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斬首行動：誰擊落了山本五十六？一場跨越半個世紀的空戰謎題

1943年4月18日，太平洋戰場的硝煙正濃，日本海軍的“精神圖騰”山本五十六，倒在了布干維爾島的叢林上空。

這位策劃珍珠港偷襲、把美軍逼入絕境的聯合艦隊總司令，終究沒能逃過美軍的精準追殺——代號“復仇行動”的刺殺任務，成了二戰史上最傳奇的軍事教科書，卻也埋下了一個橫跨數十年的歷史迷局。

誰才是終結山本的真兇？是被官方蓋章、名利雙收的托馬斯·蘭菲爾上尉，還是默默無名、飽受爭議的僚機瑞克斯·巴伯中尉？

沒有影像記錄，沒有鐵證如山，只有互相矛盾的證詞和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讓這場戰果歸屬之爭，變成了一樁越挖越有意思的軍事懸案。

要搞懂這場爭議的來龍去脈，得先從那次改變戰局的情報勝利說起。

1943年4月14日，美國海軍“魔術”密碼破譯小組，截獲了一份標注NTF131755的日軍電報，這份電報直接把山本五十六的行程扒得底朝天：4月18日清晨6點從拉包爾起飛，乘三菱G4M“貝蒂”轟炸機，在6架零式戰機護航下，8點抵達巴拉萊機場。

這不是普通情報，這是老天爺給美軍送的“復仇大禮”。

珍珠港的血海深仇還沒報，元兇主動送上門，美軍高層自然不會放過。

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上將拍板，白宮點頭，任務落到了瓜達爾卡納爾島第339戰斗機中隊頭上——由約翰·米切爾少校帶隊，駕駛當時唯一能撐夠航程的P-38“閃電”戰斗機，執行這次單程近千英里的絕殺任務。

米切爾的計劃精密到了骨子里：18架P-38貼著海面50英尺低空飛行，全程無線電靜默，避開日軍雷達和崗哨；4架組成“殺手組”負責主攻，其余14架爬升至18000英尺打掩護，繞行600英里后精準攔截。

這不是空戰，這是一場用生命賭輸贏的“外科手術式打擊”，差一秒、差一英里，都可能滿盤皆輸。

4月18日清晨，行動如期啟動，意外卻接踵而至——“殺手組”兩架P-38突發機械故障，被迫退出任務。

米切爾當機立斷從掩護組調人補位，帶著中隊貼著浪尖向西疾馳，最終在9時34分準時抵達攔截點，比山本機隊早到僅僅一分鐘。

而眼前的景象，讓美軍飛行員吃了一驚：空中不是一架“貝蒂”，而是兩架，山本和參謀長宇垣纏各坐一架，6架零式戰機緊緊護航。

戰斗一觸即發。米切爾下令攻擊，原本四人組成的攻擊小組，又出了岔子——霍姆斯的副油箱拋不掉，只能帶著僚機海因暫時撤離。瞬間，戰場主角只剩下蘭菲爾和巴伯兩人。

蘭菲爾選擇左轉迎戰零式，故意吸引護航機火力，這一下，等于給巴伯讓出了致命缺口。

巴伯抓住機會向右急轉，從后方迅速咬住一架“貝蒂”，機頭四挺0.50口徑機槍加一門20毫米機炮同時開火，子彈精準命中右引擎、機身和尾部。那架“貝蒂”瞬間冒起濃煙，向左翻滾著扎進了下方的叢林。

此時的巴伯并不知道，自己打下來的，正是日軍的“海軍之魂”。他立刻轉向海面，和隨后趕來的霍姆斯、海因合力，把宇垣纏乘坐的第二架“貝蒂”逼降在海上，三人僥幸生還。

另一邊，蘭菲爾在擊退零式后宣稱，自己迅速掉轉機頭，從側面擊中了那架正在下墜的“貝蒂”，一槍打掉右翼，才讓它墜毀。

可問題來了，當時的P-38沒有槍炮攝像機，兩架轟炸機一墜叢林一墜海面，誰打中的山本座機，瞬間成了羅生門。

仗剛打完，蘭菲爾就搶先邀功，聲稱自己擊落了山本。

官方急于給民眾一個交代，直接采信了他的說法，蘭菲爾一夜成名，媒體鋪天蓋地報道，還拿到了含金量極高的海軍十字勛章。但參與任務的同僚們不買賬，尤其是巴伯，始終對蘭菲爾的說法存疑。

