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必治創(chuàng)始人拒日合作入獄，臨終前毒酒潑向日寇

1932年那會兒，才四十二歲的劉凱平，把命丟在了日本憲兵隊的牢房里。

咽氣之前，瞅著眼前那幫想逼他下跪的日本人，他手里端著的那碗毒酒，沒往嘴里送，反倒直接照著那幫人的臉潑了過去。

這事兒，可不光是個“硬骨頭”的好漢傳說，往深了說，這是一場生意場上的資本跟咱民族臉面之間的死磕。

咱現(xiàn)在往回看，劉凱平這輩子，其實就是一直被逼著做一道沒法選的題：當(dāng)你的對頭手里拿著槍，兜里揣著錢，還能掐著你的脖子要你命的時候，你手里那張“國貨”牌，究竟該怎么打？

大伙都覺得劉凱平就是個賣牙粉的生意人，其實這人腦子里的商業(yè)謀略那是頂級的。

可惜啊，他這輩子算得最明白的一筆賬，最后反倒成了他的催命符。

要是把日歷翻回二十世紀初，你就能看出來，劉凱平當(dāng)時混的那個市場，說它是“十八層地獄”都不過分。

那個年頭的東北，地界上雖說還掛著中國的名，可經(jīng)濟上的根底早就讓日本人掏空了。

這幫人可不光是有槍有炮，人家背后還站著成套的大工業(yè)。

東西一船船往這邊運，看見好牌子就買下來，心思很毒——就是要在錢袋子上把中國變成給他們打工的。

只要上街看看，日本貨包得那是花里胡哨，賣得還便宜，吆喝起來花樣百出。

再瞅瞅咱國貨，要么東西不夠硬，要么兜里沒錢做推廣。

劉凱平家里本來挺有錢，舒舒服服當(dāng)個闊少爺多好。

可這人就是軸，非得挑個最難走的道兒。

他盯上了一個看著不起眼，其實打得頭破血流的行當(dāng)：牙粉。

為啥非干這個？

就因為這塊地盤被日本人占得最死。

按那時候做買賣的規(guī)矩，這純粹是拿著雞蛋往石頭上碰。

可劉凱平心里有譜：要是能在他日本人最硬氣的地方捅個窟窿出來，這就不光是賺錢的事兒了，那是給咱老百姓打了一針不管多難都能贏的強心針。

他把自己鎖在屋里，翻老書，一遍遍試方子。

熬了幾百個大夜，總算是讓他給琢磨出來了。

到了1921年，有個叫“老火車”的牙粉一下子冒了出來。

這東西在當(dāng)時絕對是個另類。

劉凱平往里頭摻了薄荷腦，還有真花的香味，刷得干凈不說，嘴里還留香。

最絕的是，他在包裝盒上動了腦筋，印上了給中國人提氣的話。

擱現(xiàn)在的詞兒說，這叫“產(chǎn)品硬”加上“情懷滿”，兩頭堵著打，降維打擊。

這招真靈。

“老火車”不光在東北賣瘋了，還一路火到了天津衛(wèi)和成都府。

原本的小作坊“同昌行”，眨眼功夫就變成了能跟日本洋行掰手腕的大買賣。

眼瞅著這樣，日本人慌了。

這就逼到了劉凱平這輩子最要勁的關(guān)口。

日本人為了吞掉“同昌行”，先是來軟的，搞“金錢攻勢”。

甩著大額支票找上門，要把廠子買了。

那錢數(shù)，夠劉凱平幾輩子吃香喝辣。

給還是不給？

要是光為了賺錢，拿錢走人，去國外享清福，怎么看怎么劃算。

可劉凱平愣是沒答應(yīng)。

因為他心里跟明鏡似的：這買賣一旦松口，給再多錢，往后牙粉這行當(dāng)里，中國人就再也插不上腳了。

他開這個“同昌行”就是為了爭口氣，要是賣了，那不成漢奸了嗎？

軟的不行，日本人又換了陰招。

他們?nèi)氯轮昂匣锔伞保踔吝€得造假合同，想用法律那一套，一點點把廠子“吃”進肚子里。

這手更損。

直接買那是明搶，合伙這就是溫水煮青蛙，讓你不知不覺就把當(dāng)家做主的權(quán)力給丟了。

劉凱平一眼就瞅見了這里面的貓膩，不光當(dāng)場回絕，還把這幫人的壞水給抖摟出去了。

日本人這下徹底不裝了。

他們提了個沒法忍的要求：要在“老火車”的盒子上，印那個偽滿洲國的旗子。

這對劉凱平來說，那是騎在脖子上拉屎。

他指著日本人鼻子罵：“想讓我答應(yīng)，除非我死了。”

