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命令尋找南京解放前獄中囚犯謝士炎

1948年9月19日清晨，南京江東門一帶還籠著薄霧。中央軍人監獄外的菜園刑場里，幾名被押解的“要犯”腳步沉穩，步伐卻不曾打亂。押解的軍警有人低聲嘀咕：“這些人，真不怕死？”領頭的那個人，腰背挺得筆直，他就是曾在抗戰戰場上叱咤風云的國民黨少將——謝士炎。

這一年，他36歲。距離南京城易主，還有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誰也不會想到，日后解放軍打進南京城，葉劍英從北平發往前線的一封電報，第一件事便是要人趕去監獄打聽這位“要犯”的下落。

一、從“武狀元”到階下囚的轉折

時間往回撥到1912年。湖南衡山一個普通的冬日，謝家的大院里添了新丁。謝士炎出生在軍官家庭，親戚中光是軍校出身的就有好幾位，叔伯兄弟里，畢業于各類軍官學校的有九人之多，其中六人后來都成了國民黨高級軍官。家族里流行一句話：“不從軍，就像沒出過這個門。”

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謝士炎從小聽的，是北伐、是行軍、是槍炮的故事。成年后，他順理成章考入國民黨陸軍大學。那個年代，陸大的牌子很硬，能進去的，要么家庭背景過硬，要么本事確實不俗。謝士炎屬于兩樣都占。

在陸大讀書時，他不僅基礎軍事學得扎實，還在戰術推演中屢屢出彩，講起作戰構想時條理清楚，又敢于提出不同觀點。畢業時，不少老師和同學都看好他，覺得這小子將來必定是“有星星可掛”的人。

離校后，他被分配到第八十六軍。這支軍隊在當時屬“嫡系中的嫡系”，是陳誠系統的部隊。能進這樣的部隊，一方面說明謝家的門路，另一方面也說明對他個人能力的認可。戰事一場接一場，他在部隊里一路打上來，到抗戰后期，已經是上校團長。

1942年的衢州保衛戰，讓他真正打出了名頭。那一仗屬于浙贛會戰的一部分，背景很清楚：同年4月18日，美軍B-25轟炸機從航母起飛，空襲日本本土各大城市后，轉飛到浙江一帶機場降落。這是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受盟軍空襲，東京一震，日本統帥部臉上無光，迅速決定對浙贛地區實施大規模軍事行動，目標就是摧毀沿線機場，切斷美機起飛基地。

對此，中國方面由第三戰區負責防御，又從其他戰區抽調兵力增援。謝士炎所在的八十六軍，是第三戰區的主力之一，其中二十八團更是骨干力量，他所帶的部隊自然扛上了守衛衢州的重要任務。

戰斗從1942年5月中旬開始，日軍投入兵力之多，遠超以往對浙贛一線的行動。步兵、炮兵、工兵、航空兵協同推進，還配合鐵路運輸，來勢洶洶。他們的想法很簡單：一鼓作氣拿下衢州，把機場夷為平地。

正面硬碰時，謝士炎在城外圍精心布設了多層防線。日軍每沖一線，就要付出不小代價。作戰報告和后來的回憶都有提到，衢州方向二十天左右的攻防戰里，日軍屢次遭遇頑強抵抗，不少小隊推進到一半就被打垮。

等到日軍從南昌方向進一步增兵，第三戰區的高層覺得形勢已經不適宜繼續決戰，再加上暴雨沖毀工事、補給困難，只能下令有計劃撤離。可一旦撤退，就得有人殿后擋住日軍追擊。這時候，謝士炎帶領的部隊，又一次站到了最危險的位置。

日軍一路緊追，試圖趁中方撤退之機擴大戰果。謝部兵力傷亡極大，一個團打到最后只剩下不足兩百人。有意思的是，后來有參與那一戰的日軍軍官回憶，當他們攻入衢州時，原本以為“支那軍隊”撤退就是潰逃，基本沒什么戰斗力，然而這一次，殿后的部隊邊打邊撤，將追擊部隊拖得步步艱難，讓日方沒能實現預期目標。他特別提到，那名團長一直堅守在最后方，給部隊撐了腰。

二、被軍統構陷后的迷惘與覺醒

戰場上的勝利，并沒能換來政治上的風平浪靜。1945年夏，抗日戰爭勝利在望，陳誠推薦謝士炎參加芷江受降，又安排他負責武漢的受降和接收工作。這個職位不是虛職，需要面對的是淪陷多年后的復雜局面：偽機關、漢奸、日軍遺留財物、各路勢力的盤根錯節。

