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克晟：難忘的一九四五年

我生于1931年9月，屬羊，生下來四天，即發生了“九一八事變”，日軍侵占了東三省，所以父親（鄭天挺，字毅生，1899—1981）又給我另起個名字叫“念沈”。

我幼時，父親時任北京大學教授兼秘書長，時年三十多歲。母親為泰州人，乃舊式之家庭婦女，但父母感情極好，共生了五個孩子。1937年春節，我家發生不幸，母親因難產，病逝于北平德國醫院，時年四十歲。父親悲痛萬分，覺得對不住這位生產過多的妻子，私下誓定，不再續娶，一直到他八十二歲去世，始終獨身。

“七七事變”后，北大的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院長胡適、教務長樊際昌都陸續去南方，北大僅剩下任秘書長的父親，獨自苦撐危局，一直堅持到11月17日，才與最后一批教授一起乘船，經香港、廣東、廣西，再轉陸路至長沙臨時大學，當時北大、清華、南開已組成聯合大學。次年3月，又遷至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父親離開我們五個幼兒，獨身前往，歷經八年抗戰，過著獨居的生活。

當時我有對雙胞胎姐姐，長我八歲，哥哥長我五歲，我為老四，下還有個小我二歲多的弟弟，由單身的叔叔（鄭少丹，1904—1945）帶著我們這五個小孩在北平生活、讀書，生活異常艱苦。大姐鄭雯(1923—1946)則于1943年夏去昆明，在聯大外文系讀書。

日軍投降前后北平見聞二三事

(一)獲悉日軍投降的消息

1945年春一個周日，叔叔突然大口吐血，他的肺結核病復發!病情相當嚴重，三周后不治。叔叔年輕時曾去日本留學，在明治大學學習法律，“九一八事變”后，因抗議日軍的侵略暴行，與一部分留日學生毅然回國。他是堅持反日的，臨終前聽說美軍在日本沖繩登陸，異常興奮，感到勝利在望。

叔叔去世后，二戰已近尾聲。5月，德國投降，美軍飛機大肆轟炸日本本土，北平報紙多有報道。是年8月，美國原子彈轟炸廣島，當時敵偽報紙還發表如何防止美國新式炸彈之方法，只是未提原子彈三字而已。8月9日蘇軍參戰，大舉進攻東北，關東軍大敗，我們也有耳聞。

是年8月11日凌晨，天還未亮，我哥哥克昌之同學凌為基(現仍居北京)急來砸門，全家震驚。啟門后，他說，昨天晚上聽重慶廣播，言日本已投降。大家都異常興奮，因為雖知日本投降在即，但沒想到會這么快。隨后幾天大家都興高采烈，沸沸騰騰，互相傳遞絕好消息。那些天街頭亦有變化，表面上街面很平靜，但實際上很緊張，日本大鼻子軍車上邊駕了輕機槍，形勢嚴峻。隨后又傳來壞消息說：華北日軍不投降，于是人們又議論紛紛，商議如何辦。

掌家的二姐鄭晏與人商議，還是先把糧食買夠吧!于是決定先把存于銀號的錢全部取出購糧。當時克昌正患瘧疾未愈，也顧不得給他治病，東湊西拉，將所有的錢都買了糧食，一共買了一兩百斤棒子面。又過了幾天，消息又變了，糧食不知何故大跌，結果別人家用便宜價格買了大米白面吃，我們全家只能天天啃窩頭。一喜一憂，現在想來頗覺滑稽。

8月15日那天，日本天皇頒布詔書，宣布投降。廣播里播詔書時，凡日本人均跪著聽命，中國人則在旁看著，心中暗笑。當天家中來一朋友，提議應當慶祝，帶著我和弟弟鄭克揚在街上買些酒菜，跟店中人談及日本人投降事，該商人言：我們也知道，不急不急!顯系怕日軍藉機報復。