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的證據浮出水面，一步步推翻了蘭菲爾的謊言。

第一重鐵證，是物理規律的硬約束。參與行動的飛行員道格·坎寧事后指出，當時的P-38G沒有副翼助力器，轉彎半徑極大。

從蘭菲爾和零式交戰，到“貝蒂”墜毀，只有20到30秒時間，要在這么短時間內完成180度急轉彎，再從側面精準鎖定高速飛行的轟炸機，根本不可能。反觀巴伯從后方追擊的路徑，完全符合物理邏輯，沒有任何漏洞。

第二重鐵證，是殘骸不會說謊。后人多次勘察山本座機的墜毀現場，發現所有彈孔和損傷都集中在機身后部和下方，這正是從正后方攻擊的典型痕跡。

如果真像蘭菲爾說的，從側面打掉了右翼，那么機翼殘骸應該散落在離主機身很遠的地方，但現場根本沒有這種痕跡——機翼大概率是飛機撞樹時才脫落的，和蘭菲爾的攻擊毫無關系。

第三重鐵證，來自敵方的證詞。當時唯一幸存的日本護航飛行員柳谷謙治，戰后明確表示，他親眼看到山本的座機被一架P-38從后方擊中，20多秒后就墜毀了。

更關鍵的是，山本的尸檢報告顯示，致命傷是從后方射入的子彈造成的——這些來自對手的證詞，和巴伯的描述完美吻合，卻和蘭菲爾的說法背道而馳。

第四重鐵證，是蘭菲爾自己的證詞漏洞。他聲稱在戰斗中擊落了一架零式戰機，但日軍的記錄清清楚楚：當天6架零式全部安全返航，只有一架受了點輕傷。

連自己有沒有擊落零式都能造假，他關于擊落山本的說法，可信度自然大打折扣。

證據越來越偏向巴伯，但官方的態度卻始終含糊其辭。

最初美軍誤以為擊落了三架轟炸機，給蘭菲爾、巴伯、霍姆斯各記一功；后來確認只有兩架，就改成蘭菲爾和巴伯共享山本座機的半份功勞，巴伯再和霍姆斯共享宇垣纏座機的半份功勞，搞了個和稀泥的“共同功勞”裁定。

1985年和1991年，美國空軍兩次成立專門委員會重審此案，新證據幾乎把“真兇是巴伯”釘死，但出于維護原始檔案完整性、不想“翻舊賬”的考慮，時任空軍部長最終還是維持了原判。

巴伯不甘心，甚至訴諸法院，卻始終沒能推翻這個荒唐的裁定。

不過在嚴肅史學界和資深軍事研究者眼里，真相早已不言而喻。1985年調查小組成員、軍事歷史學家丹尼爾·豪爾曼，2024年接受采訪時直言：“我確信，擊落山本飛機的功勞，實際上應該歸于瑞克斯·巴伯。”

其實這場爭議，早就超越了個人榮譽的范疇。

不管是蘭菲爾還是巴伯，“復仇行動”的成功，從來都不是某個人的功勞。

是破譯密碼的情報人員，在幕后挖出了關鍵信息；是改裝油箱的地勤技師，讓P-38能撐過近千英里的航程；是每一位貼著浪尖飛行的飛行員，用生命完成了這次絕殺。

他們共同發力，才鑄就了這場改變太平洋戰爭進程的勝利。

就像參與行動的飛行員說的：“我們有15人幸存了下來，至于誰的射擊起到了有效作用，誰在乎呢？”

真正的榮耀，不屬于爭功奪利的個人，而屬于1943年4月18日那天，為正義與復仇并肩作戰的整個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