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首個臥底51年被捕，臨刑前喊陳賡作證！不料陳賡：管制為好

1951年冬天，南京下關刑場死刑犯大喊一聲“陳賡知道我”，這封來自朝鮮戰場的加急電報，硬是保下了一個國民黨少將

一、鬼門關前的怒吼

1951年的南京，冬天冷得像要把人的骨頭凍裂。

在那個肅殺的季節，鎮反運動正如火如荼。

那時候的政策那是相當嚴厲，只要是手上沾了血債的舊軍政人員，基本都是在那份黑名單上掛了號的。

在審判席上，有個頭發花白的老頭，渾身哆哆嗦嗦，看著就剩半口氣了。

這人叫鮑君甫，那時候叫楊登瀛。

也就是這么個不起眼的老頭，當法官念完死刑判決，兩個解放軍戰士剛架起他的胳膊準備往外拖的時候，他突然跟變了個人似的，爆發出一股驚人的求生欲。

他死死抓住門框，扯著嗓子喊了一句話，這一嗓子，直接把整個法庭的人都給喊懵了：“陳賡！

陳賡知道我！

我在上海是給他做事的！”

全場死一般的寂靜。

審判長鞠華也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出給整不會了。

要知道，陳賡那時候是什么身份？

那是在朝鮮戰場上跟美國人硬剛的志愿軍副司令員。

一個國民黨特務敢攀這層關系，要么是瘋了，要么就是手里真有王炸。

事實證明，他還真不是瘋子。

沒過多久，一封帶著硝煙味的加急電報真的從朝鮮前線飛到了南京。

發報人正是陳賡大將。

這事兒在當時簡直匪夷所思，這一嗓子，硬是把原本板上釘釘的必死之局，給撬開了一道縫隙。

二、國民黨特務機關里的“自己人”

要把這事兒捋清楚，咱們得把時間軸往回拉，拉到1928年的上海灘。

那年頭的上海，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地獄模式”。

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抓人殺人跟切菜一樣。

當時的國民黨特務頭子叫徐恩曾，這人野心大，想在上海這個魚龍混雜的地界擴張勢力。

可他手下那幫黃埔系的特務，說好聽點叫科班出身，說難聽點就是一群書呆子，根本玩不轉上海灘的黑白兩道。

徐恩曾急得火燒眉毛，這時候，鮑君甫出現了。

這人是廣東人，早年留學日本，既不是國民黨員，也不是共產黨員，但在上海灘那是混得風生水起，三教九流都得賣他個面子。

徐恩曾一看，這就視夢寐以求的人才啊，立馬給了他一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的頭銜，那是正兒八經的少將軍銜。

可徐恩曾做夢都想不到，這個被他寄予厚望的“金牌打手”，轉身就跟周恩來和陳賡接上了頭。

這里面的操作很有意思。

鮑君甫雖然不是黨員，但他對共產黨有好感，而且講義氣。

陳賡通過關系找到他，他就答應做中共在國民黨內部的“反向特洛伊木馬”。

于是，歷史上最諷刺的一幕出現了：身為國民黨上海最高特務長官之一的鮑君甫，他的頂頭上司是徐恩曾，但他的實際“上線”，居然是中共特科的陳賡。

在那個不僅要拼命還要拼演技的年代，這種在刀尖上跳踢踏舞的日子，他一跳就是三年。

三、史上最強“入職推薦人”

現在咱們看諜戰劇，都知道“龍潭三杰”——錢壯飛、李克農、胡底。

這三位大神深入國民黨心臟，那是情報界的傳奇。

但大伙兒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這三位當初是誰給辦的“入職手續”？

沒錯，就是鮑君甫。

那時候錢壯飛他們想打進去，沒人引薦根本沒戲。

鮑君甫利用自己特派員的職權，跟徐恩曾打包票，硬是把這三顆釘子深深地鍥進了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