與此同時，北平的廣播電臺也配合宣傳，成立淪陷區向大后方相互聯絡的節目，即北平的廣播電臺每晚播某某人在何單位，然后問詢大后方家人之近況，并告北平家人的情況。大約播了一段時間，我們也向昆明“喊話”了，沒有得到回答。其實，父親在昆明那邊根本沒有收音機，無從聽到，倒是在北平的親友聽到了，亦是一樂。

(二)親歷美軍接收憲兵隊

我們租的房子在北平西四北前毛家灣一號，前院住兩家劉姓、陳姓之人，我們住后院及東院。房東叫黃序鹓(1877—1949),是蔡元培留日時的同學，專門研究中國經濟史。抗戰后，黃老先生已回江西萍鄉。開始住時，房租每間五元，后來物價上漲，房租基本未動，所以覺得房租便宜。前毛家灣三號住著一位大律師，名余啟昌，民國初年也做過大理院院長等職，在司法界也有名。蔣夢麟校長住在四號、五號，北洋政府后期的總理潘復(1883—1936)住在八號、九號。

日占時期，潘家把八號讓給日本憲兵隊一機構，進出戒備森嚴，養一條狼狗老在房頂上轉來轉去，小孩見了異常害怕。大約在是年9月某日，我路過此處，忽見一美國吉普車停在門前，從車上下來三四位美國兵，手中端著手槍，房間的日本人服服帖帖，鞠躬哈腰，原來是美軍來接收日本憲兵隊。看到日本人那個狼狽樣和美國兵耀武揚威的樣子，我也感覺揚眉吐氣，心里異常高興，感覺自己就是勝利者。

（三）在前毛家灣五號的快樂

前毛家灣五號是蔣夢麟原配妻子的房產，但她人在浙江，即便與蔣離婚后，還一直由蔣居住。但當時蔣氏夫婦仍在重慶，從抗戰一開始，房子就租與日本人永井一家居住。永井地位很高，是淪陷區偽“北大醫學院”的權威教授，日本一投降，他們很快就搬回日本了。九月初，房子已騰空，蔣宅的老仆人回來看房，其他房子全空了，因此我們幾人就經常去觀光，我哥哥索性與兩個同學一起住進去，有時還約友人到此跳舞游玩。記得燕大畢業生程述堯與“甜姐兒”黃宗英也來玩過，當時他們剛結婚不久，程在一銀行做事，兩人均帥氣，一表人才，給我極深的印象。

蔣的住宅分四號、五號兩個門，四號僅一個院子幾間北房，五號則有大紅門，一進門就有三間大的客廳及飯廳，主人住在后院，院子不大，有些緊湊。后來陳雪屏搬進來，住在四號及五號前邊，1946年5月傅斯年全家三口來平，住在后院，一直住到八九月，就都搬走了。我們從9月初開始，在這里熱鬧地玩了兩個月，心情非常愉快，像是嘗到了勝利的果實。

北平日軍投降儀式是當年10月10日上午舉行，由十一戰區長官孫連仲主持，地點在太和殿，那天我沒參加，但廣播電臺全程轉播，群情激奮，場面熱烈。當時群眾集會都在太和殿，蔣介石、何應欽(時任陸軍總司令)等人來，沿街兩旁群眾歡迎，他們都在那里開會。我當時十四歲，是北平盛新中學初二學生，參加過一次歡迎會，也在太和殿，似是歡迎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何應欽來平，我們是在西四牌樓同和居飯莊門口列隊歡迎的，去的人也不少。他站在吉普車上，車開得很慢，我們向他行軍禮，他也還了禮。可見，當時北平群眾對于抗戰勝利，是滿懷熱情；對于當時的國家，也寄予希望。

是年初冬，一次在平安里街頭，正逢一些同學迎接國軍。學生均極激動，高呼口號。我在孔德小學時的同學蘭雁如，一面喊，一面歡呼，最后激動得哭了。然卡車上的國軍，穿著新軍裝，卻個個呆若木雞，面色如土，面無表情，情緒均低落，似多日未好好休息者。下面呼一口號，上面整齊地舉一次手而已。面對此情景，蘭某不知是興奮而哭，抑失望而哭，還是二者兼而有之，我心頭卻有失望之感。

