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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美國牧師狄樂播至山東濰縣(今濰坊市)建立“樂道院”,內設教堂、學校和診所,用以傳教、辦學和治病。1942年,日軍在此設立“敵國人員生活所”,先后集中關押了25個國家2000多名所謂“敵對國僑民”,一度成為二戰期間亞洲境內最大的“集中營”,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這個既傳播了文化,又曾成為野蠻之地的所在,就是現今虞河橋邊的濰縣西方僑民集中營舊址,也是王威長篇小說《虞河橋》敘事展開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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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河橋》選取的時間階段,是1942至1945年,即這一空間作為集中營的時期。空間的封閉和時間的短暫,容易切斷綿延的生活之流,顯然并非長篇小說的最優選擇。不過,憑借對這段歷史的熟悉和出色的想象力,王威在空間上引入濰縣地下組織和群眾對僑民的暗中援助,從而讓集中營內外的人們在行動上連通起來;在時間上走入人物的記憶和內心深處,既拓展了人物實際的活動范圍,又增加了心理時間的多義性。由此,這部乍看起來時空略顯逼仄的長篇,就有了值得稱道的宏闊感。
集中營關押的人員眾多,如何根據不同的角色分配筆力,也變成了對作者的考驗。王威采取的方式,既有對集中營中不同場合,如操場、廚房、劇場中的群像描寫,更有重點描摹,如敘述者諾亞,如他的好友邁克,如他曾跟隨流浪的馬戲團長帕特。通過群像和單獨的人物刻畫,小說呈現出集中營方方面面的情形,也讓生活在其中的很多人有了明確的樣貌。他們不再只是某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犧牲品,而是擁有各自獨特生命歷程的“這一個”。
一部好的小說,每個人的行為都應該是合理的。集中營中的人,當然不會因為遭難即全然正確,他們各有自己的天然本性——諾亞擁有藝術才華,但略欠缺一點現實感,因此才會導致高墻外的中國“比爾”遇害;邁克滿身血氣,可少了一絲絲韌性,因此其斗爭有時猛烈有時卻頹喪;帕特天生惡德,往往欺壓被關押人員,卻因此面對關押方的挑釁毫不示弱;諾亞覺得背叛了自己的母親貝拉,此前性情里有造作的成分,隨著時間變化部分轉化成了愛;愛著邁克,卻不得不為了養活一家人而遠離他的溫妮,有她的軟弱和軟弱里的責任感;即便是管理集中營的日本小兵望月,也有著他被強制征兵的無奈。
需要提及的另一個人物,是后來跟諾亞母親生活在一起的西蒙。他在小說中出現的次數算不上特別多,但富有愛心而能節制,出現的時候總能給人安慰,是世間罕見的基石型人格。就像墻外的中國比爾死了,“我”情緒失控,“西蒙上前抱住了我,我的耳邊終于響起他溫暖的安撫,史蒂夫(諾亞離家出走前的名字),讓自己冷靜下來”。當然,作者也并沒有把西蒙理想化,而是始終讓他置身于過往的經歷和集中營的現實之中,在不同的情景下做出自己的選擇,并不因他天性卓絕而不會遇到人間的種種困苦。
集中營內外的時空,以及在其中頑強地生活和抵抗著的人們,最終構成了一個豐富的世界,包含著艱難的時運,也包括了復雜的人心。正像尼爾斯·玻爾說的,詩人受到音節和韻腳之類的約束,從而必須比普通人更殫精竭慮地對自己的素材下功夫,故此能夠更好地表現人類社會中那些微妙的關系。《虞河橋》的作者,或許正是因為意識到了寫作的各種困難,才讓那個原本可能束縛手腳的題材問題,最終變成了一種推動的能量,讓小說長成了豐贍的模樣。
從行文不難看出,王威同情著過往的受難者,體諒著每一個出現在筆下的人物,思考著這些集中營中的人們有著怎樣的過去,設想他們在以后的生命歷程中變成什么樣子,因此給作品注入了難得的當代氣息。于是,這個長篇看起來就不只是一部歷史小說,那些對和平的渴望,那些對生命的珍惜,并非過往的他者故事,而是仍然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現實。在作者莊重而樸素的敘事中,那些逝去的生命和他們經受的苦難,并未隨風而逝,反而生出了屬人的血肉,變成了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融入了當下的每一個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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