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特工槍擊惹禍，特朗普態度軟化三板斧救場

2026年1月，喬治·弗洛伊德所在城市，聯邦特工開槍，州刑事調查局帶著搜查令趕到但是被拒之門外。5秒、10聲槍響中，有一個名字被定格了，那就是普雷蒂。她是急診科護士，夜班之后在街角用手機拍攝ICE執法，沒有沖向任何人，也沒有拿著武器。隨即出現辣椒水、推搡、壓制，之后是一陣混亂，隨后槍聲驟起。

官方很快給出“正當防衛”，但是視頻還在，直覺還在，質疑聲一片：威脅在哪里？為什么不用辣椒水呢？什么時候把公共執法變成了“阻礙”？答案不詳。半個月前，同城37歲的女性古德在試圖駕車離開的時候被ICE擊斃。短期內，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單位，有兩條生命消失。街頭再次聚集起來，“廢除ICE”口號又響起了；白玫瑰、寫滿名字的紙板同黑色裝甲、戰術背心相對峙，空氣中也變得堅硬起來。

為什么一個移民執法機構會這么強勢呢？權力加大后的問題。特朗普重新回到白宮之后就定了今年要驅逐一百萬非法移民的目標，配套法案、巨額預算、裝備升級層層疊加，隊伍擴張加快；招聘門檻降低，培訓期縮短到八周，配發武器之后馬上上崗。更有甚者是“有你們才安全”的政治信號。副總統萬斯把“附帶損傷”說得輕描淡寫，有些人把它當作免死金牌，甚至在鏡頭前說，“我們只聽從總統的命令，他讓我們保證街道的安全。”當一個機構只聽一個聲音的時候，結果通常都不會很溫柔。

他立刻行動起來，矛頭直指明尼蘇達州民主黨州府，指責地方管理混亂，聯邦政府在“收拾爛攤子”，司法部給地方官員發傳票，指責他們妨礙聯邦執法，話題由“槍聲為何響起”轉為“誰在阻撓”。另外微調語氣，不再動輒把人群稱為“暴徒”，向州長沃爾茲傳達出愿意“審視”槍擊、考慮暫時減少聯邦特工人數的信息。他知道這一次不一樣：受害者是護士、白人中產、會投票的鄰居和同事。在外交方面提高聲音，對韓國商品征收高關稅、對伊朗采取強硬態度，試圖轉移國內視線。分散焦點的老辦法能不能起作用，就看公眾會不會繼續追問下去了。

街頭，有人對著鏡頭說，拍攝是公民的權利，就算你不贊成也得接受。旁邊的女孩子拿著手機，眼睛紅紅的。人們不是不害怕，而是更害怕沉默。

本案有一些重要的地方不能繞過去。

第一種方式是現場判斷。普雷蒂拿著手機并不構成致命威脅，執法首先應該做到警示、溝通、劃定界限，而不是使用辣椒水或者連發射擊。鏡頭內沒有有效的交流，那五秒鐘就是一口井，把程序吞下去了。

第二，管轄邊界。州調查員被擋在門外，聯邦特工說“不是你的管轄范圍”。聯邦在州內開槍阻止州法實施，公平、公開難免受到質疑。法治的平衡要相互制約，而不是一級壓一級。

第四種是政治上的權衡考慮。態度為了選票而變，修辭救不了生命。如果制度上不堵住漏洞的話，那么下一次就可能會響起槍聲。

經歷過弗洛伊德之痛的城市又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最基本的底線就是：公共執法的拍攝要受到保護，地方依法調查應該得到保障，致命武力只能作為最后一種手段。這些很容易理解，也很容易寫進規章制度里，但是執行起來很難，控制起來就更難了。

刺痛的是權力的不對等：它可以使用武器、封鎖現場、操控輿論、改變議程；普通人能做到的，就是拍下這五秒鐘，喊出這句話，站在警戒線之外。公民社會本來就是靠這樣的東西支撐起來的。除了情緒之外，還要用規則加以約束，寫成一條條規則落實到一線。

這套“組合拳”也許能短期內壓制住火頭，但是問題終究還是解決不了。ICE暴力執法背后的政治極化、執法軍事化。當機構只聽一個人的時候，當執法受KPI影響，當“附帶損傷”被默認為常態時，悲劇就不會停止。普雷蒂的名字也會像很多名字一樣出現在清單里，但是我們不應該習慣這樣的清單。