父親鄭天挺離昆赴平前后

當時的昆明大后方，則是另一種歡樂景象。8月10日晚，剛接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北大校長蔣夢麟正回到昆明，與聯大眾教授歡聚，并宣布他女兒蔣燕華與同學吳文輝訂婚。慶賀之余，忽聞門外鞭炮聲大作，眾人大驚，不知何事。后聞知為日軍投降，但眾人未敢確信。聯大外語系主任陳福田急忙去美國領事館詢問，方確知為日本投降，于是眾人歡呼起來。《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下文所引史料皆出自此日記)曰：

(八月十日晚)七時，蔣(夢麟)師設宴，宣布(其女)燕華與吳文輝訂婚，有客兩桌。飲饌畢，正在雜談，忽聞爆竹聲，余出詢于(張)宜興，謂傳言日本求和，陳福田遂急乘車往美軍打聽，據云確已投降，但須十一時半由華盛頓正式宣布。聞之狂喜，歡呼迄十時，月涵(即梅貽琦，西南聯大常委會主席、清華大學校長)、矛塵(即章廷謙，聯大秘書)、勉仲(即查良釗，聯大訓導長)、正宣(即畢正宣，聯大事務主任)尚欲至文化巷狂飲，余與(陳)雪屏乃步歸，沿街而立者不知其數，爆竹不絕，汽車游行者甚至放信號槍，正義路擁擠幾不能通過。余等至靛花巷，米士(聯大地質系教授)、霖之(即王烈，聯大地質系教授)、伯蕃(即劉晉年，聯大數學系教授)亦來余室歡談。廚房火已息，復燃之，烹可可以享諸公，十一時半乃散……八年艱苦抗戰，上賴領導有堅忍之精神，下賴人民富敵愾同仇之意識，中賴友邦之協助，始有今日。喜極欲泣，念及處此時代，竟無絲毫之貢獻，尤自痛恨也。夜二時寫畢就寢。

8月14日晚飯時，街上賣報小孩忽喊：號外!號外!日本正式投降了!于是群情振奮。這時聯大中的北大教授們，正為不日將北上復校而多方醞釀。蔣夢麟因去行政院任職，只得辭去校長，由尚在美國的胡適接任，但胡適一時不可能回國，由誰代理校長，諸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有人主張由法學院院長周炳琳代理，周堅決不干，且有離開聯大之意。次則考慮文學院院長湯用彤，湯亦不干，繼而考慮由鄭天挺代，蔣夢麟表示同意。

正在這時，剛從重慶回昆明的化學系曾昭掄教授，聽說教育部已擬定一接收平、津各大學之機構，每校派一人前往，曾覺得這是一好機會，北大應派一人去，而且覺得以鄭先生為宜，隨后在重慶的傅斯年也來信告知鄭，讓鄭趕快赴平接收北大，一人不夠，去二人最好。于是，鄭先生決定回平，匆匆離開昆明。當時有二事可述：

一為鄭天挺先生在昆明八年的信件，托住在同樓的年輕教師韓裕文、任繼愈代為處理。鄭說，內容沒什么,你們看著辦吧!于是韓、任二人將全部信件焚燒之。二是歷史系主任姚從吾寫便條，提出聘請錢穆回北大之事，讓鄭先生至重慶與傅斯年商議，說傅是我們的老大哥(領袖之意),由傅考慮此事。于是鄭在9月3日匆忙離昆轉平，臨行前，湯用彤仍勸鄭先生任北大“代座”,并說：近與(湯)錫予(文)(張)景鉞(生物)、(毛)子水(史)、(姚)從吾(史)、(鄭)華熾(物理)、(江)澤涵(數學)六人致信傅斯年，建議你為北大代理校長。繼而又說：你如肯就任，我一定積極幫助你……知道你與在平的子女八年未見，匆忙回平省親，可以理解。但北大“代座”無適當人選，只好懇求鄭留昆，以免不受欺侮。鄭表示還須立即走。