到武漢上任后，他打算做幾件實打實的事情。其中一條，就是認真登記敵偽財產，區分公私，避免有人借機侵吞。這一操作，直接觸動了軍統的利益。過去那些見不得光的搜刮、轉移財物，現在全被登記在冊，很多人自然坐立不安。

軍統的辦法一向簡單粗暴。很快，關于謝士炎的流言就在武漢、在重慶悄悄流傳開來。有人說他在芷江洽降時從日軍那里收受好處，又說他在武漢收了奸商的轎車、別墅、金條，還添油加醋地編造出“日本少女作陪”的場面。這些話沒有證據，卻傳播極快。

蔣介石聽到這些傳聞后大為惱火，下令秘密調查。調查報告在這種氛圍之下，很難指望公正。結果不言而喻：一份充斥著謊言和偏見的材料，讓這位“武狀元”直接進了監獄。

關進牢里后，他的心情可以想見。長期在前線拼命殺敵，回到后方卻被自己一方人用這種方式對待，這種落差，不得不說讓人心灰意冷。他爭辯過，也試圖解釋過，但在那個政治空氣極其渾濁的時期，一個人成了“懷疑對象”，往往意味著話語權已經被剝奪。

日子一天天過去。剛進獄那段時間，他想著“總會有人查清事實”，后來這種期待慢慢變淡，轉而開始審視自己走過的路。作為國民黨系統中成長起來的軍官，他看得見上層的腐敗，也看得見各派系之間的明爭暗斗。抗戰勝利后，他原本盼著國家能夠真正進入一個和平建設新階段，可從重慶傳來的消息，卻是四處調兵遣將的動向，是籌劃內戰的機密。

半年后，在好友奔走和一些同情者的努力之下，他終于離開了監獄。走出高墻那一天，他已經很難再對這個政權抱有原樣的信任。回不回部隊，是一道現實問題，也是心理問題。如果不是為了生活，他恐怕寧愿遠離軍營。

幾經輾轉，在同學推薦下，謝士炎來到第十一戰區保定綏靖司令部，在孫連仲手下任少將參謀處處長。這一時期，正是國共內戰全面爆發不久。1946年，蔣介石大舉發動內戰的步伐已經公開化，東北、華北多線作戰，犧牲不斷擴大，而和平談判早已破裂。

戰區參謀處的位置，讓謝士炎接觸到大量軍事情報。他看得出，單純從兵員和民心來看，國民黨這場仗并不好打。更讓他難以接受的，是內戰在很多地方變成對民眾的再次折騰。他開始頻繁思考：這條路，再走下去有沒有出路？

就在這種思考中，他做出了一個看似突然、實則醞釀已久的決定——尋找共產黨，尋找另外一條路。問題在于，他身處敵營核心，想要找到中共地下組織并不容易，一步走錯就是掉腦袋的結果。

他留心觀察周邊的人，尤其是那些言行略顯不同，卻又極力低調的軍官。時間久了，他把目光鎖定在一個人身上：第十一戰區外事處副處長陳融生。這位同事沉穩謹慎，對時局的看法與常人略有差別，又總是悄然外出辦事。憑借軍校同學間的直覺，加上政治敏感性，他判斷對方極有可能是中共地下黨員。

這一判斷，成為后來一連串關鍵行動的起點。

三、刀尖起舞的情報之路

為了安全，他不能貿然以“投共”的名義直接表露身份，也不能公開與可疑對象接觸。那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他帶上左輪手槍，來到北平中央銀行招待所，直奔陳融生房間。

門被闖開的一瞬間，陳融生還以為是敵特來抓人。他記得對方抬手就是一句喝斥：“起來，老實交代，你到底是什么人？”槍口冷冷地對著他，氣氛一度緊繃。陳融生心里“咯噔”一下，暗想：難道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

等燈光亮起，他才看清來人，愣了一下：“是你？”多年同袍相識，此刻卻以這種方式重逢，的確有點戲劇性。謝士炎沒有繞圈子，壓低聲音說：“我有一份東西，要你幫我送出去，如果你不答應，就一起完。”這話聽著有點狠，但可以看出，他已經背水一戰。

陳融生既是老同學，又是潛伏多年的地下黨員。面對這種情況，他一時不敢輕易表態，只能先穩住對方，模棱兩可地答應下來。謝士炎看到他猶豫，也沒再追問身份，退了一步，只提出一個明確要求：把這份《作戰技術》送給葉劍英。

