工20多年、后來因為年紀大了被工廠辭退的大叔給我算了一筆賬。

以他當時正在種的玉米為例，種子、農藥、化肥加起來的成本在400元左右一畝，風調雨順的時候畝產量在1000斤左右，收購價通常在1塊2到1塊5之間，算下來一畝玉米的純收入在800塊到1100塊之間。當然如果種兩季的話，這個收入可以乘以2。

不過，大叔特意跟我強調說，這是沒有把種植、日常管護還有收獲玉米的人工成本算進去的。后來我才知道，種地不能算人工成本是東南西北的個體農戶的共識，因為越算越覺得不劃算。

大叔所在的廣西河池，喀斯特地貌占了總面積的65%，對于游客來說很漂亮，但對于農民來說全是種不了任何作物的石頭山。耕地在這里非常稀缺，甚至玉米只能見縫插針地種在石頭縫里。

我忍不住在想，如果是可以大規模機械化操作的平原地帶，農民種地的收益又會如何？

2022年10月，我們去到了華北平原。

同樣是種玉米，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實現了全機械化種植，對于南方農民而言，乍看上去簡直是夢幻般的農業劇本。

我們走訪的是河北石家莊一帶，經過正定縣時，我們被一個糧站吸引了，里面堆滿了金黃的玉米。玉米的主人是一位59歲的大叔，作為收購商，當天上午剛發了一批玉米到內蒙古。

我跟他說，河北比廣西種玉米要輕松多了。他說，我們這里靠機械，的確沒那么辛苦，但問題是人均耕地也就一畝，要想靠種地掙錢，就必須大規模包地。

事實上，這個結論放到全國也同樣成立。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結果顯示，2019年底，我國耕地面積19.18億畝，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36畝。按一家四口人計算，也只有5.44畝。

所以大叔跟我說，石家莊一帶的普遍情況就是，絕大部分人都選擇把耕地出租給種植大戶或者農業公司，自己就靠外出打工為生。因為你在地里耗，也耗不起。

他用了“耗”這個字，“耗”是一個動詞，也可以理解為人的一種生活狀態。

一畝三分地的確很難養家，但如果是在地廣人稀的東北，情況又會是怎么樣？

2023年8月，我們第一次踏上了東北大地，在齊齊哈爾的拜泉縣遇見了一位80多歲的老人，樹林后面就是他家的地。

他家有50畝地，一戶50畝地在南方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的確有50畝地，而且還是肥沃的黑土地，他一半用來種玉米，一半用來種大豆。在沒旱沒澇的情況下，一畝玉米的純收入是七八百塊錢，一畝大豆的純收入是四五百塊錢。但因為氣候寒冷，一年只能種一季，所以這50畝地一年的純收入就是3萬多塊錢。

老人說，他的子女早早就離開了家，有往城里走的，也有離開東北往南方走的。

種糧食收益有限，那么

種經濟作物呢？

從2023年4月開始，我和貞貞決定開啟一個系列紀錄片：中國經濟作物觀察。目前已經更新到了第14集。我們想以經濟作物為切入點，去理解土地、農民和農作物。

經濟作物其實也分很多種，第一種我把它總結為“老天爺賞飯吃”。比如信陽毛尖的核心產區，還有黃山的太平猴魁的核心產區。

我們在和當地茶農的直接對話中了解到，收益的確非常不錯。特別是在猴坑村，2025年4月我們進村的時候，看到張貼出來的村情介紹里非常驕傲地寫到，2019年猴村組的人均年收入達到了20多萬元。

不過，這只是山頂少數茶農的故事，山腳下的大多數茶農糊口都難，還要靠外出打工補貼家用。

除了看天吃飯，經濟作物還要看市場吃飯。

比如茉莉花，可以用來做花茶，也可以用來做精油和香包。2024年8月，我們去到了廣西橫州，這只是一個縣級市，但茉莉花產量占全球的60%。

茉莉花的收購價像股價一樣是實時變動的，當時的收購價超過了40元一斤，所有的花農都向我確認，這就是歷史最高價。

花價好花農自然高興，但一位大哥又有點擔憂，他跟我說，2024年價格好是好，就是不知道明年行不行。

結果一語成讖，到了2025年，茉莉花價長期在10塊以下低位運行，直到8月中旬我們再去橫州回訪時，才回暖到10幾元一斤。

價格不好的話，花農要么選擇低價把它給采摘出來，要么只能讓它在地里開放。茉莉花一開放，它的香氣就會逸散，成為經濟價值為零的廢花。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農產品賣不出去的情況，其實，不管農產品的價格是高還是低，整個產業鏈里面最開始也最辛苦的農民是毫無還手之力的，沒有任何的議價權。

一旦價格不理想，收購商可以不收，廠商可以不要，消費者可以不買，但花農卻早已經把成本都投入了進去。

除了看天、看市場，種植經濟作物還要看技術和成本吃飯。

廣東茂名是全世界最大的荔枝產地，但我在這幾年的走訪中發現，荔農的老齡化現象非常突出。

這位老人頭發已經花白，他已經76歲了，種了40多年荔枝。

他原本有100多棵荔枝樹，但現在年紀大了，只能把山坡上的荔枝樹都拋荒，留下平地上好打理的30幾棵荔枝樹。

因為山坡上的荔枝樹是這樣的，坡度應該有四五十度。荔農是用簡易的滑軌把摘下來的荔枝運下去的。

但如果是在更高更陡的山坡，那就只能靠純人工。

這些荔農的后代都跑去珠三角工作了，等到老人種不動時，荔枝樹要么拋荒，要么出租給種植大戶或者農業公司。

種荔枝最關鍵的環節一個是采摘，另一個是打藥。個體荔農往往是人工打藥，但農業公司這幾年已經普及了無人機打藥，可以節約大量人工成本。并且因為是規模化種植，農藥和化肥的單位面積成本都比個體荔農低，在銷售方面也比個體荔農擁有更多線上和線下的渠道。

