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7年秋天，冷風剛起，黃安七里坪就出了樁怪事。
按說，那幫在深山老林里還要打地鋪、啃樹皮熬了三年的游擊隊員，聽說能下山，不用再過野人日子，怎么也得樂得蹦高。
可偏偏，場面完全反過來了。
紅28軍在大別山的這撥人馬剛湊一塊兒，別說笑臉了，差點直接炸營搞出“兵變”。
大伙兒到了地頭，沒人關心吃的穿的，全在罵街。
罵的對象正是他們的頂頭上司高敬亭，有幾個愣頭青直接指著鼻子吼他是叛徒。
更要命的是，聽說中央派來的代表鄭位三也在屋里，一幫紅了眼的兵直接把房子圍了個水泄不通。
有人甚至擼起袖子要動手，沖著鄭位三嚷嚷：“你是冒牌貨！
你是來賣我們的！”
這可是紅軍，最講紀律的隊伍。
居然敢圍堵中央大員，還要揍司令？
說穿了，理由就倆字，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血債。
這支隊伍在山溝里憋太久了。
這十年，國民黨宰了他們多少親人，燒了多少寨子？
這筆賬還沒算清，高敬亭突然下令：不跟國民黨打了，要接受改編，變成“國軍”。
換成誰，腦子里那根弦都得崩斷。
這會兒，擺在高敬亭和鄭位三面前的，是個燙手山芋。
高敬亭是打仗打出來的硬漢，搞了三年殘酷游擊，碰到這事兒，本能反應就是“硬壓”。
一聽有人圍攻中央代表，他二話不說帶著手槍隊就沖過來了，當場扣了幾個帶頭起哄的。
高敬亭的算盤打得簡單：當兵的就得聽令，敢鬧騰就是造反。
為了穩住局面，必須殺幾個立威。
這招在戰場上興許管用，但在當時那個節骨眼上，簡直是往火藥桶里扔火把。
就在這當口，鄭位三站出來了。
他拍了拍被扯皺的衣裳，攔住了殺氣騰騰的高敬亭。
鄭位三心里有另一本賬。
他對高敬亭說：“這幫兵能活到現在，個個是寶貝疙瘩。
他們鬧，不是想反水，是兩眼一抹黑，不懂行情。”
這幫人在山里沒報紙看，沒廣播聽，哪知道外頭早就變天了？
哪知道日本人已經打進了北平、上海？
在他們腦瓜子里，國民黨還是那個必須你死我活的仇家。
不把心結解開，光靠槍斃人，殺服了嘴也服不了心，隊伍早晚得散架。
于是，鄭位三拍板：把槍收起來，上課。
可這課怎么上？
也是個麻煩事。
名頭就不好定。
掛“抗日班”的牌子？
掛“整編班”？
戰士們一聽這倆字估計當場就得掀桌子。
鄭位三琢磨半天，搞了個不痛不癢的名字——“游擊隊干部訓練班”。
10月初，兩百多個憋了一肚子火的游擊骨干，被攏到了七里坪。
頭一天上課，教室直接變成了訴苦大會。
大伙兒輪流上去哭訴，把蔣介石罵得狗血淋頭，細數國民黨怎么屠村殺人。
那架勢，不像搞統戰教育，倒像是在搞誓師討伐。
鄭位三沒攔著，就在旁邊聽著。
這招叫“先泄洪，后筑壩”，心理戰術玩得溜。
等大伙兒嗓子罵啞了，氣撒得差不多了，鄭位三才亮出他的底牌。
他沒在那兒背干巴巴的大道理，而是拋出了一個問題：
“一個屋檐下，兩兄弟不合，天天動拳腳。
突然有一天，強盜破門而入，要搶家產、燒房子。
你們說，這兩兄弟該咋辦？”
底下立馬有人接茬：“那還用問？
聯手把強盜干趴下啊！”
鄭位三順桿爬：“這就對了，兄弟鬩墻，外御其侮。
現在的日本鬼子就是那個闖進來的強盜。
咱們要死磕國民黨，那不就是幫強盜遞刀子嗎？”
這個“兄弟與強盜”的比方，雖說土了點，但對于大字不識幾個的紅軍戰士來說，比啥大道理都管用。
第一道坎，思想關，算是連哄帶勸地邁過去了。
可緊接著，第二道坎來了，比第一道還難——實物關。
既然要合作抗日，就得有編制。
南京那邊發了話，紅28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
改名字，戰士們忍了，畢竟是為了打鬼子。
可隨后運來的，是一批國民黨撥付的軍需品。
箱子一撬開，現場空氣瞬間凍住了。
清一色的國民黨軍服。
帽子上那個青天白日徽，在太陽底下直晃眼。
對紅軍戰士來說，這玩意兒代表的是過去十年的圍剿、屠殺和死人堆。
“還說不是投降？”
剛才壓下去的火苗子，“轟”地一下又竄起來了。
這一回，比上一回還兇。
“老子回家種地也不披這身狗皮！”
“穿了白狗子的皮，那不就成白狗子了嗎？”
“愛誰穿誰穿，反正我不穿！”
甚至有激動的干部直接沖到軍部所在的蔡家祠堂，質問高敬亭是不是把大伙兒賣了換官做。
局面眼看又要崩。
硬逼著換裝，這支好不容易聚攏起來的隊伍，搞不好瞬間就散伙。
鄭位三又得做選擇題了。
要么強壓，要么妥協不換。
但不換裝，就拿不到合法的抗日身份，后續的糧餉彈藥也別想指望。
咋整？
鄭位三掏出了他從延安帶來的“殺手锏”——一套關于“皮和心”的辯證法。
換裝前一天，他把所有人叫到一塊兒，沒發火，反倒笑嘻嘻地給大家算賬。
“這叫‘西瓜政策’。”
鄭位三指著那一堆國民黨軍服說，“西瓜啥樣？
外皮綠油油，切開里面紅彤彤。”
接著，他又把那套著名的“借雞生蛋”理論搬了出來：
“國民黨給咱們送槍、送子彈、送衣服、發響錢。
咱們只要東西，不要他們的人。
隊伍里，他們休想塞進來一個官兒。
打鬼子，咱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完全自己說了算。”
這番話，一下子把戰士們的腦筋給轉過來了。
合著這不是“投降”，這是“占便宜”啊！
拿著蔣介石的錢和槍，去干咱們想干的事，而且還是共產黨領導，這買賣做得過！
“這就是我說的青皮紅心。”
鄭位三最后總結，“穿啥那是皮毛，心紅才是根本。
有人管飯管衣裳，讓咱們專心殺鬼子，這種好事上哪找去？”
這話聽著接地氣，甚至帶點大別山人的狡黠，但徹底把戰士們心里的疙瘩解開了。
一場可能導致隊伍分裂的大危機，就在這種“談笑風生”里煙消云散。
為了大局，戰士們雖然心里還犯別扭，但最終都聽令，套上了那身曾經恨得牙癢癢的灰色軍服，戴上了那頂青天白日的帽子。
1938年3月，高敬亭帶著這支換了裝的新四軍第四支隊，拔營離開七里坪，往皖中進發。
打那以后，大別山上少了一群“復仇者”，抗日戰場上多了一支讓日寇聞風喪膽的鐵軍。
回頭看，鄭位三這兩招——用比方化解仇恨，用“西瓜論”搞定換裝——看似是簡單的思想工作，其實是極高明的政治手腕。
他明白一個理兒：帶隊伍，光靠命令和槍桿子是不靈的。
你得讓戰士們心里那本賬，算得通，算得順。
這才是把一群滿腔怒火的游擊隊員，改造成一支正規革命軍隊的門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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