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小說的當代氣息 | 黃德海

1882年，美國牧師狄樂播至山東濰縣（今濰坊市）建立“樂道院”，內設教堂、學校和診所，用以傳教、辦學和治病。1942年，日軍在此設立“敵國人員生活所”，先后集中關押了25個國家2000多名所謂“敵對國僑民”，一度成為二戰期間亞洲境內最大的“集中營”，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這個既傳播了文化，又曾成為野蠻之地的所在，就是現今虞河橋邊的濰縣西方僑民集中營舊址，也是王威長篇小說《虞河橋》敘事展開的空間。

《虞河橋》選取的時間階段，是1942至1945年，即這一空間作為集中營的時期。空間的封閉和時間的短暫，容易切斷綿延的生活之流，顯然并非長篇小說的最優選擇。不過，憑借對這段歷史的熟悉和出色的想象力，王威在空間上引入濰縣地下組織和群眾對僑民的暗中援助，從而讓集中營內外的人們在行動上連通起來；在時間上走入人物的記憶和內心深處，既拓展了人物實際的活動范圍，又增加了心理時間的多義性。由此，這部乍看起來時空略顯逼仄的長篇，就有了值得稱道的宏闊感。

集中營關押的人員眾多，如何根據不同的角色分配筆力，也變成了對作者的考驗。王威采取的方式，既有對集中營中不同場合，如操場、廚房、劇場中的群像描寫，更有重點描摹，如敘述者諾亞，如他的好友邁克，如他曾跟隨流浪的馬戲團長帕特。通過群像和單獨的人物刻畫，小說呈現出集中營方方面面的情形，也讓生活在其中的很多人有了明確的樣貌。他們不再只是某個特殊歷史時期的犧牲品，而是擁有各自獨特生命歷程的“這一個”。

一部好的小說，每個人的行為都應該是合理的。集中營中的人，當然不會因為遭難即全然正確，他們各有自己的天然本性——諾亞擁有藝術才華，但略欠缺一點現實感，因此才會導致高墻外的中國“比爾”遇害；邁克滿身血氣，可少了一絲絲韌性，因此其斗爭有時猛烈有時卻頹喪；帕特天生惡德，往往欺壓被關押人員，卻因此面對關押方的挑釁毫不示弱；諾亞覺得背叛了自己的母親貝拉，此前性情里有造作的成分，隨著時間變化部分轉化成了愛；愛著邁克，卻不得不為了養活一家人而遠離他的溫妮，有她的軟弱和軟弱里的責任感；即便是管理集中營的日本小兵望月，也有著他被強制征兵的無奈。

需要提及的另一個人物，是后來跟諾亞母親生活在一起的西蒙。他在小說中出現的次數算不上特別多，但富有愛心而能節制，出現的時候總能給人安慰，是世間罕見的基石型人格。就像墻外的中國比爾死了，“我”情緒失控，“西蒙上前抱住了我，我的耳邊終于響起他溫暖的安撫，史蒂夫（諾亞離家出走前的名字），讓自己冷靜下來”。當然，作者也并沒有把西蒙理想化，而是始終讓他置身于過往的經歷和集中營的現實之中，在不同的情景下做出自己的選擇，并不因他天性卓絕而不會遇到人間的種種困苦。

集中營內外的時空，以及在其中頑強地生活和抵抗著的人們，最終構成了一個豐富的世界，包含著艱難的時運，也包括了復雜的人心。正像尼爾斯·玻爾說的，詩人受到音節和韻腳之類的約束，從而必須比普通人更殫精竭慮地對自己的素材下功夫，故此能夠更好地表現人類社會中那些微妙的關系。《虞河橋》的作者，或許正是因為意識到了寫作的各種困難，才讓那個原本可能束縛手腳的題材問題，最終變成了一種推動的能量，讓小說長成了豐贍的模樣。

從行文不難看出，王威同情著過往的受難者，體諒著每一個出現在筆下的人物，思考著這些集中營中的人們有著怎樣的過去，設想他們在以后的生命歷程中變成什么樣子，因此給作品注入了難得的當代氣息。于是，這個長篇看起來就不只是一部歷史小說，那些對和平的渴望，那些對生命的珍惜，并非過往的他者故事，而是仍然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現實。在作者莊重而樸素的敘事中，那些逝去的生命和他們經受的苦難，并未隨風而逝，反而生出了屬人的血肉，變成了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融入了當下的每一個瞬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