所以總結一下，個體小農種糧食作物不掙錢，種經濟作物又缺乏資金、技術和銷售渠道，難以和農業公司競爭，所以在老人種不動之后，家里的土地就只能選擇被承包。

包括在座的各位，如果你們家來自村鎮的話，很可能你家的地也以幾百塊錢到一千塊錢左右的租金，正在被別的人承包。

記錄最后的中國農民

當我們了解了這一切之后，再回過頭來看這張“釘子田”的照片，就可以更加理解為什么絕大部分的村民都會把自己的地給承包出去了。

大戶承包散戶、散戶再給大戶打工的情況，這些年全國各地都在如火如荼地進行。即便是這張照片中的老人，他現在還可以堅守那四道田埂，但再過一些年，他的子孫又是否能守得住呢？

在我的理解中，這一批老人其實就是最后的中國傳統農民，等到他們退場，就意味著沿襲五千年的個體小農時代宣告落幕。

每次看到一個個這樣佝僂著腰的老人，我心里都會非常感慨，他們經歷過三年大饑荒、修水庫、交公糧，更年輕一些的在改革開放后進城務工，又在年滿60后返鄉務農，一輩子都在為國家的發展做貢獻。

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時，新華網發表了一篇叫做《告別農業稅》的新聞評論，里面寫道：

據統計，從1949年至2000年，農民給國家繳納了7000多億公斤糧食。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征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正是依靠農業“乳汁”的哺育，新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起點上，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

對于這批農村老人來說，除了交公糧，最深刻的集體記憶還有修水庫。

1958年到1960年，湛江修建了被稱為“廣東最大人造海”的鶴地水庫，以及一條配套的運河，叫雷州青年運河，因為當初召集的30萬勞動力主要是青年人。

貞貞的阿嫲梁秀珍就是那30萬年輕人之一。阿嫲說，當年村里的人天還沒亮就集合，走路到縣城的火車站時天已經黑了，一群人又餓又困，直接躺在火車路上就睡著了。

雷州青年運河

2024年8月，我們帶著阿嫲重新去看了雷州青年運河。這是運河建成64年后，她第一次回到這個地方。只不過她已經從一個手腳有力的青年，變成了一個行動不便的老人。我牽著她走在這個觀景臺上，她拄著拐杖，說了一句讓我心靈震顫的話：

“運河啊運河，今日我拄著拐杖來看你。”

我當時在想，還有多少人會記得當年修水庫、修運河的30萬年輕人？又有多少人會真正在意這批農村老人所作出的貢獻？

每年的全國兩會都有人大代表建議提高農民養老金，我也曾經往人社部和農業部的部長信箱投遞過信件，呼吁提高農民養老金。當然，目前的確每年都有提高。2025年的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最低標準提高了20元，達到了143元。

其實，很多為工業化發展做出貢獻的農民已經離去，比如我的爺爺和奶奶。但也正是因此，才更要對還健在的這批老農民更好些。

這是遇真紀事所有創作的母題和源動力。因為我和貞貞兩個人都是留守兒童，都是爺爺奶奶帶大的。

這是我的奶奶劉晚秀，劉晚秀這三個字她一輩子都沒學會怎么寫，因為她一天學都沒有上過。

但就是這樣一個被稱為文盲的農村婦女，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告訴我：“順伢子，你以后要去北京讀書，不然去上海也行。”她不說廣東，因為村里的年輕人去廣東主要都是進工廠。

我很聽話，一直拼命讀書，最終考上了一所二本學校。我知道這些年，很多人在討論“小鎮做題家”的發展困境，但其實“小鎮做題家”已經是百里挑一的存在，而我和貞貞都是剩下的那99個。

我學的是新聞，貞貞學的是中文。找工作時我往很多大媒體投過簡歷，但真的就是石沉大海，唯一收到的回復就是自動回復。

后來，我終于進入了一家地方報社，每天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奔走。采寫的稿件很不少，我也從中收獲了很多成長，但總是感覺哪里不對勁。

比如新高鐵開通、舊小區改造，這些對城市來說當然是重要的，但我總覺得有一種疏離感，卻又不知道怎么辦。

恰好這種疏離感貞貞也有。我們都覺得，作為兩個來自村鎮的青年，辛辛苦苦學到了一身關于傳播的本事，卻沒有用在自己最關心的人和土地之上，心里面很不甘心。

所以就有了遇真紀事。兩個人的名字各取一個字，然后用鏡頭紀事。我們在過去的五年記錄了村鎮、土地、農民和農作物，接下來的至少五年間，我們還會一直的向前進。

最后，我想跟我在天堂的奶奶劉晚秀、爺爺趙富春說，你們的孫子沒能考上北京的大學，但今天站在了上海的演講臺。

爺爺奶奶，我很想念你們。

謝謝大家。

文章根據現場、演講稿及試講整理而成

策劃：CH

剪輯：大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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