情報如何轉交，自然有地下黨的具體安排。通過接頭人，這份作戰計劃最后到了負責情報工作的徐冰手中。十天之后，張家口方向的戰事傳來消息：人民解放軍取得重要勝利，國民黨在此線的部署遭遇嚴重挫折。

從結果往前看，可以確認謝士炎提供的情報準確而關鍵。對蔣介石來說，這種級別的泄密無異于當頭一棒，怒火幾乎不用想象。但在隨后的排查中，沒有人把懷疑的目光投向這名少將參謀。一大原因，就是他的“履歷”太干凈——出身軍官世家，長期在嫡系部隊服役，沒有任何與共產黨接觸的記錄。

地下黨組織看到了這一點，覺得這是一支可以深入利用的“尖刀”。在隨后的幾個月里，謝士炎以參謀身份參加各類軍事會議，將涉及華北乃至全國范圍內的軍力部署、戰略方向等情報，通過秘密渠道傳遞出去。其中，有一些會議內容，蔣介石刻意強調“不得記錄”，他只好在上廁所的間隙，憑記憶寫下要點，散會后再補充整理，交由交通員送至秘密電臺。

不得不說，他當時所處的角色，就像是插在敵人心臟的一根利刃。葉劍英得知這些情況后，十分重視，專門過問他的政治歸宿問題。

1947年初，地下黨組織決定進一步考察并發展這位“武狀元”入黨。在得到通知后的一天，陳融生陪同謝士炎前往預定地點，與“組織”面談。那次見面，來的人正是葉劍英。

“你們兩人的情況，我都了解了。”葉劍英開口之后，兩人下意識“呀”了一聲，既驚訝又有些激動，一時之間竟不知道該怎么接話。簡短談話持續了大約半小時，謝士炎在談話中明確表示，愿意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奉獻到底，不惜犧牲。葉劍英聽完，面露微笑，顯然對這個從敵營走來的軍官頗為認可。

1947年2月4日下午，一場簡單卻意義深重的入黨宣誓在他住所秘密進行。屋內窗簾拉得嚴嚴實實，墻上掛著黨旗，桌上點著紅蠟燭。他拿出早已寫好的誓詞，面向黨旗舉起右手，鄭重宣誓，隨后將誓詞交到葉劍英手中。至此，這位曾經的國民黨少將，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

加入黨組織后，他并沒有放緩行動。在隨后的涿州軍事會議上，他繼續參加國民黨高層的部署討論，并將會議內容及時送往解放軍總部。此時的他，已經完全站在另一邊，仍舊穿著原先的軍裝，卻在用自己的方式撕開舊政權的防線。

四、失聯、電臺被破與犧牲前夜

轉折點出現在1947年9月。24日，北平發生了一起震動一時的“共諜案”。那天，中共地下電臺報務人員正在準備架機發報，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務突然闖入，將李政宣等人抓捕。隨之被抄走的，還有密碼本、電臺設備、活動經費以及大量情報底稿。

在高壓審訊之下，李政宣叛變，供出了多名情報人員的身份。第二天，北平市地政局代局長董劍平被捕。隨后的突擊審訊中，董劍平又被逼供出保定綏靖公署內部幾位重要情報員的情況，其中就包括謝士炎。

鏈條到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電臺被破，報務員叛變，逐級牽出更多地下關系網，防線一個接一個出現裂縫。對處在敵營核心的情報人員來說，這樣的形勢幾乎等于空中失速，稍有不慎就是萬劫不復。

一開始，審訊還留了幾分“軟勸”。話說得很重，但似乎還留著空間：“你這樣的人才，只要回頭，國家不會虧待你。”等發現這一套行不通，刑罰很快堆了上來。對一個久經沙場的人來說，血肉之苦并非完全不能承受，但連日摧殘之下，人總會到極限。謝士炎被折磨得渾身傷痕，幾度昏迷，又被冷水激醒，循環往復。

在敵人看來，肉體上的痛不一定能撬開嘴，但未必撬不開心。他們換了套路，威脅要將毒手伸向他的親人。說話的方式也極具心理攻擊性——指責他“背叛黨國為不忠、連累親人為不孝、不顧妻兒為不慈”，企圖用傳統倫理給他戴上三重枷鎖。對于一個出身舊式軍官之家、從小在這套倫理氛圍中長大的人來說，這種攻心戰確實戳得更深。

連續兩個月的審訊，敵人用了能想到的各種辦法，結果依舊是無功而返。檔案記載，他沒有吐露有關組織的關鍵信息。意識到從他這里已難再獲得突破，軍法系統最后把他定性為“共產黨要犯”，等待的，只剩下行刑那一天。

