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肌理到影像詩學 《我的朋友安德烈》不只是東北故事｜文化觀察

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實習生 徐千然

每到冬天，東北就成了頂流。滑雪、泡澡、二人轉、冰雪大世界、長白山漂流……這些鮮明的話題符號共同占據著人們視野的焦點。然而，不應忽略的是，東北這片土地也生長文學，又從文學中孕育出電影，逐漸形成一套獨特而清晰的敘事美學。眼下，根據作家雙雪濤中篇小說《我的朋友安德烈》（收錄于作品集《平原上的摩西》）改編的同名電影正在上映，再度在許多東北美學愛好者的心中掀起了風暴。

《平原上的摩西》（圖來自出版社）

一場重返與告別的心理考古

在互聯網上，東北的形象很容易被“桌餃、老鐵”與“南北冬戰”等話題簡化。《我的朋友安德烈》的出現，顯得尤為珍貴。它拂去喧囂的表層，將鏡頭對準了黑土地骨子里的那份安靜與悲憫。影片表面是一個關于青春、背叛與創傷的殘酷故事，但更深層的，它是一場對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東北集體記憶與個體心靈的精微考古。

《我的朋友安德烈》是一個關于青春、背叛與創傷的殘酷故事。上世紀90年代，少年李默在東北一個工業小城，接連遭遇家庭破碎與校園不公。當他憑借努力奪得年級第一，卻因班主任孫老師為牟利而篡改分數，失去了寶貴的留學機會。他唯一的光亮，來自同班同學、好朋友安德烈——一個拒絕向虛偽世界低頭的“犟種”。安德烈為李默公開抗爭，最終在與暴怒父親的拉扯中被一桶滾水奪去生命。李默因目睹全程且在關鍵時刻怯懦否認，內心遭受重創，從此背負著愧疚的枷鎖生活。成年后，因父親葬禮重返故鄉的李默，與名為“安德烈”的幻象重逢，并一起踏上了這條被大雪覆蓋的，與往事告別的治愈之旅。

《我的朋友安德烈》（圖來自片方）

不過，好的電影不能只是傷痕的展覽。真正力量在于，它將這則個人悲劇精妙地鍛造成了一則具有古典命運的現代寓言，并在文學內核與影像詩學的深度共振中，完成了對普通靈魂的深沉凝視。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悲劇主角應是“比一般人好”卻帶有某種“錯誤”或缺點的人，其不幸引發觀眾的“憐憫”與“恐懼”，最終達成情感的“凈化”。李默與安德烈，正是這樣一對互為鏡像的有缺點的好人。他們的命運，也成為彼時東北年輕人不同出路的兩種縮影。

安德烈純粹、熱烈、真摯，但也剛硬易折。他將本名“安德舜”改為充滿抗爭意味的“安德烈”，象征對順從命運的叛離。他的人生，如同古典英雄直面不可抗拒的命運，帶有悲壯的必然性。安德烈連同那個充滿工業榮光與傷痛的九十年代末的東北，留在了過去，留在了廢棄的工廠里。

而李默的缺陷，則是人性中更為普遍的恐懼與軟弱。在校長室里，面對師長的審判，他沒有站在安德烈一邊，而是說了一句“我沒有貼”，構成了悲劇的“突轉”時刻。這算不上是多么邪惡的背叛，最多算是生存本能壓倒道德勇氣的瞬間。但是，這一選擇也讓他成為悲劇的共生者，背負了巨大的心理愧疚。之后他的心理創傷正是這場內在沖突的現代顯形。李默的出路是離開——長大后他離開了東北。李默的返鄉奔喪，與記憶中的少年安德烈“重逢”并告別，最終完成的不僅是對友人的告別，更是與父親、與朋友，與一個過去的時代達成艱難的和解。

東北意象的詩學轉化與文學共振

雙雪濤是生長于東北的80后作家，他的作品深深扎根于東北，同時又帶有超越地域的文學性。雙雪濤的文字準確、克制，善于精準描述靈魂，也被文壇所稱道。《我的朋友安德烈》這部影片的靈魂，深深植根于文學性，又通過一套高度風格化的東北意象系統，完成了從心理描寫到視聽象征的卓越飛躍。

