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首任知杭州范旻：錢氏據兩浙逾80年…內事奢僭…賦斂苛暴

公元978年，吳越王錢俶納土歸宋，結束了錢氏家族對兩浙十三州一軍長達八十余年的統治。

北宋朝廷隨即任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這位剛從淮南歸朝的官員，接到的是宋太宗趙光義的親口囑托：“卿且為朕行，即當召卿矣。”

此前太宗本欲授其翰林學士之職，只因宰相盧多遜進言“杭州初復，非旻不可治”，才改派他前往這片剛歸入版圖的富庶之地。

范旻到任后，一份條奏揭開了吳越統治的真實面貌：“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這份奏報究竟是實情還是新朝對舊主的刻意貶斥？

范旻赴任前，宋太宗曾對他贊譽有加：“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卿之功也。”這番評價源于范旻在淮南的政績，也讓朝廷對他安撫兩浙民心充滿期待。

彼時的兩浙，剛剛經歷政權更迭，錢氏家族八十余年的統治留下了復雜的遺產。

宋太宗之所以同意盧多遜的提議，正是深知這片“地狹民眾”的區域潛藏著深層次的民生危機。

錢氏統治期間，始終奉行“外厚貢獻”的國策，無論中原王朝如何更迭，都以重金賄賂求得自保。

為了維持龐大的進貢開支和內部奢靡生活，只能將壓力轉嫁到百姓身上。

范旻抵達兩浙后，所見所聞與傳聞一致，隨即“悉條奏，請蠲除之”，而宋太宗毫不猶豫地“詔從其請”，這份迅速的回應，從側面印證了錢氏苛政在當時已是公開的隱患。

范旻奏報中“雞魚卵菜，纖悉收取”的描述，在多部史料中得到印證。

有記載明確提到，錢氏征稅“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小到一只雞、一條魚、一枚蛋、一只雛鳥，都要每日上門收取。

更令人震驚的是賦稅的催收方式。

“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數十，多者至五百馀”并非虛言，史料中詳細記錄了這種刑罰的執行場景：“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以次唱而笞之”。

南唐使者湯悅、徐鉉出使吳越時，曾“夜半聞聲若獐麂啼叫”，次日詢問才知，是縣衙官吏深夜催繳賦稅時百姓受刑的慘叫。

除了鞭背，“民欠升斗，必至徒刑”也是常態，沉重的刑罰讓百姓不堪其苦。

除了苛捐雜稅，錢氏還征收繁重的“身丁錢”，成年男丁每年需繳納三百六十錢。

這筆賦稅讓貧困家庭陷入絕境，“貧匱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棄于襁褓，或賣為僮妾，至有提攜寄于釋老者”，甚至有人“至老死而不冠者”，寧愿終身不申報成年，也不愿承受這筆負擔。

徭役同樣繁重，錢镠時期大修杭州城和水利工程，百姓怨聲載道，有人在城門張貼標語：“沒了期，沒了期，修城才了又開池”，道出了無休止勞役帶來的痛苦。

錢氏統治兩浙的八十余年，并非只有苛政一面。

在五代十國天下紛擾、殺人如麻的亂世中，吳越國“獨不興兵革，休養生息”，百姓得以“老死不識兵革”。

錢镠確立“保境安民”的國策，停止對外擴張，除了少數邊境保衛戰，境內長期保持和平。

錢氏家族也有不少惠及民生的舉措。錢镠主持修筑錢塘江海塘，抵御潮水侵襲，保障了杭州平原的農業生產；歷代吳越王疏浚西湖、興修水利，為江南農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錢镠本人“自奉節儉”，衣服被褥皆用綢布，非公務宴會餐具“惟瓷磚漆器而已”，其統治“內敦恭儉，外正刑賞”。

到了錢俶時期，更是順應天下大勢，選擇“納土歸宋”，使兩浙地區避免了戰爭浩劫，實現了和平統一。

蘇軾在《表忠觀碑》中寫道：“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游，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歐陽修在《有美堂記》中也將錢塘與戰亂后的金陵對比，稱贊錢塘“民幸富完安樂”，皆因錢氏歸宋“不煩干戈”。

面對兩浙百姓的困境，范旻抵達后立即展開整頓。

他將錢氏時期的苛政“悉條奏，請蠲除之”，具體包括廢除“雞魚卵菜”等雜稅、停止鞭背催稅的刑罰、減免拖欠的賦稅等。

宋太宗接到奏報后，迅速下詔批準，明確表示“江浙等路李煜、錢俶日，民多流亡，棄其地，遂為曠土”，要求地方官“召游民勸其耕種”，以減免賦稅的方式吸引流亡百姓回歸。

在范旻的治理下，兩浙地區的民生狀況逐漸改善。

那些曾經因逃避賦稅而流亡的百姓，紛紛重返家園耕種土地；苛捐雜稅的廢除，讓百姓得以喘息，“民苦其政”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轉。

范旻的舉措不僅踐行了宋太宗“安撫民心”的初衷，也為北宋鞏固對兩浙地區的統治奠定了基礎。

歷史的真相往往藏在細節之中。

錢氏統治兩浙的八十余年，既有“保境安民”帶來的和平穩定，也有“賦斂苛暴”造成的民生疾苦。

范旻的奏報并非片面之詞，而是對當時百姓真實處境的客觀陳述，還原了這段復雜的歷史。

錢氏的和平歸宋為兩浙帶來了統一的契機，而范旻的除弊興利，則讓這片富庶之地真正走向安寧，兩種選擇共同造就了后世江南的繁榮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