9月3日12時，鄭先生由親戚邵光明開車送至飛機場。當時“正值全市爆竹齊鳴，行人遮道”,“二時一刻，四十一號機自加爾加達來。二時三刻余登機，坐最后一座，臨窗。同機有金漢鼎、王澤民及電影名星胡蝶夫婦。機行甚穩。五時一刻抵重慶九龍坡……乘轎至中央圖書館，價三千元。(館長蔣)慰堂外出，幸早有安排”。

9月4日，報紙發表胡適為北大校長，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長。鄭到重慶后，住在中央圖書館，見到傅斯年及朱家驊、蔣夢麟等人。時剛發表傅為北大代理校長，傅乃問鄭天挺：教授們會不會有看法?見到朱時，朱問什么時候去平?并說教育部平津區成立一教育輔導委員會，負責接收各大學及文化機構，沈兼士任主任，設委員若干人，原定每校一人，如北大為鄭天挺，清華原定為張子高，后來又有變化，最后確定委員八人，為張懷(輔大教育學院院長)、董洗凡(輔仁經濟系教授，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長)、郝任夫(后任天津教育局局長)、王任遠、徐侍峰(師大)、鄭天挺(北大)、鄧以蟄(清華)、英千里(輔大教授，北平教育局局長),因沈兼士系輔大文學院院長，故找輔仁的人多。

當時最緊急的還是去北平的飛機票，鄭與朱談及機票時，朱說找蔣夢麟解決。而見到蔣時，蔣說，機票極難買，意即他也沒辦法。這樣，鄭在重慶待了近一個月，毫無辦法。到了9月下旬，陳雪屏從昆明飛來，準備去北平籌辦北平臨時大學輔習班，接收淪陷區北大、北師大、藝專等校，準備成立八個分班。陳在重慶早就認識交通部主任汪一鶴(時任交通部郵政儲匯局局長),他專門負責機票，于是兩人又找汪，汪說，只能先去南京，再轉北平，于是兩人擬定9月底飛寧。這時他們二人又碰見黃子堅(西南聯大師范學院院長),恰好三人同機北去。

9月20日，正值中秋節，三人乃同往重慶國民外交協會餐廳會餐，共度中秋。此處菜價極高，賬單開出驚人，幾當鄭先生在昆明月收入之四分之一。陳乃在菜單上寫道“乙酉(1945)中秋，由昆來渝，即日北返，與子堅、毅生二兄餐聚，以減羈愁”云云。除署名雪屏外，下邊尚有鈺生(即子堅)、天挺之簽名，以為留念。此賬單今尚存筆者處，迄今已七十年矣!

不料在9月30日持機票至珊瑚壩機場后，原訂飛機未走。時汪亦來送行，鄭、陳二人乃搭汪車再回中央圖書館住處。10月初，鄭與黃、陳三人終于飛寧。10月10日國慶日，是日鄭、黃、陳三人“九時……上街食豆漿。后往新街口觀國慶景象，國旗飄揚，懸燈結彩，萬人空巷，旁街而立；馬路上由兵士站崗，只許橫穿，不準沿之而行，或以為主席(蔣介石)將至，實則非也。至新街口，人多不能通過，折而回”。

到寧后北上機票仍無辦法，輾轉托到陸軍副參謀長蕭毅肅。航空公司回答：三人一起走不可能，目前只周二、周六兩趟班機，你們三人要先排個次序。于是黃因系天津教育局局長，亟待接收，列為第一，陳為北平臨大輔習班主任，又系中央執委，列第二，鄭只能第三。陳乃于是年10月30日到平，鄭于11月3日到平。是時已距父親離昆明時整整兩個月，行路之難，于此可見。

鄭到平后，在平北大學生早已上課，又成立教部特設北平臨時大學補習班，接收更須拖延矣!拖延如此，誰之責?

