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引女干部的吳藍田，解放后躲上海當鞋販，因托弟弟北京賣房暴露

1956年9月22日凌晨，滑縣公安局留置室里只點了一盞昏黃燈泡。辦案員推門而入，低聲說道：“吳藍田，最后一次核實身份。”對面那位自稱“虞金山”的中年鞋販沉默半晌，才抬頭嘆氣：“總算還是被找到。”從這一刻往回梳理，他距離第一次正式加入革命，已過去整整二十八年。

1928年春，20歲的吳藍田考進開封省立第一師范，不久加入共青團，轉年轉為中共黨員。在那個白色恐怖隨時籠罩的年代，青年學生敢公開亮明立場，本身就是條硬漢。組織也確實器重他，1931年讓他擔任瓦崗黨支部書記，1937年更升任滑縣縣委書記。那一年，他才26歲，仕途通暢得讓同輩羨慕。

不過，愛出風頭的同時，他在私人生活上也越走越偏。早有正室，卻借口“追求自由婚姻”與妻子離婚，然后火速迎娶地委女干部陳克勤。外人本以為他終于安穩，誰料沒多久又與婦救會王姓干部暗生曖昧。日子久了，風言風語傳遍鄉鎮，地委領導只好把他叫去狠狠敲打：“工作重要，黨員作風不能亂。”吳藍田口頭答應，心里卻并不服氣。

1939年干部訓練班期間，他又對負責膳宿的女同志陳某展開攻勢。組織再也無法容忍，公開點名批評，隨后把他調去滑縣接敵區“戴罪立功”。表面仍保留職務，實則已進入考察期。按道理此時收手還來得及，遺憾的是，他把批評當成怨氣，把挽救當成迫害，離心離德的種子由此發芽。

滑縣接敵區本就魚龍混雜，吳藍田反倒把這里當成自家后院。他先結交地方土匪，后攜帶陳某潛入敵占區，對上級召回命令置若罔聞。1940年4月10日，他干脆帶全家搬進日軍控制區，向駐滑縣日軍公開投誠，并主動交出根據地布防、干部名單等核心情報。日軍喜出望外，授意他組織“東亞二九部隊滅共工作團”，自封團長，成員多是親友舊識。

有了兵權，他立刻掀起報復行動，揚言“抓不到聶元昂誓不罷休”。僅在1940—1944年間，被其部隊折磨、殺害的八路軍指戰員和群眾超過三千人，酷刑名目令人不忍卒讀。彼時豫北根據地流傳一句話：“寧遇日本鬼，不碰吳藍田。”可見其惡名之深。

1945年日本投降，他先竄到新鄉投靠王三祝，又混任河南保安第四總隊參謀長。眼見國民黨敗局已定，他連夜帶親眷轉赴南京，改名吳金山，以“徐州商人”身份重新落戶。稍作停留后嫌南京不安全，索性潛入更為繁雜的上海，租賃老式石庫門，擺攤專賣童鞋。攤位不大，收入勉強能糊口，還得供養母親、弟弟，加上幾名妻妾，日子捉襟見肘。

上海解放后重新登記戶口，他偷偷在“吳”字上多加兩筆，變成“虞金山”，再添一層偽裝。同時限定家里人“不得隨意串門”。街坊眼里，這家人低調得近乎神秘。鎮反運動展開時，隔壁弄堂連抓數名暗藏特務，吳藍田心驚肉跳，每晚都和妻妾對暗號，生怕露出破綻。

1950年，他的經濟窘境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只好托弟弟吳信修北上處理一套舊宅。弟弟先落腳西單表伯段馥廷家里，房未賣成，卻被街道動員入伍當起軍醫。賣房事務便順勢托付表伯。表伯后來把一筆款項匯至上海，總算解了吳藍田燃眉之急。而也正是這條資金融通線路，成為公安機關查到他的關鍵線索。

1951年，多封舉報信擺到羅瑞卿案頭：吳藍田尚未伏法。羅瑞卿批準成立專案組，追查所有可能關系人。調查員順藤摸到段馥廷，再定位到吳信修服役部隊。面對數次談話，弟弟終于松口，提供了“可能使用假姓名，常年賣童鞋，活動范圍在虹口與楊浦之間”等信息。

1956年初，上海公安局調出戶籍底冊，對虹口、楊浦兩區所有姓“虞”且原籍標注徐州、年齡在四十至五十歲的男性重點核查。很快，一個名叫“虞金山”的鞋販進入視線。同步調查發現，他早年在蘇州短暫居住、戶籍遷徙頻繁、未與任何同鄉組織接觸，種種反常之處令案件豁然開朗。

8月，一位偽裝成信貸員的偵查員與他接洽放貸事宜。對話剛開始，對方突然一句：“吳藍田，你還想跑？”這句話像錘子敲在他心口，鞋販臉色瞬間灰白，腿一軟坐倒在椅子上。隨即，現場警力收網，人贓俱獲。

9月16日，他被解回河南滑縣。案件材料厚厚一摞，作案事實一清二楚。候審期間，他寫下《我怎樣隱藏了8年》，字里行間既有懺悔，也有唏噓，但再高明的文章也抵不上血債。1957年2月25日，滑縣人民大禮堂公審，罪名：反革命罪。3月20日，刑場設在道口鎮，槍聲響起，塵埃落定。

至此，那個曾經被視為“滑縣一把手”的青年才俊，最終因私欲與背叛走到生命終點。他在少年時代寫下的入黨誓詞，如今成了反面教材，提醒后來人：立場不穩，能力越大，危害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