植根于文學性的一個精妙的例證，莫過于對李默因成績被老師改動而失去留學資格后“不敢抬頭看老師的臉”這一細節在電影中的呈現。小說中寫道：“整整一堂課，我都沒有把頭抬起來，我怕看見老師……眼淚毫無預兆地襲來，幾乎把我沖垮。”這捕捉了少年極致復雜的心緒：不抬頭，既是無力對抗的脆弱，更是過早看穿成人世界虛偽后，一種奇異的、帶有悲憫的自我保護——他怕看見老師的難堪，怕親手擊碎對“師長”最后的幻想。電影雖未直接復制內心獨白，卻通過少年李默長久伏案、微微顫抖的單薄背影，以及教室死寂般的空氣，將這場“內心海嘯”外化為極具壓迫感的靜默。文學提供了心理真實的深度，電影則賦予它視覺真實的重量。

韓昊霖扮演的少年安德烈（圖來自韓昊霖微博）

在視覺上，導演的鏡頭避開了“東北敘事”中常見的粗礪喧鬧或喜劇化處理，沒有二人轉的滑稽，也沒有短視頻的喧鬧，而是沉靜地凝視著轉型期的沉默、無奈與掙扎。墻體斑駁的廢棄工廠、灰撲撲的廠房、氤氳水汽的澡堂、斑駁的課桌、白雪覆蓋的街道、過年餐桌上的餃子……這些場景并非泛泛的背景，它們共同構成了電影沉郁而真實的底色。那些“輕飄飄的雪花”，因堆積過多，在鏡頭下成了時代沉重的肌理，是覆蓋一切也掩蓋一切的寂靜力量。鏡頭語言極度克制，偏愛中遠景與固定機位，制造一種冷靜、疏離的“凝視”。劉昊然的表演精準呈現了李默“冷冽裹著脆弱”的特質，其內收與沉默，與少數情緒潰堤的瞬間形成巨大張力，完美承載了人物內心無聲的風暴。

從東北故事到普遍心靈史詩

《我的朋友安德烈》的主題是東北少年成長，但它不僅是一部地域敘事或青春懷舊之作。影片浸潤在無可回避的東北地域語境中——嗜酒寡言的父親、隱忍離去的母親、將生活失意轉化為暴力的家長，這些家庭圖景與當時東北工業社會轉型普遍迷茫的社會狀態緊密呼應，勾勒出真實可感的時代陣痛。

與此同時，電影成功將個體的創傷記憶，升華為對勇氣與軟弱、正義與生存、記憶與遺忘等永恒命題的思索。影片中無人完美，“大家都有病”。而這正是其悲劇現實主義的力量——它凝視的是在命運洪流中掙扎的、有缺陷的普通人。觀眾在李默的沉默與退縮中，照見自身曾有過的怯懦；在安德烈身上，喚醒內心被磨損的理想主義。這種共鳴，使得故事超越了“東北故事”的范疇。

影片的落點輕盈而有力。當父子三人共吃餃子的溫情瞬間浮現，當《明天會更好》的熟悉旋律響起，一種復雜的情感得以釋然。溫馨的歌聲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更是一種決絕的告別與希冀：“我要同你告別向前走了，我要決心走向沒有你的明天了。”

《我的朋友安德烈》（圖來自片方）

最終，李默推開記憶的銹蝕鐵門，他所告別的，不僅是逝去的少年，更是對自身受傷靈魂的艱難整合。一聲靜默的“再見”，是一曲為所有失語者、所有內心曾灼傷過的普通人，所吟唱的安魂曲。它不提供廉價的救贖，只給予沉重的理解，以及帶著傷痕繼續前行的、沉默的勇氣。在那片寒冷的雪原與記憶的余溫之間，一段失語的過往，終于發出了深沉而悠遠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