在南京時，適值好友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慰堂)亦來。蔣為人清廉，處事誠懇，從不張揚，故屢屢被人欺負。蔣本為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初至上海，未到南京。這時，教育部總務司司長賀師俊忽來南京，自稱是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且向總司令部接洽，故外人只知賀不知蔣。隨后，蔣到南京，賀乃發一消息，登之報端，謂工作已完成，即返重慶，以特派員交之蔣云云。蔣亦無可奈何，一笑而已。又當時南京奉命設臨時中學，本交特派員蔣復璁籌備。蔣適又赴滬，被甘家馨復奪之，并設委員會，摒蔣于會外。類似情況，亦不少，說明當時政府接收中之腐敗與混亂。

10月29日，教育部長朱家驊來南京，蔣復璁約陳雪屏及鄭先生去機場迎接。次日(10月30日),鄭先生于下午二時拜訪朱，朱謂：“北平大學醫學院(即淪陷區北大醫學院)決定劃入北京大學，工、農兩(學)院尚未定。日前部中會議，司中(指高教司)主張以工、農(學院)劃入清華大學，因(清華)本有工學院及農業研究所。”討論時，“朱公以他語亂之，令改日再談”。同時，清華有一計劃書上教育部，所請亦同，而傅斯年亦有一函致朱公，“述北京大學今后設置院系情形，主張工、農(二學院)不與清華重復”。

杭立武次長乃于傅斯年函上批：“交司參考。”朱家驊見之，“乘機點破，另加長批”,主張“將醫劃入北大，北大工(學)院既主應用，可先設理工學院，置應用化學各系。于農(學院)未批，只書‘清華無農學院，何以有農學研究所’數語”。朱對鄭說，其批甚長。朱之主任秘書瞿毅夫，出身清華，見之以為極為公道。朱又言，清華他們甚厲害。后因有美人來訪，鄭乃辭出。朱送鄭出時，對鄭說，此事先別說，一切俟到北平后再詳商。

與父親團聚

11月3日是個星期六，當天下午我哥哥鄭克昌、弟弟鄭克揚及其他友好都去南苑機場接機。父親回到家中，我去門口迎接，哥哥介紹說：這是名寶（我的小名）。我聞后，眼淚刷刷地流了下來，離別八年，父親早已不認識我了。八年了，五歲即失去母親，又八年未看到父親一眼的孩子，能與父親團聚，是多么不容易呀!

父親與我們團聚了，但在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讀書的大姐鄭雯，則孤身一人，感到孤獨了。1945年10月6日，她給二姐鄭晏來信說：

你們都好吧?父親想來當已到家。高興的情形當可想像，我在這里很好，勿念……只是爹爹和陳老伯(陳雪屏)等走后，我感到處處都很空虛，現在是完全的孤獨生活了，有時覺得怪凄涼的，非常的想念你們。

又提到10月初中央軍解決龍云時，西南聯大的情況：

由十月三日起全市戒嚴。今天已是第四天了……一共關在宿舍三天半，第一天比較嚴重些，早晨和晚上滇軍與中央軍曾有比較激烈的沖突三次，我們也少受驚駭。次日即平息。聽說男生宿舍有幾個人受流彈，但并不嚴重。女生宿舍也曾落一槍彈，并未傷人。從今日(指十月六日)下午特別戒嚴解除……(我們)又在布置防子彈洞了……前天和大前天晚上的布置得最好……有一個貝滿同學，不知從那兒找來一個鋼盔，戴了兩夜，把我們笑死了。

可見，當時抗戰剛結束，國民黨的中央軍就對滇軍動手了，西南聯大依然不得安寧，也預示著大戰將降臨，給抗戰的勝利帶來些陰影。

事實上，1945年是抗戰勝利的一年、愉快的一年，也是我們全家團聚不能忘記的一年。我今年(2015年)已經八十四歲，又是羊年，回憶起七十年前的今天，內心的喜悅，仍然覺得萬分甜蜜。

(原載臺灣《傳記文學》第108卷第2期，2016年2月。有增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