日本人也沒耐心了。

既然做買賣贏不了你，那就直接要你的人命。

他們隨便扣了個帽子，開始抓人。

1932年，劉凱平被關(guān)進了大牢。

老虎凳辣椒水那是家常便飯，可直到咽氣，他也沒在那張賣廠的紙上畫一個押。

好些人背地里說，劉凱平太軸了。

留條命在，啥時候不能翻身，先假裝答應(yīng)不行嗎？

可劉凱平心里清楚，有些底線要是退了一步，以后就得步步退。

他這一死，保住了“同昌行”的干凈身子，也給后來那個大名鼎鼎的“六必治”留下了生根發(fā)芽的種。

這樣的事兒還不止一樁。

就在劉凱平在東北跟日本人玩命的時候，在西南那邊，還有個醫(yī)藥界的牛人，也碰上了幾乎一模一樣的生死關(guān)頭。

這人就是曲煥章，“云南白藥”的親爹。

跟劉凱平那個富二代不一樣，曲煥章是苦出身。

他這一身本事，那是靠著救人治病，一回回試出來的。

琢磨了多少年，改了多少回，他弄出來的那個“百寶丹”（也就是現(xiàn)在的云南白藥），成了治傷的靈丹妙藥。

東西一好，肯定就被賊惦記。

這回，盯上曲煥章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國民黨上面的大官。

當(dāng)時國民黨中央國醫(yī)館有個叫焦易堂的頭頭，打著“抗戰(zhàn)捐款”和辦“中華中藥廠”的旗號，逼著曲煥章把方子交出來。

話說得挺好聽：為了國家，為了大伙，你得大公無私。

可曲煥章心里透亮。

焦易堂這幫孫子，說是辦公事，其實就是為了摟錢。

方子要是到了他們手里，“救命藥”立馬變成“搖錢樹”。

老百姓本來買得起，到時候價格得飛上天；本來藥效好，為了多賺，他們肯定得摻假。

這下子，又到了做選擇的時候：給，還是不給？

給了，一家平安，沒準(zhǔn)還能混個官當(dāng)；不給，那就是跟權(quán)貴叫板，下場不用想都知道。

曲煥章最后選了條絕路：寧肯碎成渣，也不求瓦全。

他把焦易堂給回絕了。

緊接著就是被關(guān)起來，潑臟水，再加上精神折磨。

焦易堂覺得，把人關(guān)一陣子，磨磨性子，早晚得服軟。

但他小瞧了一個大夫的骨頭有多硬。

曲煥章干了件比劉凱平還狠的事兒：他知道自己活不長了，為了不讓秘方落到壞人手里，臨死之前，居然把藥方給燒了。

既然我護不住這東西的干凈，那干脆就毀了它，誰也別想拿它去坑老百姓的錢。

曲煥章帶著恨走了，留給后人一肚子唏噓。

不過，這戲還沒唱完。

無論是劉凱平還是曲煥章，這血都沒白流。

劉凱平?jīng)]了之后，他弟弟把攤子接了過來，雖然一路坎坷，但等到全國解放，同昌行趕上了公私合營的好時候，搖身一變成了后來的天津藍天集團。

當(dāng)年那個“老火車”牙粉，演變成了大伙都熟的“六必治”牙膏。

還有那個經(jīng)典的“萬紫千紅”潤膚脂，到現(xiàn)在還在天津楊柳青的車間里產(chǎn)著，還是當(dāng)年的那個味兒。

再看曲煥章那邊，家里人帶著那份說是“燒了”其實偷偷藏起來的記憶和殘紙，在亂世里東躲西藏了十好幾年。

一直熬到1955年。

這會兒，新中國都成立六年了。

曲煥章的老婆做出了一個把大伙都震住的決定：把云南白藥所有的秘方，一分錢不要，全交給人民政府。

當(dāng)年國民黨又是嚇唬又是拿錢砸，曲煥章死都不給；現(xiàn)在對著新中國，家里人卻主動獻寶。

圖啥？

還是心里那筆賬算得清。

當(dāng)年的國民黨當(dāng)局，是把藥當(dāng)成刮地皮的耙子；可新中國，是把藥當(dāng)成老百姓的寶貝。

曲家人看明白了，只有把方子交給真心為人民辦事的政府，這藥才能真正發(fā)揚光大，才對得起曲煥章當(dāng)年的那份苦心。

沒過多久，云南白藥廠就建起來了，那方子直接被定成了國家絕密。

雖然后來因為一場官司，秘方差點漏出去，但國家為了護住這份家底，果斷出手，才讓這件國寶沒丟。

翻過頭來琢磨這段往事，你會發(fā)現(xiàn)有個地方驚人的像：

劉凱平和曲煥章，一個在東北跟日本鬼子死磕，一個在西南跟國民黨的貪官斗法。

對頭雖然不一樣，可面臨的選擇其實是一碼事：

在金山銀山的誘惑和刀架脖子的威脅面前，是個人的那點好處重要，還是民族的大義重要？

他們最后選的都是后者。

這種做法，在現(xiàn)在那些精明的生意人眼里，可能不夠“靈光”，不夠“圓滑”。

可正是這種看著“犯傻”的死理，這種倔得像頭驢一樣的骨氣，才給咱中國留下了“六必治”、“萬紫千紅”和“云南白藥”這些響當(dāng)當(dāng)?shù)呐谱印?/p>

中國人的脊梁骨，那從來都不是用錢能買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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