這操作簡直絕了，相當于現在的公司高管，利用職權把自己對手公司的臥底全招進了核心研發部，而且老板還樂呵呵地給他們發工資。

不僅如此，鮑君甫那時候有多狂？

他開著國民黨的車，用著國民黨的經費，卻在自己豪宅里給陳賡騰出地方開會。

他在外面跟徐恩曾推杯換盞，那是為了套情報；回到家跟陳賡接頭，那是為了送情報。

那時候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抓人，經常還沒出門，鮑君甫這邊電話已經打出去了，等特務到了地兒，連個鬼影都抓不著。

徐恩曾到死都想不通，為啥自己在那幾年總是慢半拍，抓誰誰跑，這哪里是運氣不好，分明是自家后院起火了。

四、1931年的生死時速

真正讓鮑君甫拿穩這張“免死金牌”的，是1931年春天那場驚天巨變。

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

這事兒太大了，簡直是滅頂之災。

顧順章這人掌握了幾乎所有中共中央的核心機密，包括周恩來等人的住址。

他一叛變，整個上海黨組織隨時可能被連根拔起。

當時的情況是，南京的抓捕密電已經發到了上海。

每一秒鐘都在倒計時，每一秒都可能有人頭落地。

這時候，鮑君甫展現出了驚人的職業素養和心理素質。

他沒有傻乎乎地直接跑去通知陳賡，那樣太容易暴露，而且時間也來不及。

他玩了一手極高明的“借力打力”。

他故意用英語給公共租界巡捕房打了個匿名電話，瞎編說有共產黨在百樂門集會。

這看似是舉報，其實是個精密的信號——因為他知道，我黨在巡捕房內部也有內線。

這個假情報就像一顆石子扔進湖里，激起的漣漪迅速傳到了陳賡的耳朵里。

就在國民黨特務和巡捕房像瘋狗一樣撲向目標地點的時候，周恩來率領的中共中央機關，利用這爭取來的寶貴時間，完成了一次被稱為“教科書級別”的絕地大轉移。

等到特務們沖進那些秘密據點時，只看到了還冒著熱氣的茶杯，人早就沒影了。

五、遲到的公正與溫情

但是吧，情報人員的命運往往都很悲劇。

隨著顧順章案發，鮑君甫這顆棋子也徹底廢了。

徐恩曾雖然沒掌握確鑿證據，但也起了疑心。

為了保命，鮑君甫切斷了聯系，在隨后的二十年亂世里隨波逐流。

說實話，他后來為了生存，確實做過一些灰色地帶的事，也跟日本人有過接觸。

這也是為什么1951年他會被送上審判臺的原因——在冷冰冰的檔案里，他的后半段人生確實不夠“紅”，甚至有點黑。

但共產黨人講究的是實事求是。

陳賡從朝鮮發回的那封信，字字千鈞：“楊登瀛（鮑君甫）同志在1927-1931年間為我黨做出重要貢獻…

建議酌情處理，管制為好?！?/p>

這封信，對于講究原則的共產黨人來說，就是最高的證明。

它證明了在這個國家，功過是分得清的，情義是記得住的。

1952年，鮑君甫被當庭釋放。

更讓人感慨的是后來的事。

到了1955年，南京市公安局開始每月給他發放150元的生活補貼。

各位可能對那個年代的物價沒概念，那時候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二三十塊錢，150元相當于當時一個行政十幾級的高級干部的工資了。

這不僅是錢的問題，這是一種國家層面的認可。

這是一種無聲的宣言：不管你后來多么落魄，只要你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提著腦袋點過燈，這光，我們就記一輩子。

1956年，當年特科的老戰友、時任司法部副部長的陳養山專程去南京看他。

兩個白發蒼蒼的老人坐在小院里，面對的不再是陰冷的槍口和血腥的情報，而是新中國的暖陽。

鮑君甫晚年身體不太好，但他心里是踏實的。

他常跟家里人念叨，自己這輩子值了。

從死刑犯到座上賓，鮑君甫的命運過山車，其實折射的是那個大時代里最樸素的道理：在歷史轉折的關鍵一刻，你站在了哪一邊，歷史就會把你記在哪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