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選舉黑馬小泉或成首相，對華態度成關鍵

2026年2月8日，日本將舉行一場可能改寫國家走向的眾議院選舉。

從1月23日突然解散國會，到僅16天后就投票。

這場被稱作“戰后最短選戰”的政治豪賭，把首相高市早苗逼到了懸崖邊。

她已公開表態：若執政聯盟席位不過半，立刻辭職。

目前局勢膠著：自民黨與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握有199席，在野陣營“中道改革聯合”則集結172席。

表面看差距不大，但背后是日本社會對右傾化、經濟停滯和外交冒進的集體焦慮。

更關鍵的是，無論誰勝出，下一任首相的對華立場，將直接決定中日關系未來幾年是緩和還是繼續滑向對抗。

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權輪替預演，而是一場關于“日本想成為什么樣的國家”的全民選擇。

高市早苗主動發起這場短期選戰，看似主動出擊，實則是走投無路的被動突圍。

自去年10月上臺以來，她的施政短板暴露無遺，在經濟毫無起色、國債持續攀升的背景下，執意將擴軍修憲、松動“無核三原則”作為核心議程，甚至計劃將防衛費提升至GDP的3%。

更致命的是，她在涉臺問題上屢次挑釁，宣稱“臺灣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機”，直接踩中中方紅線。

導致中方收緊對日兩用物項出口管制、調整稀土供應鏈，日本高端制造業和軍工企業遭受重創。

國內民生壓力同步加劇，大米價格創下十年新高，物價漲幅居高不下，普通家庭生活成本激增。

民眾渴望改善生計，高市卻仍將防衛預算置于優先地位，這種施政方向與民意訴求的背離，讓其支持基礎不斷流失。

而與自民黨結盟26年的公明黨徹底倒戈，成為壓垮執政聯盟的關鍵一擊。公明黨原本是自民黨地方小選區的“票倉發動機”。

但高市的右傾路線與和平主義理念相悖，加上在人事安排中被邊緣化，最終選擇與立憲民主黨組建“中道改革聯合”。

在35個關鍵選區動員支持者投給在野候選人，直接讓自民黨在45個選區陷入被動。

更嚴峻的是“人黨分離”現象，高市個人支持率雖超50%，但自民黨政黨支持率僅徘徊在40%左右。

大量選民認可其個人卻拒絕支持政黨，凸顯其政治基礎的脆弱，這場豪賭本質上是無奈之舉，其執政地位已岌岌可危。

“中道改革聯合”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對高市路線的系統性反制，這個由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組建的聯盟，沒有糾結意識形態之爭。

而是精準打出“民生優先”組合拳，提出永久免除食品消費稅、擴大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強化育兒與養老保障等政策，直擊經濟下行、階層固化的社會痛點。

主張平衡外交，在維持美日同盟的同時修復與中、韓關系，既回應了民眾對卷入沖突的恐懼，也契合日本經濟對中國市場的依賴現實。

組織層面的優勢更讓聯盟具備撼動政壇的實力，立憲民主黨依托日本最大工會組織覆蓋城市勞動者、教師群體，公明黨則憑借創價學會在地方社區、中小企業主和家庭主婦中扎根，形成跨階層選舉網絡。

盡管七成受訪者對聯盟整體期待度不高，但其核心支持者投票意愿極強，90%明確表示會投給陣營候選人，有效彌補了整體人氣短板。

若聯盟勝出，野田佳彥大概率出任首相，這位政壇老將風格穩健，多次強調“中日經貿合作是日本經濟的生命線”，與高市的強硬路線形成鮮明對比，為中日關系緩和留下可能。

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新首相大概率將在自民黨小泉進次郎與在野黨野田佳彥之間產生，兩人的對華立場差異，將深刻影響東亞格局。

小泉進次郎作為現任防衛大臣，雖在夏威夷會議上渲染“地區安全威脅”，附和美國“實力和平”秩序。

但與高市不同，他注重策略性克制，不會輕易在臺海問題上放狠話，恰好符合美國對“可控代理人”的需求。

野田佳彥則秉持務實溫和立場，反對中美選邊站，深知中日產業鏈深度交織，超三分之二日企依賴中國市場。

盲目追隨美國遏制中國只會自損利益，若上臺有望重啟中日高層對話，在敏感議題上保持低調。

日本對華政策始終受三重力量拉扯：美國戰略需求、國內產業利益、民眾安全感知。

高市的失敗在于過度迎合美國與右翼輿論，無視經濟現實與民生訴求，事實上，即便新首相上臺。

日本外交也難有一夜轉向，體制慣性、美日同盟承諾等仍會制約政策空間，但溫和領導人至少能避免中日關系進一步惡化，為雙方爭取回旋余地。

眼下選戰已進入沖刺階段，高市試圖以食品消費稅歸零的承諾挽回民心，卻因每年將減少5萬億日元財政收入，引發國債收益率飆升至近30年高點，遭致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質疑。

“中道改革聯合”則持續聚焦民生議題，力圖將選舉變成對高市路線的全民否決。這場選舉表面是日本內政博弈，實則是國家道路的終極抉擇。

是繼續充當美國戰略棋子，在右傾化道路上越走越遠，還是回歸務實中道，在多極世界中尋找自主空間還需觀察。

這場日本選舉帶來的變量雖多，但中日關系的根本，終究取決于雙方是否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在互利共贏的基礎上管控分歧，這也是地區和平穩定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