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生命的最后一晚：腹脹如鼓，哀求醫生救他，不見一個人不閉眼

全中國最后一個被人跪著喊“萬歲”的人，臨到頭了，卻死死攥著一個大夫的白大褂，哆哆嗦嗦地就為求一件事：再多活幾天。

這事兒發生在1967年10月的北京協和醫院。

病床上躺著的那個老頭，肚子脹得跟個鼓一樣，那是尿毒癥晚期，身體里的毒排不出去，整個人疼得蜷成一團。

他叫愛新覺羅·溥儀。

這名字，擱在幾十年前，誰敢直呼？

可現在，他就是個干瘦的病人，眼里全是普通人對活下去的渴望。

他拽著孟醫生的袖子，用盡最后一絲氣力喊：“孟大夫，救救我…

我還要給國家做事啊！”

旁邊站著的媳婦李淑賢，還有幾個老朋友，眼淚當場就下來了。

這話聽著讓人心里堵得慌。

他想做的“事”，不是要回去當皇上，而是想回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辦公室，繼續寫他的回憶錄，把他肚子里的那些舊事兒掏干凈，留給后人。

他的人生，好像到五十多歲才剛開了個頭，他舍不得就這么撒手。

要搞明白他為什么這么想，得把時間往回倒個八年。

1959年冬天，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大鐵門“吱呀”一聲開了。

溥儀夾在一批被特赦的戰犯里頭，走了出來。

在里頭待了快十年，每天就是學習、勞動、寫檢討，腦子里那套“天子”的玩意兒早就被磨得差不多了。

坐上回北京的火車，他扒著窗戶往外看，外頭的世界，跟他記憶里的完全是兩個樣。

北京，這個他出生的地方，這個曾經他以為是自家院子的地方，如今變得那么陌生。

回到北京，第一件大事，不是回“宮”里看看，而是去派出所上戶口。

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戶口你就是個黑人，啥也干不了。

派出所里，管戶籍的同志態度挺好，照章辦事地問：“姓名？”

“愛新覺羅·溥儀。”

“住址？”

這問題一下就把溥儀給問住了。

他腦子里第一個蹦出來的，就是那個住了十幾年的地方，幾乎是張嘴就來：“紫禁城。”

戶籍警同志愣了一下，然后挺耐心地跟他解釋：“同志，那地方現在叫故宮博物院，是國家單位，不能當家庭住址。

您得有個具體的門牌號。”

就這么一句話，比在戰犯管理所里聽十年的課都管用。

溥儀一下子就明白了，那個叫“紫禁城”的地方，連同里頭的龍椅、宮殿，都已經跟他沒關系了。

他不再是那個住在地圖中心點的皇帝，他成了一個需要地址才能被找到的普通人。

最后，還是在他的五妹金韞馨的幫助下，戶口落在了她家的地址上。

拿到那張薄薄的、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戶口簿”的紙，溥儀心里五味雜陳。

這張紙，正式宣告了“宣統皇帝”的死亡，也給了“公民溥儀”一個出生的證明。

有了身份，就得有工作。

周恩來總理親自找他談話，問他想干點什么。

溥儀哪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前半輩子除了上朝、讀書、被太監伺候，別的手藝一概不會。

國家最后安排他去了中科院北京植物園，先從體力活干起。

這對他的沖擊可不小。

那雙過去連端茶倒水都不用自己動手的手，現在要拿起大剪子修剪花草，拿起水壺給植物澆水。

一開始，他笨得要命，連鋤草都分不清哪個是苗哪個是草，經常把該留的給拔了。

同事們也不笑話他，手把手地教。

溥儀也放下了架子，學得挺認真。

每天在花圃里聞著泥土味，看著那些花花草草，他頭一次感覺到了，原來靠自己雙手吃飯是這么個滋味，心里頭踏實。

在植物園干了一段時間，上頭覺得讓他這么個“活歷史”天天跟植物打交道有點浪費。

于是，一紙調令，他成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專員。

這下算是專業對口了。

他的工作，就是寫自己的前半生，把從一個懵懂小孩怎么被按上龍椅，怎么被趕出宮，怎么又被日本人弄到東北當了傀儡皇帝這些事，原原本本地寫出來。

書桌成了他的新“戰場”。

這次，他不是被人擺弄的木偶了，而是歷史的記錄員。

寫書的過程，其實就是把自己扒光了給人看的過程，尤其是那些不光彩的、荒唐的過去。

這對他的內心是個巨大的煎熬，但也是一次徹底的洗禮。

他開始用一個全新的眼光，去看待那個叫“溥儀”的人，那個被時代洪流推著走的、可悲又可恨的皇帝。

生活穩定了，個人問題也被提上了日程。

經人介紹，他認識了在醫院當護士的李淑賢。

這跟他以前那四次婚姻完全不一樣，以前娶媳婦，不是政治需要就是家族安排，跟本人喜歡不喜歡沒多大關系。

這次，是他作為一個男人，對方作為一個女人，兩個人看對眼了，就在一起了。

他們組建了一個真正的家。

溥儀開始學著當一個丈夫，學著關心人，學著處理雞毛蒜皮的家務事。

他領到人生第一筆工資的時候，高興得跟個孩子似的，把錢一張張數給李淑賢看。

這個連扣子都扣不明白的前皇帝，在柴米油鹽的煙火氣里，終于活得像個有血有肉的人了。

可好日子沒過幾年，病就找上門了。

先是腎出了問題，診斷出來是癌。

做了手術，情況一度好轉，可沒多久就復發了，最后轉成了尿毒癥。

西醫的治療方案他不太接受，骨子里還是信中醫那套，天天喝著苦得掉眼淚的湯藥，跟病魔死扛。

時間再回到1967年那個秋天的病房。

溥儀的生命已經快燃盡了。

他以前在文史館的老同事，像范漢杰這些以前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都來看他。

這些昔日的“敵人”，如今在一個辦公室里共事，成了朋友。

看著溥儀被病痛折磨得不成樣子，大家心里都不是滋味。

天快黑的時候，迷迷糊糊的溥儀醒了過來，看見朋友們要走，他用很輕的聲音說：“你們先別走，等二弟來。”

他說的“二弟”，就是跟他關系最鐵的溥杰。

這是他最后的念想。

然后，他就把孟大夫叫到跟前，說出了那句讓所有人震驚的話。

他不是怕死，他是怕事沒做完。

他的《我的前半生》雖然出版了，但他總覺得還有很多細節沒寫清楚，還有很多歷史的真相需要他這個親歷者去補充。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活著的價值，找到了一個普通公民也能為國家盡力的感覺，他實在是不想就這么走了。

醫生跟李淑賢悄悄說，這是回光返照。

李淑賢忍著悲痛，趕緊到處打電話，讓親戚朋友們都來見最后一面。

溥杰火急火燎地趕到醫院，沖進病房。

兄弟倆對視了一眼，什么話都說不出來了，所有的情感都在那一眼里。

還沒等說上話，溥儀的病情就急劇惡化，被推進了搶救室。

這次，誰也救不回來了。

1967年10月17日凌晨，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火化之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骨灰盒的銘牌上沒有復雜的謚號，只刻著一行簡單的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愛新覺羅·溥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