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5年8月，剛入伍的新兵蛋子盧堂勝，手里多了一件讓他既興奮又撓頭的家什。
那是把英國造的步槍，槍托上的老傷疤還在，明顯是剛從火線上扒拉下來的戰(zhàn)利品。
可尷尬的是，槍膛里空空如也。
班長把這家伙事兒交給他時，壓根沒提子彈的事兒。
一直熬到三個月后，盧堂勝當上了二班班長，上頭才像發(fā)寶貝一樣，給了他三發(fā)子彈。
這事兒擱現(xiàn)在聽著像段子，可在當年的湘鄂贛邊區(qū)，這就是殘酷的生存法則。
那會兒，主力紅軍大部隊已經長征北上，留下來守攤子的隊伍，日子過得那是把一分錢掰成兩半花。
迫擊炮成了擺設，因為沒炮彈；步槍當燒火棍使，因為沒子彈。
不少戰(zhàn)士手里攥著的，還是紅纓槍和大片刀。
想要真家伙？
只能去敵人的陣地上搶。
想要子彈？
那得拿命去換。
真要是開了火，還得把彈殼撿回來，不然下次補給名單上就沒你的號。
這就是傅秋濤帶的那支隊伍面臨的“窮家底”。
不過，要是覺得這幫人僅僅是因為窮才打得這么苦，那可就看走眼了。
真正的絕境，不在空蕩蕩的彈夾里，而在大山外面那張越來越緊的網。
把日歷翻回到盧堂勝參軍那會兒。
1934年冬天，主力紅軍撤出蘇區(qū)。
國民黨方面覺得這是個斬草除根的絕佳時機，對湘鄂贛邊區(qū)發(fā)起了瘋狂的圍剿。
對手這回算盤打得精：不光要消滅你的有生力量，還要挖斷你的根。
保甲連坐、嚴密封鎖，所過之處，房子燒光、糧食搶光，恨不得把大山都給剃個光頭。
這一手“堅壁清野”，硬是把游擊隊的生存空間擠壓到了幾乎為零。
傅秋濤和鐘期光帶著軍區(qū)機關和紅16師，只能往那些鳥不拉屎的地方鉆。
瀏陽東北部的深山老林、平江縣的懸崖峭壁…
哪里荒無人煙，隊伍就往哪里扎根。
這種絕地求生的日子，怎么過？
一般人可能覺得，那就跟他們拼了。
可傅秋濤他們沒那么沖動，他們玩的是一種極度冷靜的博弈。
戰(zhàn)術總結起來就八個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
話說得輕巧，做起來全是血淚。
生病了只能硬扛，斷糧是家常便飯，為了躲避追蹤，經常一晚上得換好幾個窩。
這種苦日子熬了一年多。
到了1936年秋天，一場意外的遭遇戰(zhàn)，把這種生死博弈推向了頂點。
那天是個大晴天。
軍區(qū)機關和首長們正在平江縣的一座無名山頭上歇腳。
連日奔波，大伙兒都累散了架，正趁著中午打個盹。
突然，西邊的哨位上傳來了一聲尖銳的信號。
這一嗓子，把所有人從夢里驚得彈了起來。
沖出門一看，心都涼透了：敵人摸上來了。
不是還在山腰轉悠，而是直接懟到了臉皮子底下。
大概一個排的兵力，刺刀映著太陽光，直愣愣地沖著機關駐地殺過來。
這是真正的生死關頭。
擺在面前的路就兩條：
路子A：全體開溜。
如果不攔一下，大伙兒一塊跑，結果很可能是被敵人咬住尾巴，機關首長腿腳慢點，整個指揮中樞就得被一鍋端。
路子B：留人頂缸。
這更是個要命的決定。
敵人都沖到鼻子底下了，留下來斷后，面對好幾倍的敵人，基本就是去送死。
但這筆賬，排長腦子一轉就算明白了。
“上！
堵住他們！”
排長一聲吼，盧堂勝那個班，一共9條漢子，沒半點猶豫，直接把自己砸向了敵人的刺刀陣。
那是一場慘烈到極點的肉搏。
為啥非得肉搏？
還是那個老問題——子彈太金貴，再加上距離太近，拉栓上膛都來不及。
9名紅軍戰(zhàn)士，為了護住身后的傅秋濤、鐘期光這些“大腦”，把自己變成了人肉防線。
這場混戰(zhàn)持續(xù)了幾十分鐘。
在戰(zhàn)史書上，這幾十分鐘可能連個標點符號都算不上。
可對那9個人來說，這時間長得像過了一輩子。
他們硬是靠血肉之軀，頂住了一個排的沖擊。
直到軍區(qū)機關和首長安全撤離的信號傳來，作戰(zhàn)參謀張凡才吼了一嗓子：撤！