在獄中，他與其他被關押者相處并不冷漠。能分一點飯，就盡量讓給身體更差的難友。以往在軍中，他身邊有人替他打點瑣事，現在則開始自己學著洗衣、縫補。他曾半帶調侃地說：“坐牢對我是有好處的。過去做將軍，從不洗衣，現在倒成了鍛煉自己的機會。”這句話聽上去有些輕描淡寫，但背后多少帶著一點蒼涼的意味。

中共地下組織以及一些陸大校友，也曾設法營救他，主要是在國民黨高層中想辦法疏通關系。可那時形勢已經比前幾年惡劣太多。1948年起，國民黨在遼沈、淮海、平津等方向都面臨巨大壓力，戰場形勢節節敗退。蔣介石和身邊人需要尋找各種“失敗理由”，情報系統的“泄密者”和“共產黨滲透”自然成了方便的替罪羊。

在這樣的氣氛下，任何寬宥都被視為“縱容”。有關謝士炎的營救行動，多次碰壁，最終都無果而終。

1948年9月19日清晨，江東門外菜園刑場的那一幕，便是這一切的收束。典獄長帶兵來到牢房，點名執行死刑的五人，其中第一個被喊到的就是謝士炎。這五人被押到刑場后，按照慣例先宣讀死刑執行令，然后給他們十五分鐘“處理后事”。

時間到，劊子手大聲吼道：“死囚都給我跪下！”在很多舊式行刑場合，跪是默認的姿態，對方認為這是“服罪”的象征。但謝士炎當場回絕：“我們共產黨人頂天立地，要我們跪，沒門！”其他幾人也站得筆直，互相使了個眼色，氣氛一下子凝固起來。

臨刑前，他說了最后一句：“同志們，一起喊口號！”五人同時舉手高呼：“打倒反動派！共產黨萬歲！”話音未落，槍聲已經響起，幾個身影同時倒在菜園地里。

后來有人在整理遺物時，在他褲兜里發現一張被血浸透的紙，上面寫著幾句詩：“人生自古誰無死，何況男兒失意時。多少頭顱多少血，續成民主自由詩！”這幾句并不講究格律，甚至略顯直白，卻把他一生的轉折和選擇概括得很清楚：從軍官世家走出，從國民黨少將到共產黨情報員，最后用生命寫下了自己的態度。

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強渡長江，南京城防線在多路夾擊之下迅速崩潰。當天，國民黨政府倉皇撤離，南京解放。

對這封電報的字句，傳言說葉劍英極為著急。原因并不復雜：在此前的一段時間里，他一直知道有這么一位深藏在敵營心臟的同志，也記得謝士炎入黨時的情景。戰局發展到這里，如果能在南京監獄中把人救出來，自然是件值得高興的事。

八兵團三十五軍進駐南京后，立刻派人前往各處監獄搜尋。陸軍中央監獄、寧海路軍法局看守處、江東門附近的關押地點，一處處查過去。很快，他們在獄方的行刑記錄里，翻到了1948年9月19日的那條登記，名字、罪名、執行地點一一對應。可以肯定，謝士炎已在半年前犧牲。

陳士榘將查到的情況整理成電報，發往北平軍管會，送到葉劍英手中。葉劍英看完，不免有些感慨：“謝士炎犧牲得太早了，他哪怕再等一年半載……”話說到這里，沒有再往下接。畢竟，多說也無益，戰爭的節奏很少會為個人命運停頓。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北京宣告成立。那一天，離南京城頭最后一聲槍響還不到半年。謝士炎沒有等到這一刻，但從他脫出舊體系、冒險送出情報，到在敵營內部堅持戰斗，再到江東門外拒跪高呼，其實可以看出，他早就把自己的位置定在了那面新升起的旗幟一側。

在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像他這樣出身國民黨軍隊、卻轉而投身人民解放事業的人并不少見，只是絕大多數被歷史長河慢慢沖淡，只留下一些零散記載。謝士炎之所以被葉劍英掛念，在于他不只是一名投誠軍官，而是一位在關鍵節點上用生命支撐起情報戰線的人。

當年葉劍英的那封電報，沒有把人從監獄里“叫回來”，卻在解放南京的這個時間節點，再次把這段故事提了出來。也正因為有這些名字和經歷，被一封封軍用電報、一本本審訊記錄、幾句殘存的詩句勾連在一起，那一段從戰火到新中國誕生的歲月，才不只是宏大敘事里的一句“勝利”，而是由無數具體的人，用各自的選擇一點一點鋪出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