任務是拿下來了，但這代價實在太大。
才撤出來不到300米，盧堂勝和另外3個戰(zhàn)友就栽倒了。
傷太重，一步也挪不動了。
這會兒，天徹底黑了，老天爺還跟著湊熱鬧，下起了大雨。
四個重傷員，就這么躺在冰冷的山溝里。
這是一道更殘忍的選擇題。
大部隊已經轉移了，帶著這幾個重傷號行軍，搞不好就是全軍覆沒。
可要是扔下不管，這四個人鐵定沒活路。
盧堂勝他們心里跟明鏡似的。
幾個人一咬牙，選了個最笨、也是最無奈的法子：滾。
忍著鉆心的疼，把自己順著坡滾進隱蔽的山溝溝里。
那一夜，雨水混著傷口的血水，把衣服染成了鐵銹紅。
四個人泡在泥水里整整一宿，愣是一聲沒吭。
天亮了。
靠著那股子求生欲，他們一點點從溝里爬出來，爬到了附近一個村子邊上。
這時候，最大的變數來了——老百姓。
在國民黨搞了那么久的連坐、恐嚇之后，老百姓還敢不敢救紅軍？
這是一場豪賭。
萬幸，這把賭贏了。
老百姓非但沒去告密，反而把這四個血葫蘆一樣的傷員抬回了家，卸下門板當床，端來了熱騰騰的飯菜。
這就是傅秋濤他們能在大山里耗上三年的底氣。
所謂的“魚水情”，不是掛在嘴邊的漂亮話，而是這種要把全家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去賭紅軍能贏的過命交情。
要是故事到這兒就完了，那也不過是個普通的軍民故事。
可接下來的這一幕，才真正讓人看懂了這支部隊的骨頭有多硬。
下午四五點鐘，軍區(qū)首長派人找回來了。
來的人叫季安，身份可不一般——參謀長的警衛(wèi)員。
在那樣的危局下，主力前腳剛脫險，首長們居然沒把這幾個掉隊的傷員當包袱甩了，反而派了最貼身的人，帶著擔架，冒著掉腦袋的風險找了回來。
等到擔架抬回軍區(qū)新駐地，盧堂勝看到了讓他這輩子都忘不了的畫面。
還沒等下?lián)埽妳^(qū)那幫首長全圍了上來。
傅秋濤、鐘期光，作戰(zhàn)參謀張凡，通信參謀梁金華，司號長周興…
這些在湘鄂贛邊區(qū)跺跺腳地皮都顫的人物，此刻全站在泥地里等著他們。
軍區(qū)首長說了這么一番話：“這一仗打得漂亮，擋住了敵人，保住了機關，任務完成得沒挑。
你們安心養(yǎng)傷，傷好了，位置還給你們留著?！?/p>
這番話，不光是安慰，更是一種“價值認證”。
它明明白白告訴所有戰(zhàn)士：你們的血沒白流，你們的命是值錢的，組織絕不會因為你們傷了、殘了就撒手不管。
這種“絕不拋棄”的死理，比那三發(fā)子彈更能把一支隊伍擰成一股繩。
回頭再看，湘鄂贛邊區(qū)這三年的游擊戰(zhàn)，說白了就是一場極限環(huán)境下的資源交換。
敵人有兵力優(yōu)勢，有洋槍洋炮，有封鎖線。
紅軍有啥？
有敢拿命換時間的9人班，有敢冒死救人的老百姓，還有絕不放棄傷員的指揮官。
這幾樣東西湊一塊，硬是在鐵桶一樣的包圍圈里，砸出了一條生路。
就這樣，游擊隊在傅秋濤、鐘期光的指揮下，靠著大山，靠著群眾，硬生生挺了三年。
他們不光活下來了，還保住了一批革命的火種。
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幕拉開。
這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隊伍奉命下山，在平江嘉義改編成了抗日游擊第一支隊。
1938年6月，新命令來了，部隊開拔，奔赴蘇南抗日前線。
那時候，盧堂勝手里的槍，估計早就不缺子彈了。
但這“三發(fā)子彈當班長”的日子，還有那個雨夜山溝里的死扛，成了這支部隊永遠抹不掉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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